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槿花之殇

院子里的木槿花又开了，红的，粉的，白的。这花好像不喜欢张扬，默默地开，默默地谢。我注意到这种花却是别有原因。开始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花，后来才慢慢知道叫木槿花。是一种朝开暮落的短命花。我很想不开，那不跟昙花一现有什么区别嘛！写花的人呢，这个花，那个花都有人爱。木槿花也有人爱，当然也有诗。有个唐朝的诗人叫徐凝的，还写了首《夸红槿》:“谁道槿花生感促，可怜相计半年红。何如桃李无多少，并打千枝一夜风。”是说木槿花开的短促，但是连着开半年，也是值得一夸呢！这短命花也是有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呢。这也是一种顽强吧！要从赏花的角度来说，她不怎么引人注意。没有花中之王牡丹那么大而漂亮的花冠；也没有寒梅傲雪的清姿；更没有桂花的醉人馨香。我注意这花，却全是因为我的大阿姨，大阿姨喜欢木槿花。

大阿姨喜欢上木槿花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上海刚解放的时候，大阿姨才是个初中生。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有文化的年轻人加入革命队伍。大阿姨报名参加了军政干部学校。外婆是个封建脑袋瓜子，满脑子的不适宜，连着好几天去吵吵嚷嚷:“大闺女家整天不着家，男男女女混在一起，那哪行啊！”大阿姨被搞得很没有面子，只好悻悻地回家了。说实在的，外婆也很可怜。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全靠变卖家里的东西养活四个子女。我妈是大女儿，嫁给了我爸。如今二女儿也要到外面闯荡，外婆内心受不了这个。可是大阿姨终于还是走了，而且走得很远很远。她接受了上次的教训，瞒得跟铁桶似的。她穿上了志愿军的军服，英姿飒爽的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两只深陷的酒窝，映衬着粉红色的笑靥，让人不由想起屋外的木槿花。从此外婆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二辣子”，意思是心狠。我妈她们姊妹兄弟三个背后都跟着我外婆叫她二辣子。家里每当大阿姨的脚步一响起，外婆的唠叨就随着脚步响起。当然大阿姨也总是像听不见似的，任由这唠叨在屋里回响。
木槿花之殇
木槿花之殇
木槿花之殇 木槿花之殇 后来，从她陆续寄回来的照片，猜她是到了部队文工团。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深深的笑涡。平时唱唱跳跳的日子带来的欢乐，湮没不了冰雪覆盖的山川的苦寒。战火纷飞的硝烟笼盖不了战场的残酷。即便是文工团，也仍然有战争的阴影。在一次前线演出时的敌机空袭时，大阿姨的一个小手指的一段被炸飞了。我们是在她回国以后才得知的，她就是个硬气的男子汉，笑涡里藏着的是刚强和坚毅。

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大阿姨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也许大上海留给她太多的痛苦，她没有要求回上海，而是要求到大连。美丽的海滨城市，旖旎的海滩风光，日式小别墅，新的工作，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当春风刚刚吹来幸福的时候，她不是想到解决个人问题，却和我妈提出要把我带到大连去养三年。为的是报答我父亲那些年来对孤儿寡母外婆一家的照顾。记得那年全家离开上海的那天，临上火车前，大阿姨走开了一会儿。等大阿姨回来时，外婆嘟嘟囔囔地抱怨着“又是那个穷小子”。外婆不满意大阿姨处的那个对象，因为穷怕了。想想也是，为了贴补一家人的开销，以前做惯了大小姐的外婆要厚着脸皮去人家有钱人家做佣人。回到家里，还要帮人家洗衣服。一家老老小小围着一个破旧的大澡盆，用砻糠揣布娃娃。有的时候还一起糊火柴盒。让外婆生气的是，大阿姨不去找个有钱人，偏偏看中了一个穷小子。大阿姨呢，认为外婆整个是一个封建脑袋瓜子，一副不屑的样子。

外婆还是拆散了这对鸳鸯。大阿姨到了大连后，一心扑在工作上。从大连到沈阳的行李车上，两天一个来回，押送着行李。我那时刚刚入学，根本不注意大阿姨的变化。我最最关心的是大阿姨有没有带回来苹果。列车经过瓦房店，大阿姨会顺便买一洋面口袋的大苹果。那时的苹果和萝卜一样便宜。大阿姨那时为了这个家做出的牺牲哪里是我一个小孩子能理解的呀！一家人全靠她一个人的工资养活，阿舅和小阿姨都还在读书，又添了我这么一个小累赘。我真的没有看到大阿姨为自己买过什么好看的衣服。

大阿姨除了上班，就是唱京戏。听外婆说大阿姨6岁就在上海的共舞台登台唱过戏，嗓子好极了。大阿姨平时说话声音很细，还有点沙哑。奇怪的是唱起京剧来，声音竟然洪亮到让你不敢相信是从她嘴里发出的。我曾经看过她演的《武家坡》，她扮演的薛平贵，不仅扮相好，而且唱功极佳。那一声高亢的西皮摇板“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立即激起全场暴风般的掌声。我们一家子都是戏迷，每到大连机务段的业余京剧团演出都要去看。那时大阿姨唱戏没有任何报酬，有的只是一份夜餐，两只面包和一段红肠。大阿姨自己还舍不得吃，留给我。

大阿姨独身了很久，比她小很多的舅舅结婚了，她还是孑然一身。外婆肠子都悔青了，只要一提到婚姻大事，大阿姨就会转身离去，走到院子里默默地看着木槿花粉色的花朵发呆，两只酒窝透着一种坚毅。外婆会叨叨着:“我害了她了，造的什么孽噢！”用暴着青筋的手擦去眼角的泪。

舅舅和第一个妻子离婚后，为了让他再找媳妇，把大儿子给大阿姨做了干儿子，叫大阿姨“妈妈”。

后来大阿姨终于有了对象，却是远在合肥，一位安徽师范大学的讲师。外婆又觉得不满意，说那人有肺病。大姨夫是一介书生，干瘦干瘦的，除了教书，还喜欢写写文学评论。当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时，大阿姨提出要从大连调到芜湖，那时安徽师范大学已经迁往芜湖。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大连机务段，去安徽师范大学的校办厂当一名油漆工。一家人都觉得大阿姨是不是疯啦。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懵了，家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大家心里明白，大阿姨决定了的事谁也无法挽回。谁知道那两只坚毅的酒窝里藏着什么。她整理着行装，义无反顾。窗外的木槿花开了，又落了。雨点敲打着窗，只有时钟在滴答滴答响着。

大阿姨终于在芜湖赭山附近的小山麓有了自己的小家。推开窗户可以看到赭山葱郁的林木和碧水清澄的镜湖。傍屋的空地上是不会忘记种上她喜爱的木槿花。木槿花兴致勃勃的开着。粉的，淡紫，红的，依旧灿烂。我们刚刚为大阿姨的美满生活高兴不已，却传来了噩耗。大阿姨的大儿子小唯却因抢救无效而逝去了。说是又吐又拉，大阿姨和大姨夫都忙着上班，竟没有照顾好小唯。这次打击，给大阿姨的创伤无疑是巨大的。她穿着弥漫着油漆味道的工作服去校办厂上班，工作服已经和迷彩服差不多了。酒窝深陷的脸庞显得更加坚毅，额头上悄悄爬上了两条浅浅的皱痕。

这样的日子又过去了十多年。咳咳顿顿的大姨夫也终于扛不住多年的肺病，离开了那个种着木槿花的半山住宅，离开了大阿姨和一直陪伴着他的小儿子。大阿姨带着小儿子又回到了大连，相伴她们的依然是院里的木槿花。那花还是开了谢，谢了开。春夏秋冬，日复一日。

不幸接踵而来，大阿姨也患了肺癌。我们都为大阿姨多舛的命运揪心。想着大阿姨过去对我的好处，我给大阿姨寄去了微不足道的五百元，可是大阿姨连收到的电话都没有来一个。我不知道大阿姨是嫌钱寄少了，还是病得厉害连回个电话都没有力气了。

后来小阿姨来电话告诉我们大阿姨去世了。在去世前还来了一趟上海，是她小儿子背着来的。没有来我们家，但是去了大姨夫弟弟家。用小阿姨的话说是“托孤”去了。大阿姨好像对谁都有气，觉得人家都对不起她。她对所有的人都有恩，觉得大家都欠她。那位大姨夫的弟弟几十年前是大连医学院的一位副院长，一位技术精湛的主刀医生。后来去美国开了一间私人诊所发了财，又到上海来开了公司搞房地产。这样表弟和漂亮的表弟媳都到了这家房地产公司，表弟做了项目经理，表弟媳做了现金会计。大姨夫的弟弟已经八十多岁，有三个女儿。她们在美国都嫁给了美国人，对我表弟都很好。据说大姨夫的弟弟认为我表弟是三房合一子，打算把财产传给他。表弟刚到上海的时候，我每个星期都请他们小夫妻来我家吃个饭，我也去他们租住的房子看过他们。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忽然就冷淡了，后来打电话也找不到人了。我经常检讨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总也想不通为什么。是不是大阿姨仇恨的种子在他们心里发了芽？我打电话给舅舅和小阿姨，她们也都莫名其妙。为什么表弟小夫妻悄悄回大连，把大连的房子卖了，也没有和她们说什么。仿佛大家都得罪他们了。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愿他们平安。可是我心里却老是放不下，为什么大阿姨要把所有的亲戚都看成了仇人呢？人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仇恨呢？难道不能有爱吗？让爱多一点吧！

我时常会看着小区院子里那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的木槿花呆呆地出神。风把花吹落了，轻轻地，轻轻地散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