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来临演习书单
这也是一份末日危机AU书单，如果你想写末日恐惧和大灾荒的AU 可参考的不止有《1984》。如果你对科学和人文感点兴趣，也很乐意在这里一起聊聊。
《弗兰肯斯坦》玛丽·雪莱
借来翻翻。观察哥特小说的张力和科幻的原始模型。有一点雪莱夫人没有考虑到，弗兰肯斯坦对早期记忆的回溯过于顺理成章：在完全没有语言的阶段，人给记忆编码的方式不该这么流畅吧？
作为科幻小说的鼻祖，《弗兰肯斯坦》便开启了克隆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和人权的思考，奠定了科幻文学的天然属性。我念小学时，暑期读书征文有要求：“不允许选择武侠、网络小说、科幻小说等”。也许刘慈欣获奖之后科幻已经被赦免了，但他们从没考虑凭何规定“好书”、“坏书”，也从没考虑过在权威认证之前哪怕带着偏见自己看一看。
《千万别丢下我/莫失莫忘》石黑一雄
营造陌生的世界，便更能审视生活的真实。
人人都爱看极权设定的AU，因为没有人想真的生活在里面。
所以石黑一雄更真实。真实真实真实。真实里有一种清晰的隐约，比如人物姓氏一律采用ABCD，应该是暗喻医院或监狱里才有的编码。真实还在于，石黑一雄的心里一定住着一个小女孩。日本人的那种纤敏，加之客居人与客居地的天然心理距离，写得比真正英国少女的独白更深且细。
我想他在这里深深感受过高度文明的精致的冷漠。
遇到了这些青春期再平常不过的少年少女的琐事和芜杂心情，普通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做出选择，强硬地选择原谅和不原谅，但是「他们」没有机会，更悲哀的正在于，一旦他们触碰到彼此的脆弱，就同时触碰了命运的悲哀不可说。「那些人」的不堪强加给他们，造就一种更蛮横的不堪，显得那么无可奈何，那么危险。
称不平为“郁结”为“块垒”。郁结之气是不调和的，不调和就不能克制，不调和就不能伸展，所以悲剧往往由一个把苦难已经消化得很完全的人，慢慢地连掇往事。
《莫失莫忘》有巧妙的结扣解结的写法，我们都知道克制比爆发更痛，最好能让疼痛化为一种忧郁的呼吸，他做到了。于是在我们深海的泥沼里踱步（石黑很擅长这个），唤起一点欢欣，堕去更深处（无望就是无望，把读到一半时的感觉记下来，防止受骗）。自以为是的虚怍的人道，平衡良心的缓冲办法，不过是玩弄不过是践踏，偏偏又整出花来，可不是这样吗，可不一直是这样吗。出发点不对，再怎么补救都无济于事。克服缺陷向着人性之善迈进，是否就有了为他人“选择幸福”的权力？一个本来就没有解的问题，争得越久，黑洞越大。
当然，仅仅作为讽刺小说就单薄了，大多时候，那更像深海巨兽的影子（注意石黑一雄的这个“淡影”），并不妨碍我们驯良后而仍不灭的生之欲，信仰是自己创造的，即便只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也能支持你多年来的在所不惜。我无意继续渲染生之光芒，因为它很顽强，它穷而后显，它不需要额外证明。读完了，可以这么说：当你笑着说自己不称职的时候，希望那对愧疚的稀释只是对伪善的提防。
我也佩服他对“人的童年”的暗喻，是啊，儿时我摊开故事书坐在亲切的黄昏里，哪知此生要与文学一道吃多少苦头？
还想起一则对话。朋友A资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念书，但孩子不好好念，A非常生气，认为孩子“浪费资源”、“不懂珍惜”（是不是和书中夫人的演讲神似），朋友B则说，你这样想是不对的，你资助他们只是为了让他们也获得受教育的权利。
功利主义是风头最劲的伪善。在我们做选择时，务必留意心里那把欲言又止的、没有落锁的插销。
《秧鸡与羚羊》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这是摘选
“秧鸡”只是说:“吉米，看问题要现实一点，你没法把对食物的最小需求与无限聊胀的人口结合起来。人类看来是不会刚减自己的物资供给的。人是极少数几个在面对资源急剧减少时仍不限制繁殖的物种之一。换句话说——当然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吃得越少操得越多。”“想象，”“秧鸡”说，“人可以想象自己的死亡，可以看见死神渐渐走进，光是想一想即将来临的死亡就有催情药的功效。狗或兔子就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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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前两天引起热议的微博，原博已删。其中有部分观点我也不完全同意或者保留意见，但这绝不是引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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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显然，阿特伍德给出的回答是双向否定的。
《瘟疫年纪事》 笛福
始于圣迦尔斯教区的那场瘟疫。封锁；惊吓、饥馑；对死亡的恐惧晋升为死亡的帮凶；被生死戚戚逼得自投罗网；“死亡可能是你这一生听过的最好的布道”。因为要读《鼠疫》，所以先来了解笛福。回看觉得，加缪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AU改编作家。P.S.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本非常恶劣。
《鼠疫》加缪
做圣人很简单，你只用想象自己是就行了。
做人太难。
我们的限度在哪里？不知道。但我们所做的绝不是一种试探，而是一种没有怨恨和悔过的穷尽。
人啊，所有人啊，在选择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更困窘”的生活时，一定是相信这世界上是有着更困窘的存在的。
灾难的连锁反应比如：构造出我们想听的话语；流放感；将倾未倾时的心不在焉成为一种从容不迫；“慢一拍”与无用的嗅觉......太多太多了，精准触击，一个接一个接一个。在这么短的篇幅里，隐纳了相当大的体量，如同被折叠成三维的四维空间；里尔克所谓担当人性中的最大可能。
你会对加缪先生产生难以把持的「信任感」：从任何地方拎出一个人，放到他墨水瓶里就能活。大作家的控场能力，也给阅读本身带来了剧烈的摩擦力。在远方牵挂的人和身在狱中的哪个更苦，在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中才能体会痛苦的真切还是哀莫大于心死。你说是大风大浪都过去却在回春的前夕被希望所击垮更惨，抑或，在斗争中一点点耗尽元气信仰走向没有选择的选择？
更大的「信任感」则来自：加缪需要最终证明。从一而终的镇定和让人沉默的坦诚，注定故事必然终极必然彻底。偶然的“手下留情”，在非写作的维度里完全行得通，且不妨碍我们的求证。但这是写作。写作不行。就像与命运下棋，有的棋你能赌一把，有的注定你赢不了，在新寓言的战场里，我们“输”得越惨越好。
希望看过《鼠疫》的人多一点，再多一点。如果哪天我们一无所有，至少还有一本《鼠疫》。我还是相信文学的力量，至少相信它对于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的力量，所以文学如此被忌惮，所以思想最让他们胆寒，这可以是一种骄傲，为什么不。我也还相信人性，同里厄医生一样，认为这里有更珍贵的东西。希望我能够永远这样说。修改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感到疼痛，因为越接近安全就越接近福柯的预言，因为越接近危险就越真正地进入了“必败之役”。我们要佩服文人身上那点耿介。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平静如许地说：做这种事情是因为你想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我不做是因为我想成为我想成为的那种人。你看懂了我懦弱的转喻，唾弃我或者注视我都可以。去看《鼠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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