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寄心声——刘颖娣印象
笔墨寄心声
——刘颖娣印象
赵亚君
1986年冬月的一天，街上的人流被呼呼北风吹得七零八落，忻州剧院内却人头攒动。此时神池县道情剧团正在上演新编历史戏《木兰之死》，这是该团第一次带着新创剧目参加忻州地区戏曲观摩调演。台上木兰的扮演者黄凤兰骂隋炀王的唱段刚落，台下立刻响起热烈般的掌声，此时编剧刘颖娣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次演出反响热烈，神池道情剧团获得第三名。当很多人赞叹年仅35岁的刘颖娣才华横溢，初试身手就显不凡功力。只有她自己明白，凡事皆有来缘。
懵懂岁月
刘颖娣从小与文艺有莫名的缘分。1956年，忻府区庄磨镇南窑头村组织起村民自娱秧歌班，几个村里的男人常常在劳动之余化了妆，穿起戏服，在自搭的简陋舞台上咿咿呀呀地唱几段。5岁的她虽听不懂戏文，可对那漂亮的戏妆和戏服却十分地迷恋。一次秧歌班演出结束，一位扮演女角的男村民有事去她家。待谈完正事，一直在窗台边独自玩耍的她却哭着不让人家走。妈妈询问缘故，她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后来父亲当了工人，举家搬到太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日子里，父亲微薄的工资养活着9口之家。父母没读过书，家里姊妹多，日常生活都捉襟见肘，花2毛钱看戏更是奢谈。她又是个听话的孩子，平日里除学费和课本钱外都没跟大人张过嘴。9岁因好奇心驱使，她从柜子里取了2元钱，买了一盒水彩及其它文具用品，被母亲发现后揍了个半死，这也成为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小偷小摸”劣迹。看不到戏的她此时迷恋上了小人书，摊前花花绿绿的画面吸引着她许久不愿离去。偶尔也会拿着炕头或地下捡到的几分硬币堂而皇之地租本小人书看，里面精炼的文字也养成她阅读的爱好。
完小班主任王新民老师是个爱读书的文学青年，他常常给学生读自己写的小说。老师声情并茂的阅读声和文章中的奇花异草、趣人趣事无不让孩子们心向往之，更在刘颖娣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奇幻的世界。文学的种子自此萌发。
1960年，她父亲响应国家号召携全家返回家乡。想到可以不花钱看戏，她竟有几分雀跃。可没想到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乡村演戏也很少。于是，只要听说四乡八村唱戏，无论路途再远她也要去看。看完白场看夜场，饿着肚子把戏看完，随着看戏的大人深一脚浅一脚回家已是后半夜。可童年的她不觉累，还把这当作少有的乐趣。
1963年她考入忻县一中读初中。城里同学课余时间看《少年文艺》，让她馋煞羡煞。于是趁同学上课无暇光顾，她借过来如饥似渴地阅读。一边心不在焉地应付老师听课，一边被《少年文艺》的故事迷得神魂颠倒。有限的课外阅读让她开阔了眼界，也造成了她成绩呈现两个极端：作文经常抄贴，数学却居然还补考了一次。在乡村小学次次考年级第一的小女生因为看“闲书”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初中毕业后，恰遇忻县一中停招，在校老师分流于各乡镇中学。那时信息不发达，她以为无学可上，返乡接受农村改造。几个月后，一位流落于庄磨中学的忻一中老师抛来橄榄枝，托人捎话让她到庄磨中学读书。此时距离开学已两月有余。正是这位老师善意的“多此一举”，让她的人生轨迹又重返“求学”路线。
1972年忻州师专提前招生，老师心目中的好孩子遵照高中班主任老师的建议，违心选择了忻州师专英语系，但文学成为她心头放不下的一个“结”。偏巧，师专与刚成立的地区文艺组在一个院内，她有幸结识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年轻作家杨茂林。在杨老师的鼓励下，她试写的一篇小小说，竟然被收进《文学创作选集》。这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而编印的。虽非正式出版，但毕竟是铅字，很是激励了她。当时刘颖娣喜欢读鲁迅的杂文，虽不能完全理解文章蕴含的思想意义，但她依然能感受到批判的力量，于是常常仿写。当时学校墙报上时不时会刊登她写的抨击时事的杂文，每一期墙报前围看阅读的人群背影满足了她年轻的虚荣心。
春风得意
佛说，万法缘生，皆系缘分。每个人遇到的都是最好安排，不早不晚，一切都是天意。佛语也在刘颖娣身上得到验证。
1986年，35岁的她看到一则关于忻州地区举办戏曲观摩调演剧本征文的启事，一个想法在心里生根发芽。毕竟从小喜欢戏曲，又在忻州艺术学校耳濡目染多年，她想写个剧本。可一想到真要去创作，又有些发怵，毕竟戏曲和她之前的小说创作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表达方式也有很大差异。而且之前她只是担任艺校文化课老师而已，对戏曲舞台的了解还是雾里看花，尚处朦胧阶段。
那个时候的她正处迷茫中。从1976年在《山西群众文艺》发表小说《三次交锋》算起，她已正式踏入文坛十年，但还没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期间因为两个孩子的相继出生和繁重的教学工作，她的创作还一度停滞。想到此，她决心要试试。
投稿不久，她接到了喜讯。除了前面提到的神池道情剧团看中《木兰之死》，宁武县晋剧团也相中剧本。好事接踵而至，看了剧本的专家对她的诗词功底大加赞赏。一颗石子溅起了浪花，好多人打听她，一时间忻州戏剧界暗流涌动——毕竟一个剧本同时被两个剧团搬上舞台，并参加同次汇演，这种事比较稀奇罕见——作者还是个刚出道试手的无名小卒、女流之辈。
很多年以后，她总会想起尴尬的一幕。那一年先是地区派评委轮番到各县预审，然后选出优胜者到忻州参加地区调演。她记得《木兰之死》在神池礼堂演了三场，现场观众很多。北路梆子代表人物贾桂林对戏的评价很高。热闹的现场让刘颖娣心里有些小得意。转到宁武，宁武县晋剧团的《木兰之死》原封不动按照她的剧本上演。剧本中简单的一句“女儿换装去也”，现场却是演员短时间内换不过服装。昏暗的舞台空无一人，激切的武场音乐也显得形单影只，后台木兰的扮演者紧张地脱掉衫裙，在众人的帮助下扎着靠。台下的观众开始窃窃私语，坐在观众席的刘颖娣如坐针毡，额头上冒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此时的她尴尬而又无助，也才明白神池道情剧团加八句唱词的重要性。好在这点尴尬并不影响戏的影响力。后来神池道情剧团邀请艺校李金花进行了加工提高，参加了地区戏曲观摩汇演。
演出后例行研讨，她又陷入忐忑不安中。阵容强大的专家团对该戏提出了好坏参半的意见，有的意见甚至很犀利。刘颖娣没想到老师们提出这么多意见，也不知道这是戏剧创作环节的例行公事。研讨会的场面让她手足无措，委屈的眼泪不由自主就流了下来。
戏的动静越来越大，她又遇到新的麻烦。因为第一次涉猎编剧工作，还不懂规矩。《木兰之死》取材于定襄李争奇的同名小说，而她事先并没征得作者同意。当时有人鼓动作者找她讨要说法。她正茫然无措时，可亲可敬的李争奇来电话了，语气里没有丝毫责备，倒是满满的欣喜与鼓励。她立刻感受到一个同道长兄的宽广胸怀和高风亮节。
让人更意外的是，这次初试牛刀之作，后来竟成为神池道情剧团的保留剧目，并在此后岁月里先后演出300多场，成为新时期新的道情传统戏。也是凭着成名作《木兰之死》，几年后她得以忝列专业编剧行列。自此她就被命运这只手牵着在戏曲大花园里奔跑并崭露头角。
妙笔生花
1989年， 还是忻州市艺术学校文化课老师的她接到忻州戏剧研究所发来的调函。很多人劝她，戏剧创作之路成败难料，教学工作没有写剧本压力大。那一夜她也想了很久、很多。许多往事碎片般浮出，闪现、旋转、放大——小时看戏的机缘、成家后戏校任教的点滴、中年创作《木兰之死》的机缘——一幕幕在眼前闪现。最终她认定自己与戏曲有缘，决定要换一个轨道试试。
虽说改行三年穷，但优秀的人从不缺重新出发的勇气。刘颖娣怀揣着热情，还有几分对未来的期待，就这样开始了专业编剧之旅。初始有几分压力，毕竟剧本创作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职业，写作、修改的过程漫长而又艰难，所幸师友、同道的支持与鼓励让她放松很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忻州是山西戏剧创作的高地，戏剧编剧人丁兴旺，剧目创作繁荣，也是忻州戏曲舞台较为辉煌的一段时光。除了忻州戏剧“活字典”、编剧元老、河南籍刘建华外，主力担纲的还有享誉三晋戏剧界的武承仁、朱建华、马森彬,从编剧转行地方戏剧研究的赵国蔺，与她同一个办公室的王象山，还有实践经验丰富的张学明、方庆奇、王铁牛、陈川亮、李文德等等。他们或学问扎实，或功力深厚，彼此间志趣相投，精力充沛。每逢开会总是激情满满，妙语连珠；谈起戏来则针尖对锋芒，各持己见。这样幸福充实的氛围感染了她，也春风化雨般影响着她，使她这个戏剧的门外女有更多机会窥探戏剧的奇妙。
她至今记得，武承仁对后生晚辈提携的雅量之心。像带徒弟一样，武老师几乎逐字逐句看过她的每个剧本，并及时给与指教和鼓励。当她后来忝列评委，品读那些不成熟的稿件作品时，才深刻体会其中的乏味和无聊。她也忘不了李文德、陈川亮、卫和平等同道师友，还有被他们硬拉入伙的张学明所长，组成“五人帮”，就像一个学习小组，不论谁有新作，大家都认真阅读品评，彼此间既有真诚指教，也不乏相互激励，激励着互相竞争、共同进步。当时丰厚的艺术滋养、前辈的引领、同行之间的切磋的浓厚氛围是后来的戏剧人难以想象的。
艺术家靠作品说话。小说创作的成就虽有目共睹，但她也不甘戏剧创作落居人后。她一面虚心向所里老同志学习，一面向书本学，向演出剧目学，期间外出参加鲁迅文学院和中国戏曲学院进修……总之，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一面大胆实践，尝试各种剧本的创作。
1990年是她创作的“井喷期”。她开始尝试创作话剧。创作的话剧《弃婴》获忻州地区剧本征文二等奖，紧接着她将其改为广播剧，被山西人民广播电台采用，录制后于同年8月两次播放。同年创作的另一部话剧《苹果，苹果？苹果！》也获忻州地区剧本征文二等奖。
此外还尝试影视创作。1990年，中篇小说《麻奶奶，俏奶奶》在省作协大型文学刊物《黄河》首篇位置发表，引起社会各方关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来电来函要改编电视剧，上海电影制片厂专门来人商谈要拍摄电影，黑龙江电影电视制作中心也多次来信来电联系拍摄事宜。最后她和其爱人田昌安改编为7集电视剧，山西电影制片厂摄制，1994年在中央电视台两度播放。
同时，小说《麻奶奶俏奶奶》又被省著名编剧梁枫、马兆录慧眼看中,共同改编为剧本《大院媳妇》,于1991年《戏剧研究》第２期发表，获山西省第二届戏剧剧本征文三等奖，先后由古交晋剧团和太原实验晋剧团搬上舞台，多次参加全省调演、汇演，获山西现代戏交流演出优秀剧目奖，并成为主演胡嫦娥晋京摘金夺桂的剧目。著名戏剧评论家、《剧本》主编廖奔评价说：“这样的戏，永远不会过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年化为绕指柔。经过几年的屡败屡战，经历各种曲曲折折，受尽种种“磨难，她的创作经验越来越丰富，对编剧技巧的把握也得心应手，无论在题材处理、结构设计还是语言方面都日臻成熟。１９９６年创作的戏曲剧本《日朦胧，月朦胧》获山西省第三届戏剧剧本征文提名奖，1999年由北路梆子一团搬演舞台，改名为《日月谣》，并被选中参加为纪念建国五十周年的优秀剧目汇演，得到广泛好评并获多项奖，她获得编剧奖。
1996年还创作了新编历史剧《韩非之死》,剧本曾拿到北京征求专家们的意见，一位北京老导演评价剧本文笔真好，后发表于1997年的《戏友》第4期。为詹丽花而写的《美人劫》(后改为《貂禅轶事》)也被刊之梨枣。还有后来的《栖凤庄》《枣花吟》等戏虽无缘舞台,无疾而终，但在她本人看来,这些剧本经再三推敲修改,作为案头文学,尚可一读。
她还与丈夫田昌安从事广播剧创作。她也成为目前忻州获得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最多的剧作家，共获8次荣誉。1998年创作的广播剧《山韵》获山西省第二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四届共青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1999年广播剧《青青山上有座碑》和北路梆子现代戏《日月谣》、2000年广播剧《家事》和歌曲《男子汉》（与李京利合作作词、武兆鹏作曲）、2005年广播剧《热血忠魂》分获山西省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
21世纪前后，戏曲进入低谷，舞台演出低迷，新剧目排演困难，戏曲编剧也进入了瓶颈阶段。期间忻州戏曲界有些人浅尝辄止，中途改行。不管外面世界纷繁多变，刘颖娣依然下着笨功夫，青灯下孜孜前行。期间她的《中国当代剧作家选集·刘颖娣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完成6集戏曲电视剧《苦娘》剧本。2012年创作的北路梆子现代戏《徐向前返晋》搬演舞台，又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荣誉。2015年她创作的电影《三打三捷》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这是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和忻州市委、市政府和山西省作家协会联合摄制，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山西五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山西作家影视艺术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一部影视作品。2022年她与闫竹叶和笔者还合作北路梆子现代戏《青山作证》。
此外她还与时代同行，主动担当，多次奔赴太旧路、引黄入晋和河曲电厂等重点工程的建设工地进行采访，撰写报告文学、小戏、歌词等作品。
面对众多荣誉，人们都羡慕她才华横溢。她却自谦说是编剧中最不用功的那一个，一路走来也没那么一帆风顺。北路梆子现代戏《徐向前返晋》在省里开研讨会，剧本被批得稀里哗啦，她的眼睛再次湿润——为了这个戏，她前期阅读大量民国山西资料，了解抗战很多资料，几经酝酿，几番修改——专家们却很少能理解她的刻意设计。那时候的她很想放弃。可她自己也没想到，经过两年与郝建东及其他演出团队成员的摸爬滚打，这个戏后来竟获得山西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后来成为北路梆子新时期的经典作品。
问起做编剧的滋味？她回答说，感慨万千。每一个编剧人总是很天真，希望写出超越前人的作品，但结果未必尽如人意。谈起后辈人如何努力？她说作为一个编剧，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折腾，还要谦虚自信、勤奋执着。至于剧本最后能不能排演，那得看“缘分”，毕竟戏有戏的命，要过很多“关口”，还得依赖天时地利人和……
纸落云烟
刘颖娣多年的艺术实践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作品的题材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女性题材，一是英雄英模，时间跨越古今。不管人物形象如何不同，她总着力张扬情节的丰富性、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作品题旨的现代性。尤其批判精神是她一直的追求，或者说是她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最终也形成她鲜明的风格之一，也让她的创作道路不断走向成熟，成为新时期忻州戏剧创作多姿多彩的一个侧面。
她还心怀悲天悯人之心。早期对封建思想影响下的女性尤为关注。那些女子的喜怒哀乐，包括内心的痛楚以及因戕害带来的畸形自信，悉数现于笔端。
这是她十七八岁回村务农时听到的事。故事虽久远，但经记忆不断反刍变得日渐清晰。她发小父母是晋北传统家庭的典型代表。父亲内蒙作买卖，组建口里口外两个家庭，一直没有子嗣。于是在口里的正妻离世后，发小的父亲迎娶了一个寡妇即发小的母亲作续弦，笃定生养过孩子的女人生能养。口里口外两个女人平时各不相干。可等到发小祖父母亡故时，两个女人却为妻与妾的名分打闹得不可开交。依照当地风俗，有钱人家的女眷乘轿去坟地，正妻的轿子在前，次妻轿子在后。发小的母亲用莜面贿赂轿夫，让轿子跑到了前面。新中国成立后，争得正妻名分的发小妈却不得不做出让步，和丈夫解除夫妻关系，带着女儿，守着口里老宅，又招个男人过日子。
这段陈年故事在经多年沉积之后，成为刘颖娣的创作灵感。完成于1990年的《麻奶奶 俏奶奶》取材于此，但又与原素材有根本不同，将生活背景延申，故事推前发展，并探向人性的幽微处。争完正房名分的妻子们在丈夫死后，又开始争夺儿子的大战。尤其在儿子的婚礼大典之际，两个女人再次开始争夺母亲身份。这是两个女人对妻妾名分之争的延申，也是两个被封建伦理剥夺正常情与礼的女人一生的写照。
小说让更多人看到了被历史隐藏的一群特殊女人，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写出中国封建社会婚姻对女人的迫害。活在男人背影下的女人因缺少男人对她们的尊重，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深刻剖析了旧的社会习俗给女人带来的痛苦。她构建的这两个女人表面貌似终生追求家庭位置，实际是一生都在与自己的“尊严”较真，既可怜又可悲，既自卑又自我。这类女人是众多封建婚姻的代表，因此不仅具悲剧性，更具普遍性和典型性。因此小说在《黄河》杂志一发表，就因情节丰富和思想深刻引起很大反响，后来成为她小说的代表作。
她还常常为那些不自信的女子悲哀，常常为现代社会中经济、社会地位虽发生改变，但精神却止步不前的那些女子而哀叹。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此把锋芒落于笔端，尽情倾泻她的悲伤和愤怒。北路梆子现代戏《日月谣》就是这样一部极具批判精神的作品，写了时代大潮下的人生调色板的多彩多变，描写一个生活条件变好、经济地位发生改变的女人，却在精神世界里没有与时俱进，一步步走向曾经自己最讨厌的那一面。家庭地位的提升与内心世界的停滞让人物形象立刻变得丰满，让人物有了批判性，也展示出作者扎根于现实土壤，倾注于普通人内心世界的创作路径。还有《《貂蝉轶事》，也是写乱世中弱女子身不由己的跌宕命运。
翻阅她的作品，被她对生活的反思所折服，也惊叹她敢于直面的勇气。早期作品她曾振臂高呼，着力为女性的生存困境而呐喊。木兰的故事家喻户晓，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可木兰从军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木兰之死》写木兰5日内的命运发生反转。虽天地广阔，却偏偏受囿，身处困境而难以自拔，剧本借木兰之嘴唱出“骂苍天”，控诉朝廷黑暗。写英雄，却没有英雄的宏大叙事，只遵循日常叙事准则；张扬爱国主义，却又洞察人的生存状态，把木兰对情人的柔情，从军作战的豪情，对婚姻的向往以及对隋炀王的痛斥一一呈现，展示了巾帼女英雄生动丰满的立体形象，也让整出戏具有文学性和传奇性。当很多新编戏被湮没在历史尘烟，这个戏竟走过40年岁月，成为神池道情的经典剧目。
她还善于塑造英雄和英模人物，注重挖掘主要人物的思想内涵。北路梆子现代戏《徐向前返晋》歌颂了老一辈革命家徐向前在民族危亡时刻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民族大义和坦荡胸怀。剧本的题材独特，立意深刻，戏曲手法娴熟，四个乡绅的出场亦庄亦谐，既活跃了舞台气氛，人物也变得活泼。另外广播剧《热血忠魂》写续范亭为民族解放而积极投身抗日的故事，《山韵》写一对师生坚守乡村多年，改变乡村精神面貌的故事。这些弘扬主旋律的作品都体现了她独特的审美追求。
从事创作几十年，她感触颇深。编剧不仅需要才华，更需要戏剧之外的功夫——生活积累。她与生活共振，对忻州这块土地有太深的感情，对生于斯的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也愿意记录他们的欢乐悲伤。
她善于提炼生活。这得益于多年写小说的经历，让她很容易关照现实生活，关照人的内心世界；感性的思考使得她将生活积累很容易转变为写作宝藏，将笔触探向生活中的苦闷和感情世界中的动荡。她对生活的琐碎煎熬、对人生的无力都有着悲悯情怀的深入体察，这些又很容易表现出性格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让她笔下的人物同那种“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脱离开来，人物情感更加丰富，也让人物倍感真实可信；让作品更具感染力和现代性。而多年的小说训练也让她的艺术想象力和文字功底日趋提升，用小说创作反哺戏剧创作，也算她成功的奥秘之一吧。
据说只有“分裂”的人才能写出好作品。刘颖娣就是这样有“个性”的人，生活与写作品时常“两重天”状态。生活中性格温和善良、退让自忍；但内心总“叛逆”，常和自己“拧巴”，和作品较真。“不疯魔，不成佛”是她多年的体会。
只道寻常
刘颖娣总说她是个普通人，一路走来，离不开生活滋养和很多人关爱。
年轻时的她从未想过有一天能成为剧作家。最早她只是源于对文学的热爱，后来遇到丈夫田昌安，两人因文学结缘。他比她出道早，有很多藏书。这对于喜欢阅读的文学青年来说，很有吸引力。那些废寝忘食读书的日子，她进步很快。当时男友身份的田昌安还戏言，奥斯特洛夫斯基把女朋友改造成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也要把女朋友改造成文学队伍中的一员，只不过一晃50年过去，她被改造成一级编剧。
当很多人还在享受退稿的五味杂陈。她的第一篇小说就被省级刊物刊用。那时她才25岁，成功投稿的经历激励了她，从此踏上了披荆斩棘、追寻文学的道路。婚前的盟誓还未走远，婚后生活的琐碎转眼即来。孩子的出生和繁重的教学让她不得不暂时远离文学。尽管如此，她还是潜移默化接受着文学熏陶。记得那时下班后，当时“文艺忻军第一人”杨茂林常来家里与田昌安探讨文学，“密谋”如何培植文学新人。两人炕下旁若无人关于文学的点滴交谈却让炕头哄孩子的刘颖娣一一记在心上。
让她心存感激的还有，不计较利害得失，执意将一个新人的不成熟之作搬上舞台的原神池道情剧团团长武兆鹏和宁武剧团的领导及导演。因为对当时的她来说，《木兰之死》只是投石问路，但没想能正式亮相登场，由此她个人的命运发生转折。要知道当时有许多老编剧的作品供其选择，他们却不顾情面，不惧风险,毅然选择了一个新手的不成熟之作。
至今她还无法忘怀《黄河》杂志原主编张发、刘淳以及责编陈茹的提携栽培之情。小说《麻奶奶俏奶奶》和《第七尊泥塑》分别在不同时期被《黄河》杂志刊登“首篇”，这是很大的鼓励，也让她的文学道路走得更加自信和从容。
回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痴迷于编剧行业的人曾一度多如过江之鲫。然而，随着戏剧危机的降临，在娱乐消费化和新兴艺术及影视的冲击下，从事戏曲编剧行业的人更是杳如黄鹤，不知踪影。而她能够进入专业队伍，又有师友和合作者的鼓励和助力，何其有幸。
更幸运的是，她能够全身心徜徉在戏剧艺术的海洋里，而且能保持高涨的创作热情，这得益于她背后的“靠山”——丈夫田昌安。一般说法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往往有一个女人在背后默默地付出；她恰相反，是丈夫在背后营造的清净氛围让她全身心投入喜欢的事业，而且两人间的相互切磋让作品面世之前就经很多指摘，呈现更趋完美。
创作之余，她深入钻研地方文化，可称得上是”皓首穷经”。2006年山西和内蒙突然刮起一阵“二人台风”，关于二人台起源、发展的讨论此起彼伏、云起云涌。不久她的专著《走进二人台》悄然出版，并于2013年获中国戏剧文化奖理论专著金奖，同年获忻州市委宣传部文艺作品扶持奖励第一名的殊荣；撰写的论文《北路梆子现状及拯救对策》于2007年获山西社科联优秀论文二等奖；2017年专著《艺苑大观》出版，这些都显示了她不凡的学术功底，也得益于她多年潜心甘坐“冷板凳”——多年担任戏校文化课教研组长，后来调到原忻州艺术研究院负责组织全院业务学习，这些经历都奠定了她扎实的理论功底。原艺术研究院的年轻同事至今难忘那一幕：戏曲史学习会上，她打开4张8开白纸粘的课件，简明扼要的图表立刻把繁杂的中国戏曲史知识点呈现……
她为人温雅平和，谦和朴实。在艺校担任文化课教研组组长期间，每逢评先进都礼让他人。唯一的一次荣誉还是全校组织全校老师讲课时得的，而且被评为“模范教师”第一名。后来人们称呼她为作家，她常常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哦，惭愧，是此‘坐家’，而非彼‘作家’！”。虽是自谦，却透露出她常年的生活状态：潜心甘坐冷板凳，静心体味生活真谛，认真感悟真实人生，努力开掘艺术源泉。
刘颖娣是一个有志向的剧作家。她说，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这是她多年的创作初衷，也是今后的创作梦想。愿她宝刀不老，负梦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