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风雨忆父亲
十二年风雨忆父亲
1983春天的一个阴雨天气，我正在上班，忽然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爸爸身体不好，我急忙骑车赶回家。回到家里爸爸躺在床上。才知道爸爸刚才突然头晕，时间不长就好转了，妈妈叫我尽管放心，爸爸没有事。看着爸爸，我鼻子一酸，再也忍不住落下泪来。爸爸躺着轻轻地对我说：“不要紧，不要紧。儿子女儿都孝顺。”
晚饭后，爸爸又和平时一样，坐在饭桌边玩起了骨牌（一种民间的游戏）。忽然间，只见爸爸双目失神，人定坐在桌旁，十几秒钟后他又恢复了原状。这时前来看望爸爸的盛斯猷老师、曹天麟医师都坚持要送爸爸到医院。爸爸在极不情愿的状况下，坐上吉普车在夜幕下踏上了第一次住院的路途。从此，爸爸开始了漫长的和疾病斗争的路程……
“文革”后，爸爸曾经度过一段好时光。1978年，爸爸当了三十四年讲师后，终于评上了教授，加上了工资，还破天荒被评为杭州大学先进工作者。我们国家“文革”后恢复高考，爸爸担任了语文阅卷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记得那年夏天，爸爸胸前挂着“巡视”的红牌，意气风发奔波在烈日下。平时爸爸忙于著书立说，他还被批准为硕士研究生导师，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袁泽仁、祝鸿杰，一年后又招收了俞忠鑫．以后还招收了黄武松。然而，好景不长，爸爸不知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脾气越来越急躁，不愿看书，整天躺在躺椅上，连老朋友远道前来看他，也声称不再看书了。
我将爸爸送到医院，医生初步检查后，决定要爸爸住院。那天夜里，我是在走廊的沙发上度过的，此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样的日子仅仅只是开始，爸爸躺在病床上也全然没有想到，病魔已经开始缠身，他注定要和病魔作一次无望的决斗。几天后，医生的诊断出来了，爸爸被确定为脑动脉硬化。其实，这个论断是错误的，但是谁也没有怀疑诊断的结论。直到最后第二次住院，浙医二院的岳岚医师告诉我们，爸爸当时是典型的嗜铬细胞瘤症状。由于受到那次错误诊断的影响，原本可以及早手术根除的肿瘤，没有切除，以至于到1987年手术后，仍然没有阻止癌细胞的扩散。
由于受那次错误诊断的影响，爸爸认为再搞研究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五版后记》中自述：
这本书的新一版（即第四版）修订本印行后，我仍旧陆续进行增订工作，增加的部分有若干资料和二十三个条目。现在我因患脑动脉硬化，增订工作不能不带着不少问题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爸爸仍于1987年起，担任了汉语史博士生导师的工作。第一届招收任继昉，以后相续招收的博士生有：方一新、蒋骥骋、梁晓虹、颜洽茂、黄征、褚良才、何丹、李立成、殷寄明、罗维明、陈增岳、曾良以及访问学者马国强。
1987年5月，爸爸再次病重，我妻子小郭和俞忠鑫将爸爸送进医院。经检查，腹部有一直径达七厘米的肿瘤，医生又要我们将爸爸送到浙医二院作CT检查。那天小郭到二院取报告结果，回来时忍不住放声哭了出来，原来，报告上的结果竟然是“肝癌”！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我们两夫妻和妈妈欲哭无泪，医生告诉我们。爸爸最多活到那年的国庆节．姐姐从千里迢迢的哈尔滨赶回家，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
学校沈善洪校长、薛艳庄书记赶来了。楼上楼下，沈校长跑得满头大汗。沈校长向来对爸爸十分尊重，1972年沈校长和爸爸都在舟山小分队。记得那年我陪爸爸去普陀游玩，沈校长也在其中，他和爸爸一路上谈古论今，事后他说：“这位老先生是有学问的。”他担任校长伊始，就和当时的校办主任盛斯猷叔叔到我家探望爸爸。薛艳庄书记立即和浙江医科大学的郑树校长联系，郑树校长组织了浙江医学界最高水平的专家阵容，对爸爸的病情进行会诊。专家组除郑校长外，还有浙医一院的王怀德院长、浙二医院的吴金民院长（当时为肿瘤科主任）、浙医大党委书记陈招典、浙医一院党委书记张赵盾，二院放射科章士正医师等。郑校长语出惊人，请张赵盾医师为爸爸作B超检查。在CT开始流行的时候，居然采用相对落后的B超，其原因何在？原来，除了张医师的高超技艺外，B超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检测，而CT只能对人体作九十度的断层扫描，当然不如B超灵活。张医师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报告认为是腹腔肿瘤，排除了肝癌的可能。
从那以后，郑校长几乎成了爸爸的私人医生。爸爸几次住院，遇到疑难问题，总要找郑校长。她工作再忙，也不会忘记爸爸的病情，自始至终对爸爸的治疗进行指导。1995年的春节，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竟然在薛书记的陪同下，来到我家探望爸爸了！
那天去浙一作检查，车队竟然不肯派车，理由是癌症要传染！我们只能向浙江省九三学社要车。在回来的路上，爸爸看着车窗外，六月骄阳，荷花盛开，我问爸爸：“你看什么？”，爸爸轻声说“看看”，淡淡地流露出一种渴望。看到爸爸痴情地望着车窗外的荷花，我不由想起往事：1960年，爸爸在上海编《辞海》。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姐姐。有一次我们去西湖游玩，同样也是夏天．湖上荷花盛开。回家后我给爸爸写了平生第一封信。信中用了许多“快快乐乐”，爸爸回信风趣地说“小狗快乐有灾难”。
由于张医师的报告排除了肝癌，二院章士正医师进一步诊断为良性嗜铬细胞瘤，郑树校长安排转二院手术，这样，我们一家才放下悬挂的心。但是，爸爸住在医院里却高烧不退，我们紧张的心情丝毫没有放松。爸爸每晚高烧到39度至40度，药用得越来越贵，烧发得越来越高。而浙医二院的消息却说，要等爸爸的烧退下来才能转院做手术。我急得实在不行，和小郭赶到二院，对吴金民主任说，再这样下去人就要不行了，他看到我着急的样子，打电话到医教科说：“他儿子急煞了！”医教科终于同意爸爸立即转院。那天我在路上足足跑了三个半来回，才把手续办妥。第二天我和姐姐、小郭把爸爸送到二院。二院真不亏是爸爸的福地，当天体温降到三十七点五度，第二天体温完全正常。八月底，吴金民院长、外科花主任、王彬医师为爸爸做了手术。
爸爸从手术的麻醉状态中醒来，兴奋得不行，他对护士说：“你们真是白衣天使。”还打听王彬医师的府上是在哪里？他滔滔不绝地告诉我爷爷的名字、奶奶的名字。还说：“现在不告诉你，以后你就不知道了。”他说回到家里就要看书，我问他：“你以前为什么不看书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说：“就是不想看。”手术后的几天里，我和小郭、姐姐、黄金贵、祝鸿杰、俞忠鑫、颜洽茂、方一新等日夜轮流护理，爸爸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拆线后的第一天，医生再三挽留，爸爸执意要出院。爸爸回到了阔别三个多月的家，消瘦的脸上挂满笑容，一步一步，踉踉跄跄走进他的书房（其实是他的卧室兼全家吃饭的场所）。他抚摸着布满尘埃的书，流露出喜悦的心情。此情此景，令我终生难忘！
从这以后，我们都认为爸爸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郑树校长也说“蒋先生可以活到一百岁”。妈妈兴奋地写下了：
无力回天泪雨零，
荧屏显示忒分明；
虺蛇踞腹全无望，
游刃飞针竟再生。
百日沉疴一旦解，
重阴消散霎时晴；
秀才纵有生花笔，
难表良医割股情。
爸爸好像换了一个人。他早早的就坐在书桌边，摊开书一看就是几小时，手里不停地作着笔记。有一天我看到他在看《说文解字义证》，这是一本大十六开的书。几乎有两寸厚，我问他：“你看得完吗？”他笑着说：“看得完。”过了几个月，他就对我说：“我已经看完了。”在爸爸遗留的笔记本上，我看到爸爸1987年出院后的读书目录，密密麻麻数百种。
1989年，爸爸在体检中发现肺部出现节结状阴影，杭大医院的报告认为是肿瘤转移。我们家人瞒着他四处请名医诊断，大部分意见认为报告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又一次将他送到浙医二院住院检查。爸爸对住院极不情愿，但是在我们的坚持下，还是去了医院。由于原来的嗜铬细胞瘤标本经重新检查后，仍然是良性，医院的检查还是没有结论，只倾向于不像转移。出院时，出院报告单上的结论是“肿瘤转移？”。那个时候，从内心上讲我极不愿意承认肿瘤转移的事实，故而总是认为爸爸不是肿瘤转移，还找了不少资料，但是从那以后，这个阴影就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暗暗祈祷，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爸爸活到八十岁！
苍天有眼，1995年的春节我终于为爸爸举办了八十大寿，我和小郭、蒋凝买来了鲜花、蛋糕，但是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为爸爸举行的庆典……
从1987年到1990年，爸爸又度过了“文革“后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他似乎变得和小孩一样，天天哼着自己编的小调，什么“媳钗俏兮翁颔首，歌罐开焉嫂棒伤”等等。他丝毫没有受肺部阴影响，天天读书著说，学术生涯又达了一个新的高度，《怀任斋文集》等一大批重要著作和论文相续发表。他担任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敦煌俗语词研究”即杭州大学学术丛书《敦煌文献语言词典》的课题负责人和主编。九零年，词典进入了定稿阶段，爸爸一条一条地审阅条目，事必恭亲，将最后文稿确定下来。
8月间，爸爸突然呕吐，我们以为他不过是一般的小毛病。那天小郭和方一新送爸爸到医院检查。一停车，爸爸就晕倒了，护士、医生将爸爸用单架抬进急诊室。住院后，经检查爸爸是胃出血。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爸爸的出血趋于稳定。那天我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原来和妈妈说好是要回家的。下午爸爸突然吐血了，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嘴里喷出足足半脸盆，我当即倒了下去。小郭和我商量，如果我不回家，妈妈要担心。这时又少不了人，最后我们决定打电话叫俞忠鑫和颜洽茂来。我回到家，躺在床上怎么也合不上眼。第二天一早赶到医院，小郭告诉我爸爸吐血便血一夜不止，脸白得和墙壁一样。一早医生就拿了手术单要我签名。我糊里糊涂地签了字。这时候祝鸿杰、褚良才、方一新、黄武松赶来了，何明春陪着妈妈赶来了。爸爸被推进手术室，看着爸爸苍白的脸，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看到爸爸！在焦急的等待中，医生出来了，他告诉我们手术很顺利。我的心才放了下来，我想爸爸是胃出血，没有大问题的，过不了很久，他又可以恢复健康了。十天以后，爸爸又开始便血，紧接着发烧，又开始吐血。这时医生才告诉我们，爸爸开刀时胃里并没有出血点。显然，这是一次技术事故！接下来的几天中，爸爸吐血一直不止。有一天，爸爸已经没有力气将血吐出来，是我用手把血块从他的口里拉出来的。爸爸一次一次地吐血，每吐一次血，人就明显地消瘦一次，浑身的汗湿透了衣服、床单。医院终于吃不住劲了，他们要求我们将爸爸转到浙医二院。
那天转院时，是祝鸿杰、张涌泉、我和小郭将爸爸送去的。浙二医院的医生对爸爸进行了检查，从静脉血管造影的片子上，看到肝门右下方有一个血团，至于明确的原因还是不能确定。本来院长吴金民要组织会诊，但是医生中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爸爸是肿瘤转移，一派认为爸爸已经好几年了，不像转移，最终没能组织会诊。好在经过一个月的打针输液后，爸爸没有吐血，此时爸爸身体虚弱，体重只剩下88斤。由于爸爸的血止住了，而医生也无法确定病因，我们只好将爸爸接回家。在回家的时候，吴院长也摊着手说：“没有办法，实在弄不灵清。”
爸爸出院后，身体虽然受到极大打击，但是恢复得还是比较快的。但是由于出血太多（总共输血七千多毫升），总之体质已经大大不如原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爸爸开始阅读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写作《史记校读》，并完成了四万八千字的初稿。他还计划校订《康熙字典》，因工程浩大，也只完成部分稿子。
1992年10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北京传来，爸爸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被评上代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荣誉的第二届吴玉章一等奖。爸爸一辈子辛勤劳动的成果终于被社会承认了！三十三年来，爸爸前后四次修订《通释》，化费了巨大的精力，也奠定了《通释》在汉语史研究上不可磨灭的地位。蒋绍愚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中述说：
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当推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和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解释的是敦煌变文中的词语，但所引材料并不限于敦煌变文，而是广泛涉及唐宋诗词、史书、笔记等，所以是近代汉语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从研究方法看，也比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更为科学。此书对词语的解释，突破了我国传统训诂学仅以同义词相训的框框，而是以现代语言学的眼光从众多用例中概括词义，说明一些词语的通假、音转以及虚词的语法作用，并进而阐述一些词语的构成和得命之由，描写一些词语发展变化的来龙去咏，探求一些词和词义的发展规律。此书从1959 年初版以后，迄今已四次修订，每次修订都补充许多新的内容。更显作者在科学研究方面精益求精的态度……
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称《通释》为“研究中国戏曲小说之津粱。
爸爸内心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北京方面来函邀请他赴北京人民大学领奖，他也没有答应。爸爸自从1978年到青岛去开《汉语大词典》工作会议、1988年由祝鸿熹陪同到四川主持张永言先生的博士生朱庆之答辩后没有出过远门。这时小郭提议，由她陪伴七十七岁的爸爸到北京去领奖，没有想到爸爸居然答应了。
领奖在10月31日举行。那天晚上我们全家都早早地坐在电视前面，等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连远在哈尔滨的姐姐一家也不例外。终于，报道人民大学成立六十周年暨颁发吴玉章奖的时刻到来了。只见爸爸满头白发，迎风屹立，电波把爸爸的风貌送到了天涯海角。妈妈激动地写下了：
雪霜盖顶不知愁，
忽作凌云汗漫游；
矍铄银屏现风貌，
先生微笑立鳌头；
忘餐废寝乐无涯，
淬砺沉潜发异葩；
谁见敦煌光照窟，
名传海外耀中华。
1994年春天，百花盛开，谁也不会想到，爸爸的病已经到了无可治救的地步。5月份，爸爸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博士生导师会议，爸爸在会上还发了言。会议中，爸爸咳嗽不止，沈校长请校办吴寒同志将爸爸提前送回家。
6月10日，爸爸平生第五次住院。到1995年5月止，其间回家两次。但从那以后，我最最崇敬的爸爸终于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爸爸三次住院两次回家，每一次都只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邻居童亚菲老师等都说，这简直是奇迹。医院的医生护士、亲友学生都不理解，爸爸病成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还要让他回家？其实，爸爸是放不下他时时记挂在心头的两部宏论巨著。尤其是最后一次回家，爸爸已经没有多少体力可以支持他的写作，但是他还是坚持每天在书桌边写上一到两个小时。一天夜里，妈妈睡梦中醒来，竟看到爸爸艰难地伏在书桌上写字！今天，爸爸的遗著字迹依然娟秀，却再也无法完成了！
爸爸年轻时曾对我妈妈说过：“为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读书不过玩玩而已。”爸爸住进医院，每天还手不释卷，二院刘进医师说：“蒋老是奇人，只要有一点能量，他的大脑就活动起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要看书．那是怎样一种情景？我们用手帮爸爸拿着书，翻到他要看的那一页，他看一眼书，就闭上眼睛。他心里明白，他再也不能继续看他的书了。这哪里是在“玩玩而已”，简直是“玩命”了！是要将生命和书溶化在一起。记得小时候，爸爸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那时候爸爸还有一间八平方的书房），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出书房，就连大年初一也是如此。以后条件改变了，爸爸再也没有一间可供他读书的书房，他的房间变成他的书房兼卧室兼全家吃饭的场所。他的书桌是一张原来我结婚时用过的打字桌，放在饭桌的对面。常常是我们饭还没有吃完，爸爸就转椅一转，转过身去伏在书桌上写字了。爸爸在医院里看书看出了名。一天护士小宗对我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要看书的人。她告诉我，有一次她的一个护士同学在急诊室工作，告诉她，几天前那里曾有一个非常要看书的病人。小宗说：“你等等，我们这里也有一个，你那里的叫什么名字？”她同学讲出名字，小宗惊呼道：“就是我讲的那位。”同病房有一位病人，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前院长赵恩生教授。赵教授也是一位老知识界人士，人品高尚。赵院长对爸爸的读书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头一次看到真正的读书人。蒋教授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人了！”爸爸去世的第二天，我和小郭到医院办手续，病房里的医生护士还在议论爸爸，林小莉医师说：“你爸爸真是了不起。我有一个同学是杭大中文系毕业的，她告诉，你爸爸两个字就可以讲上两节课。”宋震亚医师说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一本书，几颗葡萄干伴随他走过了整个生命最后的旅程。
在最后的日子里，爸爸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根本不能起床，连翻身也做不到。但是爸爸从来没有哼过一声，医生护士都说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病人。自从爸爸八七年手术到临去世，我们没有听到他叫过一声痛，连两次开刀也是如此，问他痛不痛，他总是说“不痛”。1990年手术后，他曾对我说：“哼哼好过一点。”我含着泪水说：“那你就哼吧。”每天护士长李军上班巡视病房，问他：“蒋老，好不好？”他总是说“好”。最后爸爸已经瘦得连血管也瘪了，每天护士给他输液，往往要打好几针，连护士也不忍心下手，遇到这种时候，我实在不忍看下去了。对于疾病，爸爸从没有表现出急躁，总是静静地躺在床上看他的书。二院的冯维琴医生赞叹地说爸爸“个人修养非常之高”。
爸爸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是手不释卷。不记得爸爸对我有多少爱抚，只记得爸爸在读书之余喊我一声“小猪猡”。只记得仅有一次爸爸将我背在他宽宽的背上。成年后，我上山下乡、进厂工作，爸爸又只是读书不止，父子间没有多少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在爸爸病中，我才能坐在爸爸身边，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感到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坐在爸爸身边，静静地看着爸爸，我觉得灵魂是那样的纯净。看着爸爸，我仿佛觉得是在读一本书，一本我从未读懂，从未读透，从来也读不完的书。
爸爸晚年，往往显得很冷漠，对前来看他的人也不多说一句话，有人说爸爸很难接近。其实最后的几年中，爸爸是一位身患绝症的重病人，性情当然受到很大的影响。他满脑子想的是把那两部著作写出来，以至于连带研究生这样的事都没有多少兴趣了。他长年沉浸在学术研究中，对人事、世事从不谙练，不会客套，也不会奉承。其实爸爸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杭大古籍所方建新，爸爸原来与他素不相识，1987年在病榻上看到他的论文，对他的学问非常欣赏。方先生几次三番到医院护理爸爸，一再说要报答爸爸的知遇之恩。任铭善伯伯去世后，他要我替他刻一方“怀任斋”石章，沿用到去世。陆维钊先生去世后，爸爸要我陪他去看望陆师母。他还曾要我陪他到华宇清老师家送书。爸爸去世前几天，祝鸿熹王素仙夫妇到医院，爸爸对他们说：“怀新结婚，没有来得及道喜。”（注：怀新，祝鸿熹之子）在爸爸的交往中，除了他的同事、学生还有许多普普通通的人。爸爸住院时，原先在我家帮助过家务的郑阿莲阿姨、刘云仙师母都三番五次去看望他，她们都没有将他当成一个高深莫测的学者。1979年，爸爸的老友吴中匡先生携女儿来杭探望，吴先生去后，爸爸挥泪写下了：
一枝借了更奚求？
请看闲庭瓜蔓幽。
绝域风尘君竟至，
卅年琐碎话无头。
从兹一去七千里，
能得方来几许秋？
挥手不须潸别泪，
中郎有女此何忧。
爸爸除了书，在生活上没有其他任何要求。他一辈子不嗜烟酒，不讲究衣着。他唯一喜好的是一杯清茶，而且每天只此一杯，从不再泡。他的书斋除了书，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对于时下越来越兴起的物质享受，他在墙上贴上“穷窠”二字，以明其心态。对于外面的花花世界，爸爸从来也没有享受过。他没有进入过豪华的餐厅卡拉0K，没有坐过高级的“奥迪”和“奔驰”。晚年他只是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院子写下：
小庭未有半分赊，
儿植蕉葵妇乞花；
我享其成望窗外，
牵牛吐蔓上丝瓜。
爸爸在病中，我为了找两件他替换用的绒布衬衣，才发现，一件已经掉了领子，一件断了袖子！爸爸去世后，我和姐姐、小郭为他整理衣物，看到的尽是一些穿过十几年的旧衣服、旧鞋子。我们一边整理，一边再也忍不住落泪。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五年，五月九日，北京时间清晨七点零五分，爸爸驾鹤仙去。爸爸再也没能回到他的书斋，爸爸再也不能完成他的著作，爸爸再也不会听到我们对他的呼唤。爸爸去了，他对我们没有一句遗言，没有一声嘱咐。然而，他走时头脑是那么的清醒，这就是他，一位纯粹的学者，一位不同凡响的父亲！
九天之上敦煌飞天漫舞。1980年，陆维钊先生病故。爸爸写下了：
数朋辈鱼贯同归非久论资有在；
剩文字蟫虮未到尚容掩泪相看。
现在爸爸终于可以和前贤哲人、恩师好友——许慎、段玉裁、王念孙、张相、钟泰、夏承焘、王重民、任铭善、陆维钊、郭在贻，相聚一堂，神驰天外。
写于199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