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爱难说
真爱难说
于嘉信是我姑舅表哥，今年九十岁了，他儿女说他老糊涂了，对好多事情都记不得了。春天的时候我去看他，真是一个年龄段一个样，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可跟他比应该还算是年轻人。
于嘉信是辽宁新民人，中学时期受的是满洲国奴化教育，东北光复后考上了东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九五六年到苏联留学，一九六〇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仍在东大教书。
文革时期大学停办。因为他是苏联留学生，沾了个洋字，被红卫兵帖大字报是避免不了的。后期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又将他列为重点调查对象，经过近一年的内查外调还真挖出不少问题，一是他回国后与苏联导师有过几次书信往来；二是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兰州大学同学揭发他与导师的女儿有不正常的关系，说他俩经常在公园散步，送他回国时俩人在站台落泪拥抱；三是新民老家的农民反映一九四五年秋天有个日本女人来屯子找过他。根据以上三条，专案组认定他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很有可能还是苏修特务，也可能是日本特务。
几经调查核实，特务与作风问题都没有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于嘉信本人更是矢口否认，无论专案组的人怎样命令他写交待材料，他就是不写，说压根没有的事你让我怎么写？最后当然是不了了之。
审查期间表哥的情绪低落，经常上我家与我聊天。关于他的故事我早先听人说过一些，主要是说他小时候学习多么好，中小学哪次考试都是班上第一，念囯高时即获得了日语特等翻译证书；考东大时一千多名考生只取六十一人，他考上了。还有就是传说他十八岁那年和一个日本姑娘好，后来由于家里人都反对才没有结果。
学习好是公认的，不然没有高干家庭背景的他怎么会被选为公派留学生？关于两国特务的事我觉得就是专案组为弄出成绩，贪功臆想，纯属无稽之谈。我感兴趣的是日本姑娘和苏联教授女儿的事，因为表哥身材高大面相英俊，加上有才学，年轻时有女人追求应属正常。
一次聊天时，我认真地问过他，我说：“大哥，专案组说你是特务那是瞎扯，但日本姑娘和苏联教授女儿的事，你跟我说实话，这是真的吧？”
于嘉信有点急了，一脸严肃地说：“这事你也信？专案组就会望风扑影，哪有这么回事？”
我说：“在你被专案组调查之前，很早我就听老家人说过，四五年秋天有个日本女人到屯子找过你，挨门挨户的喊于桑。”
于嘉信说：“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战败后在东北的大批日本平民被安排回国，临走前他们把不便携带的家具摆放在门前贱价处理，那天我去县城办事，路过她家，她在门口跟几个农民比划，因为她不太会说中国话，意思说不明白，我就上前帮了帮她。她说总算遇到个会说日语的人。”
我说：“我猜那几个农民一定是想欺负这个日本女人，你看不下去了。”
于嘉信说：“是啊，他们想买她的东西，就是出的价太低，一个八成新的洋铁壶应该值两块钱，他们非要给两毛钱拿走，跟抢差不多。我帮她卖，我说这壶新的要五块钱，现在便宜一大半的话也得两块，她要回日本急等钱用再减一半，只要一块钱，便宜到家了，谁买？那几人不知我跟她啥关系。说我是汉奸，有两个人过来要揍我。幸亏来了两个本家兄弟才没挨打。日本女人对我帮她卖东西很是感激，也许是好长时间没人跟她说日本话了，所以她一定要留我吃午饭。吃饭期间我俩聊了聊，她说她是日本北海道人，俩个哥哥都在南洋战死了，父母也不在了，没办法，去年，十七岁的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日本商人，日本投降后她丈夫在长春让苏联红军给枪毙了。”
我说：“啊，原来是个日本寡妇。”
于嘉信说：“是啊，你说，我俩就见一面，她还是个寡妇，我们之间怎么会有事？那天，临走时我告诉她我住在什么屯子，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过了几天她不知有什么事真的来找过我，可是家里人都恨日本人，没让我出去见她，之后她就回国了。”
“那苏联导师女儿呢？这又是怎么回事？”
于嘉信说：“导师的女儿叫奥丽娅，当时正值中苏友好蜜月期，她对父亲的中国学生自然友好，加上俄罗斯姑娘热情泼辣，对朋友牵手拥抱不当回事。我那个兰州同学想表现积极就对去外调我的人胡乱揭发，送我们回国时在月台上奥丽娅与我们几个挨个拥抱了，只不过拥抱到我这她激动哭了，这能说明什么？”
是啊，这能说明什么？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于大哥为人正统，跟女人说话不论对方丑俊从来态度都是整装其事，没有任何轻浮的言语。在单位勤勤恳恳，对待教学半点儿也不马虎。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认为他是难得的好老师，典型的正人君子。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是教本科生还是带女研究生；无论出国访问还是当系主任，再也没有关于他的花边新闻，事实证明于嘉信确实是个品德“嘉”言可“信”作风正派的好男人。
七年前八十五岁的表嫂去世了，于老先生并没有像人们背地议论的那样：一个走了，另一个也快了，而是病病歪歪地活着，尽管有时糊涂。于是讲迷信的人又说，于老先生心里惦念的一定是别人，否则，七年了怎么还没让老伴叫走？
九十岁的于大哥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今年尤差，但他说话还是挺连贯的，那天跟我聊天，说着说着便讲起往事。
他说：“我少年时看了一些言情小说，对书里始乱终弃的负心汉深恶痛绝，总为那些伤心女子感到不平。当时我对自己说：假如将来我要是遇到了一个心爱的女人一定会有始有终。唉，没成想到头来我也辜负了两个女人。”
噢？还真有故事？有些意外的我静静地听他讲述。
“四五年到屯子喊我的那个日本女人叫幸子，幸子虽然是寡妇但年纪不大，和我同岁。她个子不高，但身材好，体态轻盈。她长得细眉长眼，头发乌黑，脸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她是属于那种远看一般，近距离越看越耐看的女人。”
表哥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那天她问我日语是在哪儿学的、多大年纪了、家在哪儿、娶没娶媳妇儿。我一一照实回答。她问我，你为什么帮我？我知道中国人都恨我们日本人，我们日本男人是坏，可我不坏。她见我不说话又问，你是不是看我可怜才帮我？我说是。她看着我忽然脸红起来，说，你喜欢我吗？她长得娴静，语声温柔，说实话，看她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她了。”
于嘉新神态平和像是讲述别人的故事，尽管他女儿说他有时候糊涂可他回忆起七十多年前的这段往事还是那么清晰。
他说：“当时我心里好慌乱，以前没有这么近距离的面对年轻的女人，也没有哪个女人这样大胆的问过我。幸子看出了我紧张，又追问一句：于桑，你喜欢我吗？见我点头她又做出一个让我没有料到的举动，毫不犹豫地扑过来一把抱住我说：于桑，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人，是个没碰过女人的老实人。”
听到这我说：“这个幸子，也太那个了吧？”
表哥说：“是，在一般人看来，虽说是寡妇，就这样没有半点矜持的去拥抱一个陌生男人也是不合常理。但我没有觉得她放荡，反而心里对她更加怜爱，更为她感到难过。我理解她，一个战败国的年轻寡妇，独自一人在战胜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遇到不测。她恐惧、她绝望，回到没有亲人的故国等待她的是饥饿和劳苦，还有可能是后半生的孤独。现在忽然出现一个敬重她保护她能与她语言交流的年轻的好男人她一下子看到了希望，像赌博一样立刻把全部财产——自己押了上去。”
过了好半天表哥说：“夫妻之道是她教我的，她很清楚战败后的日本是个什么样子，日本年轻男人死的太多了，回到日本，她对未来没有确切的把握。她果断地说我要是不嫌弃她她就不回去了。我当时想都没想就说：幸子，我不嫌弃你，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娶你。此后一连几天，我天天去镇上找幸子，每次她都让我得到极大的满足。我的行踪终于被家里人发现了，我只说幸子是个好女人，还没说她是寡妇我爷和我父亲就雷霆大怒，无论我怎么哀求，他们就是不答。他们说，娶日本鬼子绝对不可以！就是我们答应了，族里人也不会答应，祖宗也不会答应，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说完便将我锁在了柴房里。”
我不插嘴，只是静静地听，表哥确实有些糊涂了，这会儿他好像不是对我讲，而是对幸子述说。
“那天幸子来屯子喊我我听见了，我仿佛看见了她那焦急无助的样子。我急得不行，也喊你，由于那几天天天和家人大声吵吵，喊得嗓子哑了，所以我的喊声你没听见。又过了三天他们把我放了，我去找你你已经不在那住了，是回日本了？还是嫁给别的中国人了？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们家人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唉，幸子，我好后悔，跟你先私奔就好了，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
表哥不说了，我注意到他的眼框湿润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深深的回忆中解脱出来。
他说：“过了两年，家里给我定了一门亲事，问我同不同意。自从失去幸子我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火，就说，别问我，行不行你们说了算！过了一个月家里安排我和你嫂子结婚，我就像个木偶一样任他们摆布。对你大嫂我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多么的讨厌，就是麻木，按现在小青年的说法就是没有感觉，所以结婚不到两个月我就偷着跑到沈阳考大学去了。”
我说：“你方才说辜负了两个女人，那一个是奥丽了喽？”
表哥点点头，说：“是，我同样也辜负了她。我认识她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九岁了，她二十二岁。头一年我根本没往别的地方想，我只把她看成是一个调皮的小妹妹。你知道我虽然是学工的，可我最大的兴趣是音乐，假如当初音乐学院招生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学音乐，并且我相信，我要是学音乐的话，能比学工更有成绩。
“导师家有一台钢琴，他们都会弹，但弹得都不太好。有一次导师夫妇有事出门，家里只有我和奥丽娅，她弹琴我在一旁听，她问我会不会弹？可能她觉得中国农民都贫困，一个农家出来的学生不可能会弹钢琴。实际上我读国高时就会弹，学校里有钢琴室，一有机会我就去琴房练弹琴。
“我说会一点儿，随即弹了一首贝多芬《致爱丽丝》奥丽娅大为惊㤉，她称赞道：嘉信，你弹得真好，由此她对我有了好感。
“奥丽娅喜欢文学热爱中国，对中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特别感兴趣，她经常让我给她讲中国的爱情故事。我把中国著名的爱情故事一一讲给她听，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孔雀东南飞、红楼梦、啼笑因缘等。
“她听后问我：你们中国的爱情故事怎么大多是悲剧结尾？我说：中国人活得不自由，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所以自由恋爱大多时候都是悲剧收场。这时她问我，你的婚姻是自由恋爱的吗？我说不是，是家长包办的。她问：那你爱她吗？我说：包办婚姻，谈不上什么爱不爱的。
“接下来她问我的话让我心跳：假如你没有妻子的话，你会爱上我吗？这句话问得我毫无准备，我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来一个字，奥丽娅见我面红耳赤窘得不行的样子就开心地大笑起来，说：中国人难为情的样子好可爱。
“奥丽娅长得就不用说了，俄罗斯姑娘你见过，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简直可以说是完美的艺术品。尤其她那一对发蓝的眼睛，清澈得像一潭湖水，她要是爱上你的话，看你的目光能燃烧起火来。我极力挣扎，不想让自己陷进去，就找借口躲开她。可是你不知道俄罗斯姑娘有多狂野，奥丽娅就像是森林里张弓搭箭的猎手，我就像是在她射程内的猎物，终于有一天被她射中。
“那天是黄昏，我俩在僻静的莫斯科河畔散步，她说：你钢琴弹得那么好，一定也会唱歌吧？你唱一首歌好不好？
我当即唱了一首《秋江忆别 》：
荷花枯焦在水面上漂流
黄花朵朵含笑在枝头
太阳才下山又月上柳梢头
黄昏时候旧地又重游
……
“奥丽娅说：你唱中文歌词我听不懂，但这支歌曲调忧伤我猜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我说是，她说：看来我得学习中文了。
“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点一点形成的，等到互相发现已经退不出来了。
“我对幸子的爱是怜爱，对奥丽娅的爱是被她那种勇敢执着火一样的爱情点燃的。
“莫斯科的夏季很短暂，导师夫妇去别墅度假，奥丽娅坚决不去，因为我再过一个月就要回国了，她要陪我度过这难得的十几天。
“家里只剩下我们俩人，奥丽娅说：你把那首歌再唱一遍好吗？这次我是用俄文唱的：
荷花枯焦在水面漂流
黄花朵朵含笑在枝头
太阳才下山又月上柳梢头儿
黄昏时候旧地又重游
……
如今分散可还能聚首？
去年今日别离时候泪儿流
千言万语还记在心头
春残夏去又到秋
……
落花随水向东流
我的姑娘
你可别像那流水永不回头
“唱到最后，奥丽娅激动了，她一下扑到我的怀里，流着眼泪说：不会的，我们会在一起的，永远也不要分开。我也表态说：是，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永远不分开。那一晚我没有走，接下来的十天，爱情的火焰将我俩烧得忘记了一切。
“我回国的时候，中苏关系已经交恶了，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撤走了所有的在华专家。我给导师写信得登记备案才能寄出，信的内容也得经过组织审查，后来连通信也不允许了，至于跟奥丽娅的关系还能说什么？个人意志再坚强在国家政策面前只能等于零，我俩的关系被迫中止。”
表哥说完长出了一口气，最后说：“苏联解体后，日本、俄罗斯我都去过，尽管日语俄语我都通晓，幸子和奥丽娅我也都查找过，但都没有找到，我知道我死以前是不可能再见到她俩了。”
在表哥家出来已经是中午了，湛蓝的天上漂浮着几朵白云，明媚的春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麻雀在泛绿的树枝上来来去去地嬉戏，墙角的残雪一点一滴地消失。我看着大街上来往穿梭的车辆与脚步匆忙的行人顿时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美好，生命是如此的可贵。
表哥这次的叙述，可以肯定是百分百的真话。让我惊异的不是说他曾经和两个女人有过关系，而是他以前为什么不承认呢？那怕是对知己的亲属也要说假话？对于这两件事情他可以至死都不承认，为什么现在又主动坦白呢？我觉得以前他在单位是系主任，是教授，在家是丈夫，是父亲，他要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只能撒谎。
经过岁月的磨砺，存在他大脑里虚假的东西都变成记不起来的粉末。虚假的谎言让时间的长河慢慢地冲走了，剩下的便是永远抹不去的真像。而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由于不断的回忆却愈加清晰。
九十岁的于嘉信主任没有了老伴，远离了同事，远离了领导，他彻底的放松了。以往为了树立形象而编造的虚假谎话、违心愿的话早已忘记，终于到了可以说真话的年纪，终于可以与亲友一吐心声了。也可能是他觉得，到了他这个年纪再说假话已经没有意义了。所发生的事情再无需遮掩，因为他认为这种情感是美好的，是值得回忆的。
表哥的经历让我产生了一连串的感慨：
人活在世上有时是很无奈的，不是我们没有信心，也不是我们爱得不深，而是与世俗、与国家的力量相比个人实在是太弱小了，弱小到连表达这种心愿都不可能；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跟某个人只需四目相对的一瞬间爱就产生了，而对其他人即使在一起生活一辈子也难找到爱的感觉；由此可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真正的爱情是很难遇到的，如果你有幸遇到了就要加倍的去珍惜。
当下，无论是哪个农民估计都不会反对儿子娶日本女人；中国和俄国估计也不会对跨国婚姻强力阻拦和干涉。社会毕竟是进步了，虽然来得晚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