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谈史之根本就没有忠臣

“安史之乱”，这是场其重要性如何高估都不过分的叛乱，中华帝国从中世向近代的转变，自伊而始；“士大夫集团”的自我意识的慢慢觉醒，也随着陆扬先生所说的“清流文化”的发展，成为难以逆转的潮流。在这之前，中华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贵族化的，在这之后，曾经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叱诧风云的各种势力，都开始慢慢为士大夫们让路，即使是宦官的专权与武人的跋扈，也只能对他们取得暂时的胜利，残唐五代之后的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了皇帝与士大夫们的天下......

但这些都太大太深，不适合作为一篇信笔而谈的小文章的主题，所以这回要写的是一个具体的人物，那就是打了怛罗斯之战，在潼关前惨遭临阵斩将的高仙芝。

高仙芝是个高句丽人，高句丽（即所谓“高氏高丽”）是个统治了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政权，它应当属于中国史还是朝鲜半岛史至今仍有争论，但对于中原地区，高句丽是有着强烈的离心倾向，所以将其视为一个割据政权是有些不妥的，而且抛开历史归属问题不谈，在唐朝人的眼中，来自这一地区的军事人物，属于番兵番将，是毫无疑问的。

那些前现代的帝国是只有边疆而没有边界，只有臣民而没有国民的，所以说高仙芝是外国人，可能不太妥当，只是他确实不属于唐帝国在数目上的主体民族，也非在文化上的核心民族，所以用今日中国的标准来看，一个像他这样的民族背景的人能成为手握重兵的战区司令，甚至主政一方，的确是难得到了令人讶异的地步，更何况他在天宝年间还并非孤例，哥舒翰，安禄山，李光弼，史思明，这些在安史之乱中大展身手的名将，都是番将。

番将许多都是用番兵的，最著名的就是安禄山的“曳落河”，据考证，这个词和后来奥斯曼帝国大名鼎鼎的“耶尼切里”

颇有渊源，这虽只是一个历史的细节，却也能让我们管中窥豹，看到这个时期的唐帝国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倚重外族武装。

许多人因为安禄山的反叛，就觉得这些外族武装缺乏政治上的可靠性，但事实上，从整个安史之乱的进程来看，番兵番将们中忠于唐廷者大有人在。唐王朝从安史之乱学到的，不是番将不可恃，而是武人都不可靠，更进一步地说，只要手上有力量的，都不可靠。

所以宋朝那种对武人极度防范的政治理念，在安史之乱后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士大夫之所以被信任，是因为他们是皇帝们能找到的最弱小的执政同盟。帝制中国的极权化（权力集于皇帝一人）进程，在安史之乱后，终于走到了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