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50讲

【中国史纲50讲】40|民族主义带来国民政府困局

2018-02-10  本文已影响172人  众神_跪下

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推动者,无论是追求普世主义的共产党,还是追求民族主义的国民党,都吸收了列宁主义的深刻影响。

这一讲,我们先来说一说国民党。我们知道国民党最终失败了,它失败有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很多原因,这一讲我们先来说政治上的、也是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它格局太小。因为它尝试用民族主义的路径来整合中国,但是中国是一个内在多元的超大规模的国家,这种国家用民族主义是搞不定的。

所以这一讲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方案,是如何在内政和外交上遇到困境的。

列宁主义促成国共合作

先解释下,为什么苏联不仅仅会支持共产党,还会支持国民党。

前面讲俄国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列宁认为,在俄国革命之后,之所以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发生连锁革命,就是因为它们手上掌握着庞大殖民地,可以从这里掠夺财富收买本国无产阶级,于是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就弱化了。

而苏联的使命是要带来世界革命,所以苏联要推动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哪怕这些地方发动的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仅仅是追求本国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革命,也能让帝国主义国家没法再收买本国无产阶级,让它们内部矛盾激化,从而实现世界革命。

所以,苏联在中国既会支持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也会支持共产党,它认为这些都是属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于是就有了咱们在历史书上学过的1924年初开始的国民党改组,孙中山采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怎么联共呢?在苏联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干嘛呢?扶助农工。国民党内部成立了一系列的部门,像什么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等等,承担了国民党向工人、农民等社会基层人群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把革命理念灌输到这些群体头脑中去。

国民党又成立了黄埔军校,要打造一支服从国民党领导、有革命信念的现代军队,孙中山从此摆脱了依赖军阀支持,反过来又受制于军阀的困境。

所有这些做法,在今天可能觉得并不新鲜了,但在当时,莫说是在中国、就算是在世界上都是绝对的新事物。列宁主义不仅是一套意识形态,还是一套史上前所未见的、超级有效率的组织模式。列宁把意识形态和这套组织模式结合起来,打造出一个强大的政党集体,既有效率、又有信念,在俄国所向披靡,几乎是白手起家建立起了苏联。

国民党并未接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接受了它的组织模式来改造自己,便脱胎换骨。过去国民党面对北洋军阀的蛮横总是有心无力,这回就像练完了独孤九剑的令狐冲再去对付田伯光。改组后仅仅两年多,从广州起步发动北伐,摧枯拉朽,横扫了各种北洋军阀,迅速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要不是日本人在中间插一杠子,就直接打到北京甚至东北了。

“格局”不同终至分裂

但是,就在北伐的过程中,曾经紧密合作的国共双方却在1927年分裂了。

为什么会发生分裂呢?这就得解释一下国共双方的共性与区别了。两者都是高度革命化的政党,都以列宁主义的方式设计自己的组织机制,但是两者对于革命目标的设定有着很大不同。

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民族主义的,认为自己只要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不会关注国外的太多事情。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则是普世主义的,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光靠中国革命远远不够,必须通过世界革命才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不过严格说来,两党的革命目标初看上去有差异,但实际上其核心都是救亡,所以差异并不体现在这个核心目标上,而体现在思考问题的格局上。

格局会有差异,是因为,国民党没有接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则接受了。于是,国民党眼光向内,认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就以中国为单位来思考就行了。共产党则眼光向外,认为中华民族的救亡也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格局之下才能真正实现。

但共产党在这会儿对于革命的理解还极为机械,认为应该严格按照苏联模式来搞,于是就弄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并不符合中国现实需求的政策出来,国民党就与它分裂了。

共产党的革命策略在此后有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这也伴随着共产党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的深化过程;搞清楚这个,对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内容到后面再展开,这一讲只说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的政策发展及其内在蕴含的问题。

国民党眼光向内,要把国民全都整合起来,就直接从西方借用了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内在多元、高度复杂的超大规模国家,用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实际上是搞不定的。民族主义的狭隘格局,让国民政府的统治对内面对边疆、对外面对与其他大国关系,全都搞得很成问题,焦头烂额。我们分别展开来说一下。

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无法整合中国

先说边疆少数民族问题。

咱们在前面讲辛亥革命的时候谈到过,民国的基本原则是“五族共和”,就是说汉满蒙回藏(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加在一块构成一个“大中华民族”。

问题是,究竟啥是“大中华民族”呢?它仅仅是汉族的延伸,还是一个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更大的民族呢?

如果仅仅是汉族的延伸的话,那就不应该说“五族共和”了,直接就说大中华民族等于大汉族不就得了?可是这样大中华民族就没有道理统治满蒙回藏这些地区了,因为这些地方在当时都是少数民族为主的。

所以“大中华民族”应该是个超越于汉族之上的更大的民族,那么这个更大的民族究竟是什么呢?这得说清楚,把道理说通,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才会愿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非常麻烦的是,民族主义里面有一种理论预设,要求所谓的“民族”得是一个内在无差异的群体,也就是说,大中华民族应该是内在无差异的;可是汉满蒙回藏是有差异的,谁都看得到啊,那要怎么来解释大中华民族的概念呢?

国民政府要用民族主义来整合中国,在这就遇到了困境,这个困境在历史上导向了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是,由于解释不清那些差异,索性把中华民族说成是汉族的延伸,认为少数民族的历史命运就是汉化,这样就会在未来消除掉差异。

但这很难让少数民族接受,于是又会导出第二个结果,少数民族索性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要求分离出去。

当然了,这不代表少数民族地区就一定能够分离出去,但是一定意味着国民政府在那里的统治会不稳定,如果刚好此时还有不怀好意的外国在这里捣鬼,那么国民政府就有可能对这种地区失去实质性的统治。

在抗战时期,这个事情变得特别紧迫。当时日本搞了一个战略叫做“泛阿尔泰主义”,就是说满蒙回藏这些族群都是阿尔泰语系的,你们跟汉族本来就不是一家的,被汉族欺负了,我来帮你们独立出去,形成一个泛阿尔泰语系的国家群。

日本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好心呢?因为我也是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啊,咱们泛阿尔泰语系是一家!实际上日语到底是不是阿尔泰语系的,这在语言学上争论很大,有说是的也有说不是的,但日本肯定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说法。

日本就按照这个战略在努力肢解中国的边疆地区,一旦成功,就可以从海上一直到中亚大陆,对中原地区形成一个战略大包围,困死国民政府,那么大东亚的战略就成功了。

日本的这套打法,不仅仅从军事上,更从理论上要彻底瓦解掉中国,这就让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更强地激活了。所以当时不仅国民政府在努力反击日本,学界也在从理论上反击,有几个重要的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中华民族是一个”,但这些学者也没有足够好地解释清楚,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大中华民族是什么。

之所以有这困境,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的理念是没法真正用来整合内在多元的中国的。

国民党外交上的视野和格局

再说与大国关系的问题。民族主义的格局,会让中国这种超大规模国家没法恰当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小例子来看看,国民政府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视野和格局。

从1937年开始,中国独自对抗日本好几年的时间,终于坚持到1941年底日本人跟英美撕破脸了,蒋介石松了一口气。他就安排在1942年初访问印度,试图调解印度的民族主义领袖尼赫鲁、甘地等人与英国殖民当局的矛盾,以便让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日本。

但英国不愿意中国过多掺和到印度的事情当中,怕中国人会跟印度人联手把英国人赶走,所以虽然对蒋介石在印度的行程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在会见尼赫鲁和甘地这件事情上设了不少障碍。

蒋介石知道英国人的小心思,但这却刺激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再联想起此前英国的一些作为,就觉得英国人尽管不像日本人那么危险,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接下来就发生了一系列外交上的赌气行为。

比如,1942年底宋美龄访问美国,希望美国人支持中国的抗战,在国会演讲之后又在全国发表巡回演讲,极受美国民众欢迎,大获成功。英国国王于是发出邀请,希望宋美龄访英,但是宋美龄给拒绝了。

不仅如此,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好在美国,宋美龄也拒绝见丘吉尔,反倒公开发表声明,要求英国释放被软禁了的印度领袖尼赫鲁。

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看着宋美龄的这些做法极为无奈。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非常懂得如何与西方打交道,他曾是中国派出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和会上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曾说过一句轰动西方的话,“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顾维钧深知,英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拒绝英王、冷落丘吉尔,这种赌气行为看上去很痛快,大长民族主义的志气,但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会有深远伤害,因为中国有着比向英国人撒气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不能让一时的赌气破坏了大事。

他在无奈之中只能再提醒宋美龄,既然已经都这么做了,也没办法了,但是既然不去访问英国,那就千万别去访问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否则对英国人的侮辱就太大了。宋美龄根本不听,偏偏就到加拿大转了一圈。

宋美龄这种级别的人物,具体的活动安排肯定不是由着自己个人的性子,而是国民政府内部的决策。

这一系列糟糕的决策,反映出的是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最高统治者难以获得足够的视野与格局,作为一个弱国,在急需国际盟友最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居然会赌气行事,完全无意义地得罪英国,意味着国民政府无能力真正地理解中国现实和国际大格局。

1943年底召开的开罗会议,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极力主张下,正式把中国拉入与美国、英国、苏联相并列的地位,说这四个国家在战后将是世界四大警察,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并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战区都划归中国来统筹。

多少年来一直受尽屈辱的中国,获得了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位,这毕竟是在国民政府艰苦卓绝的战争努力下获得的,所以国民政府在国内的正当性也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准。

但是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格局太小,并没法理解这个事情的意义,不知道孰重孰轻,之后又与英国、苏联、甚至于美国发生了一些没多大实际意义的争执,以至于这个机会被它浪费了,没能把自己由此获得的超级正当性转化为在国内整合各种力量、在国际争取更多支持的契机,因此也导致了国民政府后来的败局。


本讲小节

国民党引入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让自己获得了的力量,推翻了北洋军阀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国民政府试图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整合中国,结果遭遇困境,对内无法有效解决边疆问题,对外无法有效处理外交问题。

民族主义带来的这一系列困境还仅仅是政治层面的,国民政府同时还面临着一些经济层面的困境,这些问题都给国民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日本的侵略只是使这些危机变得更尖锐了而已。我们下一讲就来看看,经济层面的困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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