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愁”——一座城市的“集体无意识” |读《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

博斯普鲁斯海峡，北连亚欧大陆的内海——黑海，南通世界上最小的海——马尔马拉海，把土耳其分隔成亚洲和欧洲两部分。博斯普鲁斯，在希腊语里是“牛涉水之地”，在土耳其语里的意思是“通道”。许多年前，我从手抄本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就再也没有忘记。它同后来的“安纳托利亚”、“加拉塔萨雷”、“凡湖”等词语共同构成了我对土耳其的浪漫想象。

就像普鲁士蓝这种染料能让人联想到德意志帝国（虽然这种染料也叫柏林蓝、中国蓝），人们也将一种特别的蓝色称为“土耳其蓝”。蓝色又是忧郁的象征，所以周传雄会在《蓝色土耳其》里唱“还贪恋着你的风情诱惑着你的神秘，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

而这抹蓝色忧郁的源头，源自博斯普鲁斯海峡，更源自被海峡一分为二的伟大城市——伊斯坦布尔。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啊？”在其中一次漫长的临时停车期间他问道。

“耐心点，我的儿子，伊斯坦布尔不会跑掉的。”

这是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主人公麦夫鲁特第一次随父亲坐火车前往伊斯坦布尔时在路上的对话。

对于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上层家庭的帕慕克，除了在美国那几年的访问学者生活，其他的大多数时间伊斯坦布尔并没有从他的生活中跑掉。他没有离开伊斯坦布尔，甚至没有离开童年的社区和街道。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因而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这本自传体回忆录的开篇作家就反思道：

“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而正是作家对伊斯坦布尔的这种依附，才能使他发现了常人所看不到的属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忧伤，并且浸淫于这种忧伤：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他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当然，这种忧伤除了作为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特有的气质，更是作家内在气质的一种投射。在他的随笔集《别样的色彩》中，帕慕克曾说：“如果里屋有一张床，旁边有个床头柜，上面有些报纸、书籍和我喜欢的杂志，乃至电视，可以供我随意翻阅，观看；如果我可以这么和衣服躺下，一个人怡然自得地品位沮丧，痛苦和不幸的人生，该是多么美妙。人生之乐事，莫过于面对面审视自己的悲惨和痛楚，莫过于寂然独处。”这好比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史铁生看来，地坛是衰败破旧的，是为了印证他与地坛之间的宿命味道，仿佛为了他，地坛在那里历经沧桑等待了四百年，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但帕慕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这种忧伤局限于个人的情感体验，而是上升为一种伊斯坦布尔人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突出表现就是“呼愁（huzn）”。

“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按照帕慕克的说法，“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

怎么样理解“呼愁”，在本书《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第10章节，帕慕克用了一整章的内容为我们详细描述了他对于“呼愁”的理解。他先是从《古兰经》和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的传统哲学入手，认为“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仅是由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也是一种看待我们共同生命的方式；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状态，最后既肯定又否定人生。”接着又借用阿维森纳的观点，论述“呼愁”与亚里士多德时代“黑色激情”、基本体液（黑胆质）的关系，从病理学的角度探讨“呼愁”与疾病的关系。

然而，这些都不是帕慕克想要为我们描述的“呼愁”——“但此刻我想描述的不是伊斯坦布尔的忧伤，而是那映照出我们自身的‘呼愁’，我们自豪地并承担作为一个社群所共有的‘呼愁’”。紧接着，帕慕克一口气为我们描述了60多个发生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一幕幕景象，读了这些句子，有如一部有关伊斯坦布尔的黑白幻灯片在脑海中放映。到这里，“呼愁”已经不只是一种情绪，它还能被看见，能被人们处处察觉到，甚至“你几乎触摸得到深沉的‘呼愁’。”

有一首诗这样写道：“眼看玻璃的人，目光可能停留在玻璃上；或者，如果他乐意，透过它，就会看见天堂。”这虽然是一首宗教诗，但用在帕慕克身上同样贴切。因为在帕慕克看来，“呼愁”不是弥漫伊斯坦布尔全城的绝症，而是这座城市及它的人民倍感荣幸地承担这种“呼愁”。如果说之前把“呼愁”看作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的“集体无意识”我们似乎还可以理解，但说到把这种“呼愁”理解为倍感荣幸地自愿承担就又让我们不解。这难免给人一厢情愿的主观夸大甚至带有一种轻微的宗教狂热。而这样一种观点，别说我们远在异国他乡的普通读者，就是作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年轻人也并不能完全接受。

好在帕慕克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去年播出的浙江卫视纪录片《一本书一座城》第二季伊斯坦布尔专题节目里，帕慕克在访谈中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当我的书2003年在伊斯坦布尔出版以后，年轻的一代常常问我，帕慕克先生，我们很喜欢你写的书，可我们并没有那种悲伤的感受，我们不觉得它是黑白之城，我们很享受这里的生活，爱这座城市。他们的观点也对。但那是他们的伊斯坦布尔，我写的是属于我的伊斯坦布尔。我所关注的是一个城市是否有其核心价值，就如同生活在城中的人，首先要学会谦逊，不要对生活索取过多。不要只想着富有、成功或是荣耀。要追求内在，去追求精神的富有，而不是口袋里的金钱。这也是当代土耳其的某种‘呼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