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中的观念曾经深刻影响了我。现在，世界、文本和批评家都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它对批评家的考验，首先是如何在这个世界自处。不只是批评家，那些创造了可以称为文本的作家身临同样情境，当下的文学知识分子（我把作家和批评家划到这个范围中）都在面对相同的情境与问题。在谈论种种问题时，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茫然和游移不定，世界太强大了，强大到让你觉得说自己是一粒尘埃时都过于放大了自己的体积和分量。但这不妨碍我和我的同行们在文学领域，偶尔也跨界去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且不管这些讨论是否有效。我越来越不安的是，这些讨论似乎成为我们确认自我的最后一种方式。昆德拉在谈论塞万提斯的遗产时说，上帝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此刻，堂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现在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没错，我们遭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早在书本中读到了百年前甚至更早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便是在无数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更替和发展的。上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五四”为结束或开端，不仅塑造了现代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亦塑造了现代先贤和我们这一代。历史经验和现实经历现在重叠在一起，我们几乎是在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叠中讨论问题的，而问题和问题的语境又比“重叠”更为复杂。当我们面对现实之变手足无措时，我们对历史和历史在当代的新变同样缺少足够的认识。这是今天的文学知识分子遭遇到的挑战。许多年前，我在一份南方的报纸上读到一句话：“在这里读懂中国。”当时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抱负，又以为“读懂中国”太难了。我们的研究者和写作者，终其一生，都是在努力“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过程而不是结论。史学界、思想史界有过“何为中国”的讨论，我们讲“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也许是“何为中国”的另一种形式和内容。所谓“历史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不同面相都存在于“现实中国”之中，而文学只是这宏大结构中的一个环节。如果离开这个结构，我们谈创作谈批评，都可能是盲人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