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老舅”何申先生

2020-02-22  本文已影响0人  杨仲凯律师

前一段时间,我还隐隐的想起了何申先生。我脑海里一闪念,何先生好像好久没有跟我联系了呢?

此刻才知道,我是再也听不到他熟悉和亲切的声音了,就在这个新冠病毒肆虐的特殊的春节,今天还没有出正月,何申先生刚刚度过了他69岁的生日,春天来得晚了一些,而何先生走得太早了。

现在想起来,我是知道何先生身体患病的,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病离开了人间。我和何先生常常用微信语音通话,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秋天,何先生要赠给我一幅字,我嘱咐他这一次落款儿不要署名“何申”,我特意想要一副“兴身”的。何先生非常高兴的和我聊起了这个话题,他很快就把署名“兴身”的书法作品寄给了我,我们聊起了家乡天津还有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那次他告诉我,他的身体欠佳,要“冲一冲”,而落款用本名“兴身”就是方式之一,那时我只顾和他聊历史和文学,根本没有多想。看来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只不过不想表达出来而已。

何申先生的晚年,他的身份似乎已经由一个小说家变成了一个书法家,何申先生获得鲁迅文学奖、以“三驾马车”之一笑傲文坛的时候,他正值盛年。而现在在文坛,他似乎早已经退隐江湖,虽然他也在一些副刊上写一些散文,但小说家才是他名世的身份,那些散文他也只是随意写写罢了。我几次鼓动何先生再写一些大部头的小说,并说一定有读者在期盼着。有两次何先生的夫人在坐,他们夫妇都笑而不答,好像过去的那些盛名,都只不过是和他无关的传说。也许就是因为这几年他的身体吃不消了,写不动了。我记得去年他还给我发来过一个《人民日报》征文的名单,他的文章《山村记忆》获奖,排在第一位,我还开玩笑跟他讲,书法家不要忘了文学家的本行。我是在哪本刊物上看到他最近的一篇小说,我说看到您还在写小说,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在微信里回给我一个笑脸。他基本上是不写了。

何先生去年在《今晚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叫做《岭上笛声》的散文,因为篇幅长一些,分上下两期刊出,实际上那是用小说的笔法写就的,或许也可以叫做“非虚构小说”。何先生专门把文章发给我探讨,并且诚实的告诉我写的是自己的真事,并且说“老了,无所谓了”。那是一个十九岁的天津少年到承德插队的爱情故事,我跟何先生说,写作是要有勇气的,谁敢写谁就成功了一半。何先生对我的观点深表赞赏。

我去年改完了一个长篇非虚构作品,我还用微信语音向何先生汇报了我的写作过程,因为篇幅很长,我并没有发给他阅读指导,但那一次我们共同探讨了“乡关何处”这个话题。我父亲也是一个“知青”,所以我对何先生这样一个当年的天津少年扎根苦寒之地的承德,这一待就是50年之久,我充满了崇拜和景仰。那一次我问何先生,天津和承德,哪里才是您的故乡?

我和何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2018年的10月5日。那一天有友人安排,我到了塞罕坝,我自然会想起,何先生当年作为知识青年,是不是也曾经在这坝上战天斗地。何先生甚至要开车从承德到塞罕坝来看我,但我还是让他在承德市区等我,那一晚上我们的相见并不算成功。席间我这边儿的友人高声呼喊,何先生这么大的年纪和名望,坐在那里默默无声,我本来以为,让何先生共同参加那次聚会,会让我的那些朋友们很高兴,但他们显然也不知道该跟一个大作家说些什么。何先生夫妇没坐一小会儿就告辞了,于是我也离席而去,在酒店的大堂,我和何先生聊了很久,临别时我们合影留念,那次他赠给我的是“紫气东来”四个大字,实际上何先生忘了,这四个字他是给我写过的。

当天晚上我还写了一篇小文,就叫《老舅何申》可惜并没有发给他看,我和何先生并无任何血缘亲戚关系,只是那次他回天津探亲,席间何先生的几位外甥都在坐,临别前何先生就兴奋的说,仲凯和仲达跟我这几个外甥岁数都差不多,以后你们也管我叫老舅吧。从那起这几年,我一直称呼何先生为老舅。2018年那天我一定想去和他相见,而且在我当天文章的末尾,我还写到,依依惜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后来虽然微信联络不断,但那一面,其实就是诀别。

去年十一期间,我们再次聊书法的时候,我还说过节期间回来吧,何先生说下次回去一定住你家!但没有想到,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离开了已经50年的家乡了。何先生还曾经给我发来过一篇叫做《蒋子龙赶着“马车”上山》的文章,去年年末我和蒋先生见面时,对我墙上的好几幅何申先生的书法表示了认可。我就提起何申先生发给我的这篇文章,看得出蒋先生非常高兴,回顾了他们在山上的情景。蒋先生还问我,何申挺好的?我其实知道的也不多,但是我告诉蒋老师,他挺好的。

何申先生书法自成一家,但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他的书法可能也是聪慧多于功夫,说来也还只是个业余高手。何先生是个手很巧的人,那次在我家里吃饭,主动要求下厨做了个汤,味道很好,席间还站起来引吭高歌一曲京剧,很有味道的老生。聪明人就是聪明人,据说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的联欢会上当过主持人,台风潇洒大方。

我听到过一些作者议论,说副刊上何申的文章太多了,但实际上我所知道的,何先生不是往里揽,而是往外推。我亲眼所见有副刊邀请他开专栏,他回答是忙不过来,这就刊发的够多了!何先生曾经有机会调回天津这座大城市,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何先生在专职从事小说创作之前,曾经是《承德日报》和文化局的领导,毅然辞职,在40几岁的那个年龄,这份勇气和“舍得”又有几个人能做到!他做到了,所以他才成为了闻名全国的小说家。

几年前何先生回天津探亲,尚且是自己长途自驾,没有想到他这么匆忙就不再驾车,而是驾鹤西去,除了感叹人生无常,我似乎也不能再说出什么。

何申先生给我的书法作品很多是赠送的,但也有不少是收费的。我想不必为尊者逝者讳,也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个名人给我这样一个晚辈的脸上抹粉,况且就算我们再有交情,何先生的晚年不仅是一个书法家,也像是一个卖字的。我在文章开头说有一段时间何先生不联系我了,他经常联系我,也有推销他的字的意思。他寄送给我的书法作品有专门的信封,信封上印着他的电话号码、头像和头衔,实际上在我看来这大可不必,因为他就是何申,如果一定要在何申的名字前加上一个定语,那写“小说家”就足够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些寒冷的冬夜和春夜,那是他所不知道的,他的那些小说《信访办主任》《年前年后》等等作品曾经给我这个文学青年以启迪和滋养,想想我现在,就是他当年的年纪。对于一个这么大的作家来说,卖字的润格会比小说稿费要高吗?作为他的老乡和后辈,我是真心希望他能够写出更多的文学作品的,但至少,他的那些作品也足以让他闭上眼睛或者枕在头下。

我这样写着,已经在深夜里跨越了一天,何先生的去世已经是昨天下午的事情了。昨天晚上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何先生去世的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和胞兄仲达商量,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纪念何先生,仲达建议我拟一副挽联,我思考了一下,是这样写的:

    沉痛悼念著名作家老舅何申先生

                      晚辈杨仲凯泣挽

到承德避暑,半世成一生,文名动天下。

来天津探亲,几年竟两界,笔力恋家园。

之后,我悄悄打开何先生的微信,看见他在元旦还给我发来了问候,他最后一次发给我他的书法作品,是2020年的1月7日,作品是两个字草书:舍得。

正如他的人生。

何申先生安息。

2020年2月22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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