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兴《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09】》

【09】初到新校

上面的几段文字是说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和四年级二班的政治结构。我还是把目光拉到入校第一天发生的点点滴滴小事吧！

犀利的铃声传来，鸣响了足有一分钟，下课了。我的座位前面是一个梳着两条小辫的小女孩，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莞尔一笑能让男孩子三天睡不着觉，可见这个小姑娘是很漂亮的。她左臂上戴着红领巾中队长标志的两道杠。后来我知道，她的名字叫郑晓鸥。班级里另外的两个中队长是林晓林和尹成贵。

趁着下课的当儿郑晓鸥站起身，回身过来与我说：新同学你好。我是郑晓鸥。欢迎你到我们班。我木讷地说道：谢谢！初来此地，承蒙关照。正在这时，两个戴着两道杠标志的男孩子紧紧拥抱着，不，应该说是搂肩搭背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大家猜到了，这俩人就是林晓林和尹成贵。因为我交待了只有他俩才是我说的两道杠。那个时候，男孩子都喜欢搂肩搭背，女孩子都喜欢互牵玉手。反正那时候很纯正，浑然不知同性恋是啥东西。

那个瘦瘦的男孩吼道：天王盖地虎。我双手一搭说道：宝塔镇河妖。那个胖胖的男孩也吼道：正晌午说话。我车转身子冲胖胖的男孩说：谁也没有家。一九六五年《智取威虎山》被推向舞台之后，这几句台词妇孺皆知。那个瘦男孩是尹成贵，那个胖男孩是林晓林。其实，此情节是我杜撰的，大家不要相信。

大家介绍了彼此，哈哈一笑后冲出教室奔向了洗手间。洗手间在那个时候叫厕所，我是土鳖，当着他们俩人的面把厕所叫做茅房。茅房这个称呼引来尹成贵的嘲弄。当然，这种嘲弄是善意的。尹成贵不想让我成为下里巴人，他想把我培养成贵族。

走进教室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孟庆祥还有护城河边的汉子们，都对我露出了由衷的微笑。我也一一向他们点头致意。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把我拉倒窗户边，指着南边一片郁郁葱葱说道：那就是地坛。我搬家过来之前爸爸就介绍了地坛。除了地坛我还知道北京城内还有天坛日坛和月坛。地坛是祭地的。

虎头虎脑的男孩叫刘长贵，住在那条汹涌澎湃的北护城河边。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但小学期间与我的关系比较好。刘长贵把脸贴在玻璃上，又指着楼下的一个方向说道：那是和平里医院的太平间，放死人的地方。我惊愕，甚至不敢相信。难道这所学校就真真切切地与太平间相邻？

我立马想起了发生在六年前的事情。那是一九六零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全家回山东兖州老家去讨粮吃。经历过这个悲惨时期的人都知道，北京市内没有饭吃，而某些省的农村却有饭吃。我在兖州县的铁塔边上遇见了一个看相人，他面色凛然地与我说：你最好离死人远一些，否则二十年内死人的阴气让你所接触的事情都会寿终正寝。二十年？也就是从一九六零年开始到一九八零年结束！

想到此我就对刘长贵说，这个太平间我就不看了，那里阴气太重。说罢，我便坐回了我的座位。其实，后面二十年中围绕我本人所发生的一切，使我不得不相信那个看相人的话。

我上的第一个小学是羊坊店二小，结局是被拆掉。我上的第二个小学是和平北路小学，结局是被拆掉。我上的中学是北京一四五中学，结局是被拆掉。我中学毕业上的中专学校是北京市东城师范学校，结局是被拆掉。我东城师范学校毕业后工作的第一个学校是北京一四四中学，结局是被拆掉。我工作的第二个学校是北京一九四中学，结局是被拆掉。

这就是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七九年，这近二十年间所发生的事情，所有我呆的地方都寿终正寝了，就连回母校看望都没有地方去。追根溯源，就是因为我在小学期间离装死人的太平间太近了。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

中午的下课铃声响了，下课了。下午无课我们不用到学校来。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和平北路小学上半天了，有的时候是上午上课，有的时候是下午上课。杨老师组织班级路队。林晓林郑晓鸥尹成贵等往和平里方向走的是一个路队。孟庆祥刘长贵等往安外大街和护城河方向走的是一个路队。我往马路对面的兴化西里走，整个路队只有我和她两个人，住在四号楼三单元的郑兰英。郑兰英是一个胖胖的富态的不言不语的小姑娘。

郑兰英也住在兴化西里，然而我并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转到和平北路小学的。此段记忆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是模糊的，也许她是晚于我转入和平北路小学的。索性我写的东西不是真实的回忆录，仅仅是随笔，有些杜撰的生分在里面，想必大家都不会怪罪。

其实，假如你把胖瘦这个概念抛在一边分开不提，仔细观察一下郑兰英，你就会得出一个概念：这个丫头其实并不丑：她的眼睛很大亦是个双眼皮，眉目之间很是清秀，鼻梁不高到恰如其分地布置在脸上，嘴唇红润润地紧抿着，显现出坚毅的神情。唯独不令人满意的就是郑兰英的身段，因为她太胖了，超出了那个岁数一般女孩的身段。也许在唐玄宗时代，她会算个美人，《长恨歌》中会有郑兰英的一个段落。可是，刚刚有饭吃并刚刚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我们，胖男孩和胖女孩并不多见。从外表看，她是一个缄默的女孩，然而这仅仅是外表。这是郑兰英在与人交往不甚熟络的情况下表现出给别人的感觉。当这个丫头与人交往熟络以后，她的早熟性格就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对此我深有体会，后面我还要提到。

我们这支两人路队与大家分手之后便小心翼翼地过了马路，她走前我走后来到了和平里加油站前面。我回家的路可有两个选择：如果走加油站的东侧，那就走四号楼的方向，郑兰英正好住在四号楼。如果走加油站的西侧，那就走八号楼的方向。正在这时，我看见了四年级一班的路队走过来。路队中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其中的一个男孩我认识，那就是前一天晚上曾经在单元门口打过招呼的同单元邻居陈曙光。另外三个人我不认识。但后来我知道了他们的姓名：高景汉张琪和邵丹妮。这三个人都住在八号楼（此情节为杜撰，二月十二日那天，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搬到了兴化西里）。

看到了那支路队中的陈曙光，我便讪讪地与郑兰英说，我要从那边走了，我们就此分手吧！她默默地点点头，还是不说话，然后转身离去。那个年头是多子女的年头，人们热闹惯了，都不愿如此孤寂。不像现在的家庭独子或者独女，把正常的与人交往当成负担。我与陈曙光打了招呼，也许高景汉张琪和邵丹妮打了招呼，互相介绍了彼此，也就算认识了。高景汉是个胖子，这是三年自然灾害不多胖子中除了郑兰英之外的另一朵奇葩，据说这个人喝凉水都长肉，真的让我羡慕嫉妒恨。张琪是个戴眼镜的小男孩，邵丹妮是个电人眼球的俊俏小美女。这三个人，我在以后的岁月中，还多有交集。后文再说。陈曙光与我同住一楼，他离开他们班级的路队与我往七号楼走去，回家后不提。

第二天早晨我提前半小时来到教室，进门后便迎面碰见孟庆祥。孙保兴，下午你有空吗？孟庆祥直截了当地问我。我知道本周我们上半天课，下午我没有任何安排。于是我说：我没有啥安排。整个下午我都有空。你有啥事，尽管说。孟庆祥看看左右无人，便把嘴贴近我的耳边说道：下午三点你到蒋宅口医院门口等我，我领你去一个地方。

其实，到了一个新的集体，我也想尽可能地与大家接触。班上的人员不多，但却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个团体，即和平里的孩子与安外大街的孩子各为一拨。我说班上存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那仅仅是说笑之言。既然孟庆祥向我投来了橄榄枝，我接住就是了。

下午三点整，我准时来到了蒋宅口医院门口等待孟庆祥。那时候的安外大街是一条非常狭窄的小街道，道路两旁都是低矮的店铺和民房住宅。在现在的地坛举重馆的位置就是蒋宅口医院，似乎那就是当时安外大街的最辉煌建筑了。在医院的旁边是一家杂货店，我常常用偷妈妈来的钱在那里买好吃的。所以至今我对那里的印象特别深刻。

孟庆祥如约来了。他先领我到蒋宅口医院对面的一个大杂院里认认他的家门。那是一个两开院，大门上的绿漆斑驳陆离。一拉动大门，大门就发出吱啦的怪叫。孟庆祥的家住在里面那个院子里，房间不大，里面很凌乱。我感觉似乎这间房子没有女主人的气息，因为有了女主人，屋子里面不会如此凌乱不堪。我的感觉是对的。后来我才知道，孟庆祥与他的父亲一起生活，整个家庭只有两个人。至于他的母亲在哪里，家庭中有啥变故，出于礼节，这是不能问的问题。我的小学同学都不清楚，至今我也不知道个中情况。

六十年代，北京居民的住宿情况普遍都很一般，甚至可以说很寒碜。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把外人领到家里来认门。如果把外人领到家里，那就说明他确实真心实意地把你当朋友对待。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能享受此殊荣。

从孟庆祥家中出来后我们就沿着安定门大街往城楼的方向向南走去。从远处看安定门城楼，巍峨耸立在烟霾之中。二月份的寒冬，老百姓还是烧煤取暖做饭。烟雾缭绕在安定门城楼的上端，久久未能散去。我们去的地点是安定门护城河大桥东边的河北的一个大院里，也就是曾经的煤矿文工团和外经贸部大院的南侧方向。这个大院比较大，院门正对着护城河。

我注意到，此时护城河已经结冰，冰面上有几个孩童正在玩着冰车，他们滑来荡去，发出充满欢乐呼喊。远远地我看到刘长贵和几个同学站在院门口迎接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