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长短经（反经）》卷10臣行诗解2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

赵蕤《长短经（反经）》卷10臣行诗解2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不可谓仁叔孙通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义重于生好可舍生

题文诗：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

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孔子答曰:

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心在,

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

后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泄冶,为下大夫,

无骨肉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

一国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经有云:

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泄冶之谓.或曰叔孙,

通阿二世,意也可乎?司马迁曰;量主而进,

前哲所韪.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

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

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蜲蛇,盖谓是也.太史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吏也.班固曰依,

世则废道,违俗危殆,古人所以,难受爵位.

由此言之,存之与死,其义云何?对曰范晔,

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也若,

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

终为所诛,其为非乎?范晔评曰:桓灵之世,

若陈蕃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

山岨峗中,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

不能洁情,志违埃雾.悯夫世士,离俗为高,

而人伦莫,相恤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

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也及,

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者.

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矣哉.议曰此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舍身取义,

义无反顾,义薄云天.或曰臧洪,死张超难,

可谓义乎?范晔议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

愤谓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

怜也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

若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

所在而已.况偏城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

敌之衡以,纾倒悬会,忿悁之师,兵家所忌,

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议曰臧洪,

当纵横时,行平居义,非立功士.或曰季布,

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匪匿,其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楚,

身屡典军,搴旗数矣,可谓壮士.然至其被,

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

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故,

终为汉将.贤者诚重,其死而夫,婢妾贱人,

感慨自杀,者非勇也,其计虽尽,无复之耳.【原文】2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蜲蛇，盖谓是也。”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吏也。”朱云延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岨峗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矣。”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悁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跣号泣，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匪匿，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音绮连反)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议曰：大史公曰：“魏豹、彭城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　　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　　管子曰：“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候。”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　　此皆士之行己，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译文】2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先生考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道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

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容易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保全自身以后，在那样的乱世是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象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有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在谈到官员的标准时说：“在朝为官而不给领导提意见，这种官员要不的。”比如朱云和张禹的事吧，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让圣上看，象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勾通，该杀！”　　班固对此发表意见说：“为人处世太难了，跟着时代、世俗走吧，就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马上变的举步维艰，危机四伏，至少这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给饿死。因此古代的人给官也不做。为什么不愿做官？为什么要清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可是如果估量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那又何必出来？这样一想，就不轻易接收招聘了。”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有时候连命也得搭上，这生与死的取舍，该怎么讲呢？　　范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就连饭也吃不上，连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只讲求生，为挣钱，为当官，连命都不要，伦理道德的贯彻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是这样：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舍义求生。否则，只能殉难以全节了。”）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象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　　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义之心为已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三国交战的时候，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　　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胡涂。三国交战的那个时代，正象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象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　　对此范晔也有他的看法。他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象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帮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汗战，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唯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人讲道义，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剧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　　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有人问：“天下闻名的游侠季布，当年曾是项羽麾下战将，一次追击刘邦，差点杀了刘邦。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悬重赏全国通缉他，同时下令，谁敢藏匿他就诛灭九族。弄得季布无处藏身，剃成了光头，毁了容，东躲西藏，四处流窜。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穷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象季布这样的壮士，一反昔日刚勇豪迈的气概，去做窝囊的亡命徒。这样对吗？”　　司马迁在谈到季布的行为时说：“在刘、项争雄的时候，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在楚军中以武勇扬名楚国，每次战役都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多少次冲入敌军夺旗斩将，称得上是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项羽失败，刘邦下令通缉他，要抓他杀他的时候，他又甘心为奴而不自杀，又显得多么下贱，一点志气都没有。季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肯定是坚信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错了胎，走错了路，所以受尽了屈辱但不以为耻，盼望有机会能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潜能，所以最终还是成了汉代的名将。由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窥测出他的志气、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样忍厚负重，委屈求全。由此看来，一个有见识、有素养、有气魄的贤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并不象愚夫愚妇一样，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气得寻死上吊，这并不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是计穷力竭，觉得没有办法挽回局面，走到绝路上了，所以才去自杀。而胸怀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还有一线东山再起的希望，是绝不会轻生的。”　　[对生与义的冲突和取舍，司马迁还有一种说法：“在楚汉相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自己的军队，能征惯战，都是一方的霸主，他们投靠哪一方，对局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两个人虽然出身卑贱，一个是亡命徒，一个是打鱼的，然而乱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众呼啸，攻城略地，席卷千里，就有了称王称霸的资本，杀人 放火，气焰嚣张，天天都是他们得意的时候。这种土匪、流氓出身的投机分子，心怀叛逆，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有油水可捞，一旦社会安定，就没他们的立足之地了。这种人失败了是不会自杀的，他们宁愿被俘虏，受尽凌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这是什么道理呢？”　　司马迁说：“象这样的行径，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会觉得羞耻，更何况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项羽失败了，都因元颜面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了。但这些人失败之后，宁可被俘也不愿自行了断，落到坐大狱、受刑戮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人，唯一忧惧的是此身不保，只要‘留得青山在’，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点权力，就想实现他的理想，让天下来个天翻地覆，所以他们宁愿做囚犯也不想死。”　　这些纵横之士，只想如何建功立业，为此受什么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马迁在《蔺相如列传》之后，赞颂蔺相如时说过：“一个人明知干一件事非死不可，还要决心去做，这是需要大勇的。死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如何处理。决定死还是生，这不但要有大勇，还要有大智。当蔺相如捧着和氏壁，眼睛看着柱子，准备人玉俱毁的时候，回过头来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蔺相如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一文弱书生，当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过被砍头而已。可是在那种情况下，能做出这一决定是最难的，就连当时在场的文武百宫，都吓得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然而蔺相如却能气势夺人，反而镇住了秦国上下。后来他回到赵国，因此举功劳太大，位比廉颇，老将军心有不服，处处和他过不去，然而蔺相如总是百般谦让，后来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象蔺相如这样处理生与死、荣与辱的，才算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时、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不轻言牺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气的英雄。　　齐桓公的名相管仲说：“人们认为我被齐桓公俘虏后，关在牢里委屈求全是可耻的，可我认为有志之士可耻的不是一时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对国家、社会做贡献；人们认为我所追随、拥戴的公子纠死了，我也应该跟着死，不死就是可耻，可我认为可耻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让一个国家称雄天下。”　　管仲的这番话表明，有经世治国之才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改天换地作为人生之目标，所以决不会把生死看得太重。季布也罢，管仲也罢，这些有才有识之士，对自己一生的行为，乃至死与不死，都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