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个很坏的朝代——读许倬云《说中国》断想

　　已经八十八岁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写有五十多部书，著名的如《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等。我只读过许先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的共同体》一书，屡见新说令我耳目一新，更多有共鸣让我掩卷遐想，尤其是书中《明代：专制皇权》上、下两章，让我读之再三。书后附有葛兆光长达二十七页的《<说中国>解说》，倒是有些蛇足，徒增买书者的费用。

　　明朝是夹在“征服王朝”元与清之间的一个王朝。

　　对于“征服王朝”，许先生有个基本的界定：秦汉以来，中国是编户制度，没有永久的阶级，而通过外族侵略征服而建立的元朝与清朝，则有了恒定的主奴区别，集权专制的皇权抹杀了儒家人本思想对皇权的约束，也淡化了社会\文化精英的影响力。许先生说，这是一种“完全倚仗暴力压制的统治形态”，“杀戮”几乎成了他们统治的常态。仅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在征服中华大地之时，“被屠杀尽净的大小城市，不下二三十座……死亡人口不会少于千万之数”。血腥，是这种统治的特色。从“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今天将成吉思汗塑造成我们的民族英雄，我们一直在一种糊涂历史观里打转转，将民族主义的虚火旺了再旺，惟独忽略了人的权利。是许先生擦亮了眼睛，看清历史的真相：“中国虽然已经全部被蒙古征服，然而只不过是蒙古大汗国中的五分之一，甚至只是较小的部分”;并肯定蒙元史学者萧启庆的观点，“这是一个征服王朝，并不是中国的朝代。”

　　而夹在元、清之间的汉人王朝明朝，其皇权的专制集权不仅与两个征服王朝“并无二致”，甚至有些地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中国经受了六七百年没有间断的专制集权统治。中国近代为什么丧失了过去曾经拥有的“弹性和可逆性”?这六七百年没有间断的专制集权统治，便是病根所在，而这个可恶的明朝，便扮演了与征服王朝一样的角色。

　　明朝当然是朱家的王朝。按当下约定俗成的说法，是将极权的专制称为“赵家”。其实这并不确实，赵家的宋朝，虽然格局较小，地盘也已经比大唐大大缩水，但百姓倒还可以比较安生地生活，知识分子们也很少有以言治罪的。至于传统文化又在当代的时髦，却是有点吊诡，因为至宋朝，虽然完成了儒学的定于一尊，却也将其固化僵化，已是传统文化的末路。

　　到朱明一朝，则公然特务横行，宦官当道，告密成风，刀光剑影，腥风血雨，露着与征服王朝相同的“暴力性格”的獠牙。许倬云先生曾经借用佛家的“成、住、坏、空”来形容历代皇朝，汉是成，唐是大成，到了宋代已是凝固裹足的“住”，而明，一定是处于“坏”的阶段。

　　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内心黑暗，疑忌成习，锦衣卫之外，另设东厂、西厂等特务、警察机构，让百官与百姓时时处于被监视的恐惧之中;为了维持朱家皇朝的稳定，更不惜嗜虐成性、嗜杀成性。

　　贫富的两极分化，是朱明王朝的又一特征。绝对的权力之下，必然是利益的绝对集中——皇室以外，五六十个宗室的藩国及其佃户(总人口竟达四五十万)，文武大臣，一大群宦官，都大量占有不纳税的优良土地，这势必将税赋越来越重地压迫到贫苦百姓身上。虽然朱元璋以死刑反对腐败，甚至将贪官处死剥皮填以稻草作成人形放置全国官座之旁，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在一个皇权专制的体制里，反腐反贪，无异于扬汤止沸。

　　对于这个很坏的明朝，许先生有一个著名的结论：“太祖杀伐立威，又将专制极权制度化，有明一代始终未普改革。更可悲者，满清入主中原，沿袭明代制度，再加上征服王朝的武力镇压，于是中国人生活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长达六七个世纪之久。这一长时期的压迫，斲丧中国人的自由，扭曲中国人的人权，对中国民族性造成的伤害，至深至巨。”

　　更为可悲的是，经过辛亥革命以及一系列的革命，这种伤害并没有终止，有时还会变本加厉。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倬云先生曾经是作家王小波的导师，他在一篇谈王小波的访谈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历史的巨变，真必须吞噬自己的儿女吗?是的，多少中华优秀儿女，被一茬茬地吞噬了，连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都已那样的孤寂与遥远。

　　（李木生2018年7月27日晚写于莱克星顿杜鹃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