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和“二十一条”

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上签字

一直以来，1915年北洋政府对日“二十一条”交涉都被看作袁世凯“卖国外交”或“屈辱外交”的典型，而且无论教科书中还是国人的历史记忆里，袁世凯大都被认为是因称帝需寻求日本支持而主动接受“二十一条”的，因此，“窃国大盗”袁世凯又多了个“卖国贼”的称号。

然而，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显示，袁氏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固然饱含屈辱，但实在谈不上“卖国”。

袁世凯和日本的恩怨一直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前期，因此在其掌权后就竭力抵制日本，日本对袁世凯也颇多不满。辛亥后，袁世凯大权在握，日本要想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权益，始终绕不开袁氏，但袁氏在外交上一直是依赖欧美抵制日本，这对日本谋求在华利益始终是一大障碍。而正是在此背景下，一战爆发了，一直被袁世凯凭借用以制衡日本的英俄德等国深陷欧洲战场无力东顾，日本看到了宰割中国的大好机会。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违背外交惯例，越过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密约，分为五号，旨在将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国。

很显然，对任何当国者来说，“二十一条”中对中国主权的这种侵犯已经完全超出了可以承受的底线。对袁世凯来说也是如此，在接到日本“二十一条”的密约后，袁氏愤怒地对其日本军事顾问表示：“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尤其对第五号最为不满：“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军）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如允其一，国即不国……予见此四条，……誓以予一息尚存，绝不承诺。”

就在日递交“二十一条”的当晚，袁世凯就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税务处督办梁士诒等人商讨应对之策，此后又连续召集陆军总长段祺瑞、司法总长章宗祥等人听取意见。但是商量结果意见不一。最终，袁世凯表示“经过慎重考虑，主张和日方谈判。”

为了能够给谈判赢得更多的时间，袁世凯尽量拖延谈判进程。袁氏在日方提出“二十一条”之后不久就更换了外交总长——任命陆征祥取代孙宝琦。袁氏之所以这样做有两种考虑：一是新官上任要处理很多事情，会耗去很多时间，因此对日交涉肯定受影响。二是袁世凯认为陆征祥外交资历丰富，但不懂日语，因此会议进行时双方言词翻译可以耗去不少时间，进而起到拖延谈判的作用。

袁世凯还派人赴日摸清日本的真实要求，并利用日本国内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与日本周旋。一是派人暗中结交日本政界要人，谋求软化日本政府内部的强硬立场。二是派曾叔度联络、结交有相当智识的日本浪人。为了弄清日本威胁中国是虚声恫吓还是真的要诉诸武力，从而把握谈判的分寸。

为了营造汹汹反日民意以增加谈判时的筹码，袁世凯还刻意秘密安排泄密“二十一条”并放任国内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相关消息。将相关内容、恶劣后果和性质泄漏给美、英、俄等国使馆或记者，并利用报刊的传播在国内外形成反日风潮。而之后形成爱国民意也的确对中国代表的谈判有所助益。

袁世凯在利用报刊促成民意反日以增加谈判力量的同时，也在加紧向美英俄等国寻求支持，希望使各国知晓“二十一条”对其在华利益的损害，因而对日施压逼日让步。

袁世凯运用各种策略，使中日会谈拖延了近3个月之久，日本最终失去了耐心，遂于5月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碟。5月8日，在对外求助无效，国内又贫弱无力的局面线，袁世凯认为中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己接受日本通碟之要求”。最终，中日双方在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民四条约》。

从对日交涉的最终结果来看，虽然袁世凯最终仍无法避免妥协签约丧权辱国的命运，但是其三个月的努力，的确己使中国的损失尽量减少。我们将《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本相比就会发现，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这些不得不说是袁世凯外交努力的结果，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