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文化的病征：早熟与停滞——读《中国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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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素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之称，当年以中学文凭被蔡炎培聘为北大教授，一时传为美谈。他在战火纷飞中历时九年写就这本《中国文化要义》，第一次出版已是远在1949年。本着“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宗旨，作者将旧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了深刻的横向比较，试图破解数千年中国停滞不前之谜，并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在作者看来，文化的形成，即非一元、也非机械，不同文化具有各自的个性特征，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即是早熟。书中写道：

“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欠缺，却非理性的欠缺，而是文化早熟的欠缺。”

西方文化的发展是由表及里，先注意到身外的万事万物，再慢慢开始关注内心。正因为此，西方文化更加关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科学也慢慢得以产生。而古代中国文化却径直从人的内心出发，由内而外，涵盖全局。由于只注重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在中国不见其踪，而伦理学却大放异彩。这种反常规的发展路径，是为早熟。

作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内向性，自稳定性的特征。其国民特征是： 悠悠然不慌不忙，稳健、老成持重、心眼多、有分寸、近情近理、不偏不倚、不露圭角，而具有最大之适应性。这样的社会有伦理而无科学，有宗族而无个人，有职业而无团体，有义务而无权利。整个国家前进不能，后退不可，于是陷入盘旋往复的窘境。好比一个生长发育过早的儿童一般，其生理机能也会更早进入老化。早熟的文明，最终将陷入停滞和衰弱。

 中世纪欧洲依靠宗教来维系社会，作为一种团体的宗教势必需要明确其成员应当遵守的规范，到了近代则以法律来限制人们的行为。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没有任何宗教获得过压倒性的统治权威，道德礼俗取代了宗教法律的地位。

伦理道德诞生于家庭，而道德治国的本质在于将国家和社会的所有事务内化为家务事来处理。 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内，以道德统括文化，依靠道德治国。 “伦理处处是一种尚情无我的精神，而此精神自然必以孝悌为核心而辐射以出”。

一个靠伦理道德维系的社会，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科学，同时也摈弃了法治。儒家精神固然铸就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底色，但是在硬币的另一面，是否也同时禁锢了古代中国探索另一种演进路径的可能呢？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有责任感的学者无不想探寻造成这种困顿局面的原因。梁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我无意乎学问”。他更希望得到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思想而行动的人。”

 知行合一，表里皆我。对一个学者来说，这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