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都是宋代的名臣，但是在变法这个事儿上针锋相对，成为最大的政敌。

那他们两个究竟是在争什么呢？简单说来一句话，是在争究竟怎样才算一种好的政治。

两个人肯定是都想要好的政治，问题是他们俩对于什么叫好，标准不一样。

王安石认为如何才是好的政治呢？是勇敢去创新，守旧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但是司马光就不这么认为了，他说： 假如你连传统都不尊重，那你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

不拘小节的王安石

王安石这个人超级不拘小节，有一个特别好玩儿的小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一个朋友请他吃饭，然后饭后就跟王安石的老婆说，我终于知道你们家老王爱吃什么了。前几天吃饭，他把一盘鹿肉给吃得精光，一点儿没剩。

王夫人听了就笑了，你是不是把这鹿肉放在他眼前了，等下次吃饭的时候你换盘菜试试。果然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王安石就把他面前的一盘菜给吃得一点儿不剩，而旁边放着的鹿肉看都没看一眼。

从这个故事能看出什么呢？王安石这个人超级不拘小节，他只关心自己内心真正关注的大事，其他一切对他来说全都无所谓。那王安石真正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变法。

为什么要变法呀？因为大宋咱们上一讲说过虽然不积贫，但是它积弱。它面对大辽、面对西夏的时候始终国力不振，王安石就想我一定得想办法改变这个状况。

北宋到了王安石所在的时代，已经统治了有快一百年了。由于一些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就形成了大量的冗兵冗官，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对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你不能改革的话，国家很快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虽然咱们在上一讲里面说过，由于有了幽云十六州，大辽就成了大宋的保护伞。但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家，你不可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别人的善意上面，你肯定还是觉得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更保险一些。

那么，王安石觉得真正的大事是什么？必须要经邦济民，要变法，这才是值得大丈夫追求的事业，其他的事儿都是鸡毛蒜皮。

王安石推行新法

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重用，开始了变法。他虽然有着一腔的报国热情，变法的效果却一点都不好。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他推行的几个新法。

首先，军事方面有一个叫做保甲法。把乡村的百姓十家一组编成一个兵民一体的结构，每家里面要是有两个男丁以上的就要抽一个人出来，农闲的时候军训。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可以节约养兵的费用，这是军事方面的法律。

其次，经济方面的法律——青苗法。规定到了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由官府给百姓贷款，收取比较低的利息。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个利息不低，但是比那时民间的高利贷要低很多，用这个办法来缓解民间资本不足的困境，减轻百姓的压力。

还有一个法叫做市易法，就是在开封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负责在产品滞销的时候政府收购。在产品短缺的时候再卖出，用来平衡市场。

还有人事方面的法律，他颁布了一个叫做贡举法，就是要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在考试的时候不再考那些经典了，而是要考经世致用的学问。

刚开始看上去，你会觉得这法令不错，既能够节省军事的开支，又能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能筛选出真正能干事的人。

所以王安石曾经夸口，说这套新法要是一旦能够施行，那朝廷根本不用向百姓加税，照样能让国库充实起来。但是等他真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新法推行失败

咱们先说这个保甲法。保甲法是把老百姓都给编成兵民一体的组织结构，王安石设计这个法令的时候，是有着非常高大上考虑的，要复周礼，但是他失败了。

为什么呢？最初的周礼实际上顺应的就是一个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把这个社会结构整合一下就成了周礼了。

宇文泰在统治北周的时候，北周是有这么一种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所以宇文泰复周礼是能够成功的，但到北宋不一样了。

前面讲过，到了北宋中国历史就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了，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早就没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王安石要搞的保甲法，就不是顺应现成的社会结构做出的一种整合，而是要把现成的社会结构给彻底打乱，重搞一个。你说老百姓能受得了吗？

比如经济方面的青苗法和市易法，这两个新法你初看上去是想要帮助老百姓获得更好的融资机制，以便刺激市场的经济流通，让朝廷获得更好的财政基础。

但是这些法律要想能够有效实行的话，一定得有比较清楚的现代法律基础，市场才能自动运转起来，才能足够流畅。 问题是这些法律基础在当时根本就没有。

那结果怎样了？这些法律运转起来就是当官的胡乱调配，甚至强迫老百姓必须得贷款，老百姓肯定更受不了了。

当然了咱们也得客观点评价，在王安石那时候，他是不可能想明白这些前提条件的，咱们这是事后诸葛亮能够说明白。所以，王安石不可能想得到这些新法在运转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现实是，新法的运转确实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于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很多人批评王安石。说这新法完全是胡闹，一定会把国家搞坏，而这些人出来一通骂之后，皇上就开始犹豫了。

王安石不管不顾的个性马上就起来了，他充满豪气地说了一段特别有名的话——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什么意思？天灾、人们的非议、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不用怕，只要你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就要排除所有这些外部的干扰。

司马光这帮人已经忍了王安石很久，早就很不满了。等到王安石啥都不用怕的说法一出来，舆论更是一片哗然，对王安石又是一顿猛批。

王安石也火了，马上就把司马光这一派的人陆陆续续都赶出朝廷，贬到地方去了。司马光本人级别太高了，没法贬到地方去，于是就哄到洛阳，让他赋闲。

当然这个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也不是坏事，司马光就是在洛阳赋闲的这段时间写出了《资治通鉴》。

政治原则之争

在王安石看来旧法早就不行了，要行的话，不至于被西夏这种小破国家给欺负了。这些新法对国家好处颇多，就算有一点瑕疵，你们也应该帮我改进，而不是劈头就骂。

在司马光看来不是这样，他说老王你那能叫瑕疵吗？这完全证明了你那根本就是胡闹，你要想治国首先得老成持重，不能依照一些异想天开的念头把天下搅得不安宁。老王，你得知道要是把秩序搅乱很容易，但是要想恢复起来可就难了。到时候遭殃的是谁，还不是老百姓吗？

王安石一听，火更大了，啥叫异想天开的念头啊？没看我那新法是复周礼吗？你再老成持重，你还能老得过周礼去？既然你们这帮家伙不愿意帮忙，还拖后腿，我不用你们行吗？我就用新人。于是王安石的那套人事改革方案就派上用场了。

但问题是双方已经闹到这个份儿上了，道德感比较强的人肯定就不愿意跟王安石混了。因为王安石这个人个性确实太奇葩，的确是不大容易合作。再加上他以复周礼的名义连祖宗之法都可以不要了，那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君子不会来的，各种能力很强但是心术不正，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就被王安石提拔起来了。

当然，王安石本人是非常重视道德的。王安石曾经点评战国时期很有名的齐国的孟尝君，他说世人全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收拢天下的人心，各种人才全都愿意为他所用，鸡鸣狗盗之徒他也都能用起来。

王安石非常看不上，他说就凭齐国那么强大，要真能得到一个人才，绝对就能压制住秦国称霸，你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吗？正是因为孟尝君门下有一堆鸡鸣狗盗之徒，所以真正的人才才不来。

王安石想得当然是非常清楚了，但是这种话说起来很容易，真干起来就不一定那么回事了。肯为王安石所用的人，我给你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你就知道都是什么货色了。

这个例子是谁？蔡京，就是《水浒传》里面那个有名的大奸臣蔡太师。蔡京这种人确实不管祖宗之法，而且特别能忽悠，他把宋徽宗一通忽悠。于是北宋的政治水准就越来越差劲，最终就亡国了。

那么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咱就能看出，司马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调祖宗之法了。

北宋已经进入到平民社会了，那么在更早的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里，实际上社会本身对于皇上的制衡能力非常强。 但是到了平民社会，社会里对皇上的制衡能力就越来越小了，传统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还能够用来制衡皇上的东西了。

那传统是什么呢？祖宗之法。如果皇上对祖宗之法都没有敬畏了，那问题就大了。官僚本身是皇上意志的延伸，如果祖宗之法可以随便就被突破，蔡京这种人就会以皇上之名干各种坏事。

但是咱们在前面也说过，王安石变法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大宋过去的一系列做法真是不行了，必须得变，老路根本维持不下去。

司马光所强调的祖宗之法就是这条老路，确实能够对皇上和官僚给构成约束，但问题是现实面对着一大堆问题，这怎么办？司马光能解决吗？

大宋在这种时候就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境地，既需要王安石的改革，也需要司马光的稳健，但却很难找到这两种政策的均衡点。

所以到了力挺王安石的宋神宗去世之后，王安石所开创的新党和司马光所开创的旧党，就随着皇位的变迁而多次的此起彼伏，这两个党就开始了非常激烈的党争。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还活着的时候，这两个人都是君子，所以他们虽然有党争，但是不会失去君子之风。

他们的后继者就不一样了，都是一些烂人。所以到后来的争夺水准就越来越烂，再也没有人从天下情怀这种大格局出发，堕落为纯粹私人的争权夺利。

大宋的结局

到了北宋后期的这几十年里，就沦落到了越来越烂的政治水准里面。大臣和皇上们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以至于到了北方出现剧变的时候，大宋一方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新的格局，居然觉得大辽是自己的敌人，要跟新兴的女真人合作。

大宋根本就没想过大辽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而女真是一个新兴的蛮族，要是打败了大辽的话，怎么来对付女真？而且女真是没有接受中原文化的，一定会对付大宋，到时候怎么办？大宋根本就没想这事。

且把这些放一边， 另一方面大宋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担当，和女真人达成了一个联盟的条约，要联盟联手来打败大辽。但是达成这个条约之后，大宋不停地占小便宜，被女真人揭露之后又百般地遮掩。

举个例子，比如双方都约定了不许从对方占领的地盘招降纳叛。那么大金把大辽的土地占领了之后，上面有一些还是汉人，所以大宋就偷偷鼓励那些土地上一些原来是大辽将领的汉人来投降自己。

但是等到真的有将领从那边投降过来了，大宋肯定是违约，金国就来找大宋算账，大宋矢口否认。大金不干了，把证据拿出来，大宋傻眼了。于是，就只能从军营里面找一个和前来投降的那个人长得很像的人杀掉，然后把头颅给大金送过去。

大金一看不对劲，是假的，于是大宋就不得不再把那个真的将领再杀掉，再送过去。可是这么搞来搞去，你觉得大金还能信任大宋吗？

另一方面，那些来投降大宋的辽国汉人将领，他还能信任大宋吗？所以等到宋、金再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人很容易就投降大金了。

类似于这种低劣的政治行径，在大宋跟大金打交道的时候太多了，各种背信弃义、反复无常。最终也就导致了极为屈辱的靖康之变。差不多可以说北宋被大金灭亡几乎是咎由自取的。

朱熹评价靖康之变

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大儒叫做朱熹。他评论靖康之变这段历史，特别的愤慨，痛斥说：

“你看看宋徽宗那一朝有一件事做的是对的吗？古代大国的君主就算再差，总还是有一两件大事能做对，就算这样都免不了要亡国。可是宋徽宗那会儿，连一件小事都没做对过，就算没有女真人南下，这国家也别想能搞好。女真人是一帮夷狄，他们和咱们签约了说话还能算数，咱们却反反复复地违约，能不把女真人惹毛了吗？”

朱熹不是小人物，他集宋代儒学之大成者，他的学说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儒家世界，一直到清朝末年。可以说从他往后一直到清末，东亚世界的精神秩序是由朱熹所决定的。你就可以想见，如此之伟大的大儒，他来批评北宋末年政治的时候，是多么的痛彻心扉。

但是如果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后继者不是如此低劣，大宋的变法是否有机会成功呢？朱熹认为还是没戏。

他说在大宋全盛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忠臣良将，但是面对内政外交的各种困境还是没办法，只能挺着。到了后来变法闹到党争一起来，天下就没法不乱了。

上一讲里我们说，大宋的富裕繁荣主要是在民间社会，而这种富裕繁荣得需要一种政治上的保障才可持续。

但是大宋在政治上有一种先天的困境，导致到了北宋的后期进退为难。往前进的话，那就是王安石的路数，但是他的后继者什么人呢？多半都是蔡京这种人。

往后退的话，就是司马光的路数，但是内政外交上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怎么办？只能是最终被女真人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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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这一讲，我们讲了北宋重要的一段历史——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在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上产生了分歧，王安石要求创新，而司马光则提倡尊重传统。

王安石所开创的新党和司马光所开创的旧党，开始了非常激烈的党争。最后导致北宋的政治水准越来越差，最终被金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