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自有千钧之力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点二十三分五十八秒，一连串爆炸震碎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四号反应炉，大火冲天中大量高能辐射物质散入大气层，总量为二战时期广岛原子弹的四百倍以上。

切尔诺贝利核灾成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科技浩劫，整座城市因此被废弃，十余万民众流离失所。在此后十五年中，近八万人死于核污染，致癌人数则达到二十七万余人。

骇人的数据诚然是一种直观的伤痛表示，可对于生活于那片土地的万千民众来说，这些数据背后无数有关死亡与爱的经历与感触，才真正构成了无法言喻的痛楚以及痛楚之后的救赎。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我看遍了他人的痛苦，但在这里我和他们同样是见证人。这个事件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就活在其中。”

这位白俄罗斯著名纪实文学作家这样评论官方数据：“我时常觉得，简单和呆板的事实，不见得会比人们模糊的感受、传言和想象更接近真相。为什么要强调这些事实呢，这只会掩盖我们的感受而已。从事实当中衍生出的这些感受，以及这些感受的演变过程，才是令我着迷的。我会试着找出这些感受，收集这些感受，并将其仔细保护起来。在长达三年的行旅中，她访问了成千上百核爆炸事件历经者：核电厂工人、科学家，医生、士兵、前共党官僚、直升机驾驶员、矿工、难民、迁居的人们……他们都有着不同的职业、个性与命运，但切尔诺贝利使他们的人生轨迹无法避免地交集，成为他们终其一生试图忘却而终究难忘的灼热回忆。“我们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人。”“我们很孤单，我们在这里像陌生人，他们甚至把我们分开埋葬，好像我们是外星人。”“就像一个新的种族，就像一个新的国家。”

阿列克谢耶维奇坐在这些或垂眸或怒视，或流泪或叹息的“切尔诺贝利人”面前，倾听并记录——新婚妻子如何亲眼目睹遭受巨量核辐射的爱人腐烂死亡，然后是他们新出生的女儿；诞下怪胎的母亲们如何重新学会去爱那些没有眼睛或耳朵的婴儿，她们只敢在浴室里偷偷哭泣，浴室门前已经排起了队；尚未理解死亡的孩童如何带着诧异的表情死于脑癌，他们还不知道癌症与死亡之间的联系，生前爱在病房间打打闹闹；回辐射地区执行任务的士兵如何目睹同伴一个接一个死于各种疾病，“我从阿富汗回来，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而这里正好相反，它在你回家后才把你杀死”“我宁愿死于战争，在战争中死去是很正常的事，至少人们可以理解”……

她将一切以独白的方式呈现，附以巨细靡遗的写实描绘——这部广受关注的纪实文学《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别名《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由此问世。

作为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兴文学样式，纪实文学的非虚构性是其灵魂所在。胡适在《什么是文学》中指出：“文学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动人，第三要美。”纪实文学首先追求“明白清楚”地记述真实事件、真实经历与真实感受，而在许多值得纪实创作的情况下，客观事实的陈述自然会给人以“有力动人”与“美”的体验，真实自有千钧之力。

了解真相是人类精神生活特别迫切的一种需要，当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的工作被其他文学体裁弃置一旁时，纪实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根据艾布拉姆斯的理论，文学活动由四个相互依存的要素组成：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并包含了体验、创作和接受三个完整过程。文学创作不仅指文学四要素的形成过程，更指在建立人与写作对象之间的“诗意关系”，将人的本质力量全部展开。纪实文学存在的意义，是在历史事实展现物质世界之外，从“人”的视角展现精神世界。例如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与考证得以使我们清楚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一切了然，但我们仍需要像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家从历史宏大而冰冷的陈述句中，寻觅独属个体自己的声音，探求精神层面的真相。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一书中受访者的语言大多并不简明优美，其中甚至收录了一些言不及义的呢喃与语无伦次的怒吼，“她笔下人物说的话是非常真实的，没有被加工过。她常使用破折号、省略号，这种语言的断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讲述人各自的故事。”正是因为真实，阿列克谢耶维奇让读者无论离这些事件有多远，都能感同身受，引发人性的共鸣。

反观我国历史叙事和文学写作的重要法则，被称为“实录精神”或“直笔精神”的求实求真精神，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主旋律。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包含其中“求真实，寻实意”的写作伦理不仅成为“百世大法”， 数千年来深刻影响我国历史叙事，且对我国小说创作写实与虚构的合理均衡起了关键作用。所谓“实录精神”“直笔精神”就是尊重事实、追求真理之精神，这种精神指导着写作者进行源于生活和事实的文学创作，符合现代小说理论所强调的真实可信与客观效果。

当今中国纪实文学并没有跟上其他体裁的发展，“实录精神”“直笔精神”的相对缺失是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文学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趋势使纪实文学在情节上偏向于趣味性或煽情性，竭力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和欲望化书写，时常忽略了纪实文学创作中尤为重要的写作深度与社会责任感，以及非虚构性带来的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而俄罗斯文学谱系中“强调纪实、影响今天”的传统依旧被较好地保留，俄罗斯文学很少出现基于娱乐与消遣的写作，大多以人文情怀与哲学意味取胜，这也许是中国当代纪实文学创作者需要学习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颁奖词为：“她的复调作品是对我们时代磨难与勇气的纪念。”当时代的磨难与勇气被某些嘈杂繁闹掩盖时，真实永远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带给人类启发与救赎，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当我跟随着这些情感脉络一步步走到这里，发现书中的每一段叙事都可以脱离一九八六年，可以脱离切尔诺贝利，发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个故事中。”

近日英国电视制作人用无人机航拍了此次核事故遗址，镜头中荒废的切尔诺贝利寂静如鬼城。

而在寂静之中，真实发出的声音自有千钧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