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被困在疫区……

好友小林的妻子去世了，她是一名护士，在护理病人时被传染了。

他坐在卧室的床上，给我念妻子的微信。

第一条是：“病房里，窗台上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

医院是被隔离的，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医院门口。进不去，也不离开，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

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了！”

接下来，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微信里交代着存折的密码。

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在脸上肆虐。

他没有告诉孩子。女儿才六岁，细软的短发，黑白分明的眼睛，稚嫩的思维里，或许还不知道死亡的意义。“再也看不到妈妈了”，这样的事实对于六岁的女儿，太残忍了！

女儿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

我说：“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

临走的时候，她坐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站着，看她叠。

大圆口玻璃瓶里面已经装了一多半。她叠得很慢。叠完一个不是扔进去，而是把手放进罐子里，把这一粒小心地搁在最上层。

我看着，想找句话说，却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心里“轰”一下：她已经知道妈妈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难过。

出来后，车开在二环上，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整个城市好像被一口大锅扣在里面。车上的几个好友，谁也不说话。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非典”将我们困在疫区，故乡的城已经关闭了我们的归途。我们无处可去，任汽车在冷清的马路上狂奔。

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去，我们内心变得狂躁而恐惧。

大李狠狠吸了一口烟，说：“现在像不像《卡桑德拉大桥》里的情景，火车正在往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人的耳边咣咣作响，外面正有人把窗户钉死。”

车里寂然无声。

最后，车子停在了湖边公园。我们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遛鸟的、下棋的、钓鱼的、踢毽子的、唱歌的、跳广场舞的……都没了，四下无人。湖面辽阔无声，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有荒野般的空寂。

远远听见琴声，寻着声音望去，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的朱红亭子里，膝上垫一块灰布，正在对着湖水拉胡琴，琴声有千灾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直到暮色四合。

回到酒店，我打开小音箱，播放最疯狂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城市。

良久，我回身猛然把耳机扣在头上，然后用头巾用力一绑，把音量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一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挥舞着手脚，胡乱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插进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野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彼时，我并不知道，在不久的未来，这一切都将过去，就像一缕青烟，被风吹散，无声无息，杳无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