说老实话不丢人||我读《文学体验三十讲》（8）

这一讲的标题是《上等人和失败者》，主要内容是讲上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北京人艺公演的话剧《推销员之死》。

什么样的人是上等人？按照流行的传值观念，有权有钱的人就是上等人，官员和富人，官二代和富二代就是上等人。反之，失败者自然是穷人，或者是曾经富过后来却破产了的穷人。

推销员威利就是一个失败者，他们一家人都是穷人。

在当时的苗炜看来，威利一家并不穷，不但不穷，跟那时的中国人相比，应该说很“阔”。你看人家威利：

楼上楼下的独立住宅，有个小院子，有冰箱、洗衣机、吸尘器，有汽车，威利出门挣钱，太太在家做家务，有两个儿子。

回想1983年，我正在为是否调到广播电台发愁。愁啥呢？愁的是粮食定量。我当时在一家国企当工人，每月粮食定量35斤，如果敞开吃，60斤都不够。而广播电台属事业单位，定量才27斤，还不够我塞牙缝。至于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啥的，说实话根本不知道长成啥样。我和妻子加上上幼儿园的女儿跟父母住一起，妻子和女儿睡床，我睡沙发。夜里读书写作，得用一大摞中外名著挡住台灯。就是这样，我家在当时已经属于“上流社会”了。每念及此，都要感谢改革开放，缅怀邓公。

再说当年的威利。

威利是个推销员，要经常出差去推销货物，他的收入基本上就靠佣金，卖出去多少东西，拿相应的提成。生意好的时候，他一周能拿回家七十多块钱，可家里的冰箱是分期付款买的，坏掉一个零件要修；吸尘器是分期付款买的，每月要付钱；屋顶漏雨，修一次要二十多块钱；汽车修一下要三块钱。做家务的太太说，半个月有一百二十块就够了，他一定能做到。好，一个星期挣七十块，两个星期最多挣一百四十块，但两个星期的花销是一百二十块，这就是威利一家的收支状况。

这样的家庭当然很穷。

重头戏来了。威利需要什么呢？

他想得到尊重，想维持自己的体面，他说自己人缘好，认识一些重要人物，到哪里人家都尊敬他。

他想被需要，他会吹嘘自己当年为公司打开市场。

他还会与邻居攀比，比住房，比收入，比儿女。

他还有爱的需求，搞了一次小小的婚外恋。

威利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出人头地。

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网络语言来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实际上，一个推销员很难受到尊重。实际上威利稍微上了点年纪，便被公司解雇了。实际上威利以及威利的儿子最终都是失败者，都没有办法出人头地。他们的一辈子，无非是在努力活着而已。

威利的故事，如今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可能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以至于嚷嚷着要“躺平”。

但还有一种人，为达到一种虚幻的满足，采取了矫饰。

剧作家阿瑟·米勒说：

“我感觉到，我们一定是一个极其孤独的民族，被巨大的自我满足的矫饰分割开来，被碾压得如此精细，以至于我们不再触动别人了，我们正独自地企图拯救自己，这是不道德的，这是我们之中的腐蚀剂。”

于是贫穷看不见了，人们对贫穷和穷人的议题采取了一种“共谋的沉默”的态度。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每个人每小时都能赚十五美元以上的世界，电视里都是时装设计师、老师、律师的故事，穷人已经从日常娱乐中消失。

阿瑟·米勒说的是美国，而我想到的是我们的电视剧和朋友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学会了炫富，学会了炫耀岁月静好。电视剧里，演员衣着时尚，出则星级酒店或者旅游圣地，入者豪华别墅或高档公寓。朋友圈里，没有菜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有鲜花，美食，精致的生活以及挥舞着的五颜六色的纱巾。我们写的文章，字里行间，也很少出现穷人的身影。

为什么不微笑着说一点自己的烦恼，忧伤，困顿？为什么不微笑着说一点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糗”和“囧”？

说老实话其实不丢人。

2022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