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父亲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瘦瘦高高，不善言谈，我从陈的母亲嘴里听过他，说他多在工地上，工作忙碌，少有时间；还说陈叛逆得厉害，唯一怕的就是他的父亲，但这里的怕，只是比他母亲多出来的一些动手能力，我在把陈交到他们手里时，父亲在我面前踹了儿子一脚。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到他儿子的影子，尤其是说话短促、气息深沉的样子，但是儿子的深沉中是一种不屑与执拗，而父亲的深沉是作为一个农村人的朴实与羞涩。所以一个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农村人，三个星期以来一直奔走在他从来不熟悉的政府机构——市教育局、县教育局，他会是那么无力和无助。他大概像一个土拨鼠一样在沙滩上，在海洋里逆水行走。他碰了很多壁，当机关里的办事者用他们懒散的作风把“人不在”、“网络出现问题，明天再来”、“需要写一个申请”等问题抛到他面前时，他的脑袋顿时疼痛起来，心里焦灼着，他初中毕业，话都不能连贯地说，他闷头干活应该是一个好手。他来市里打听咨询、办手续时，或者在某个小饭馆吃午饭，待上一会儿，或者就在教育局或学习附近的街道上溜达，等来下午上班的时间。他一遍遍跑学校，跑教育局，跑办公室。他想要把儿子的学籍转走，就必须寻找接收部门、接收学校，用他的笨嘴拙舌恳请、求取，动用他以最大极限挖掘出来的人脉关系。

终于在某一天下午，他来到我的面前，告诉我“下家”已经找好了。他拿来三张A4纸，上面已经盖好了若干个章，是他踏破门槛磨薄鞋底换来的，他让我帮助他把程序梳理梳理，我带着他去校办室，去教务处，摸清办手续的思路，他又一趟趟奔波于教育局和学校之间，又开始了一系列的盖章之旅。

几天后，他打来电话。他说，办事当天，教育局的网络出现了问题，让他等电话，但是几天下来，他在家里干等着，没心思出门上工，又等不来电话，只能心里着急，“你们学校跟他们熟，你帮我问问，办好了没有，我这什么也不能做。”

来电话后的第二天，他找到我，要走学校的最后一套程序，需要找若干个部门领导，签字盖章。他的儿子本学期在本校上到了三月份，他会有一些退费，我告诉他去哪里找领导，指给他财务处的位置……

一个小时后，他敲开我办公室的门，探进头来，欲言又止。我明白，我随他出去，他站在楼道里对我说：“赵老师，现在……都办清了……我……”

我见他停顿，刚要接话，我看见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暗红充满褶皱的脸上，突然蹙缩在一起，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我的面前哭了起来，他哽咽着，已经不能讲完下面的话，他单只手遮住面部，后背靠在墙上，佝偻身体，比我高半头的他像瞬间垮掉了，像在祭奠他二十多天的奔波，二十多天的坚强，二十多天的脆弱……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了巨大的苦涩。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有责任，我没把陈教育好。”

“不是，赵老师，是我……是我……我这个当爹的……”

“不要这样……这不一定是坏事，那天他来收拾东西，我看他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想，他一定会终身记住这次教训的，只要会做人，走上正路，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他扭过头去，面向墙壁，无声的掉着眼泪，不能自控的样子。几分钟后，下课铃声响起，学生来来往往。我说：“这样不好。”他扭过头来，向我摆摆手，手从脸上撤开的那一刻，我看见那张黑红黑红的脸恢复了平静，眼圈有些红晕，我看着他挺直高大的背影走下楼去。一个与我见过三面，通过几次电话的四十岁男人，哭泣之后，消失在人来人往的学生群中。

他的儿子——陈，初二的时候，由他引起一场涉及多个班的打群架事件，记大过处分。初三时公然在校园里与女生约会，牵手搂抱，教育后仍然不改。初三时，他多次携带学校禁止的手机，在宿舍玩至深夜，害人害己。最后一次，中考前三个月，他所携带的手机以及成人用品，被查宿老师发现，学校认为，影响极其恶劣，屡教不改，不适合在本校学习，给予陈劝退处理。同时被处理的我，经历此事件，对班主任的工作有了无以言说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