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之蓝
对爸爸的印象已经很淡了，即便每年都会固定见一次面。本来我已不再会思考这些事，但最近听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歌曲，所以往事又被重新从井底捞起。
爸爸离开我的时候，我只有五岁，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是夏天还是冬天。幸好我不记得，否则恐怕我连完整享受四季变迁的能力也会受损吧。
我小时候，爸爸是中等身材，肚子很瘦，坐在电脑桌前的时候，他肚子上黝黑的皮肤会堆叠出一些仅属于皮肤而非脂肪的褶皱。他的房间是昏暗的，蓝色的电脑桌上有蓝色的烟灰缸，烟灰缸里挤满了弯曲的烟屁股。他喜欢抽的烟好像是中南海，白色的扁盒中间有蓝色的方形标志。他开一辆蓝色的桑塔纳，牌照开头是京AC。他是一个蓝色的人，在暗蓝色的房间里，有蓝色的烟雾缭绕，在我的记忆里，有关他的一切都是这样朦胧的蓝色。
我对他的记忆少之又少，因为他还会带我出去玩的时候我还太小，人普遍都没有三四岁之前的记忆。但是从照片看来，他还是很喜欢和我玩的，我们坐在公园绿色的长椅上，翘着如出一辙的二郎腿。他喜欢穿皮大衣，千层底布鞋，梳一个过分油腻的三七分头。他很少抱我，但是会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我们去动物园喂长颈鹿。如果不去可以回想，我早就忘记了那样高远的视野是什么样子。他还和我玩一个“开飞机”的游戏，他躺在床上，我骑在他身上，他拉着我的手，在床上挺身翻滚，模拟飞机遇到颠簸的情景。那时候我还没有坐过飞机，所以最喜欢这个游戏。可是他似乎并不总是一个好的玩伴，妈妈给我讲，他总是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发了脾气就不许我去公园玩了。他其实很偶尔的才会带我出去，有一次带我去展览馆吃永和大王，在豆浆里磕一个生鸡蛋给我，回家我就发了高烧。他还给我粘我碰断的眼镜腿，用502胶，腿是粘上了，可是镜片也粘花了。
他酗酒很严重，时常酩酊大醉，妈妈说他会在所有不是马桶的地方撒尿，但我对此也没有什么记忆了。其实我对他在家里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记忆，要有也只有零星的碎片而已。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表演吃尖椒，先咬了一口，咂摸咂摸嘴，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我正看得入神，他突然“哇”地大叫一声蹦起来，拧巴着脸上的五官，吐着舌头猛扇，直把我逗得“嘎嘎”大笑。还有一次我们去吃肯德基，我点多了鸡翅，吃不下的全都被他打扫干净，他总是说我当他是垃圾桶，吃不了的东西就一股脑儿扔给他。但我最喜欢听他抱怨，因为那是一种十分宠溺的嗔怪。
另外的记忆就是他和妈妈吵架或是打架了。我忘了具体是什么情形，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无意识地合并了好几段记忆，我只记得，他不满意的时候会拍案而起，会掀桌子摔碗。我忘了那是一块排骨还是一颗枣核，他“呸”地一吐，那东西就好巧不巧“出溜”到我家的洗衣机下面。那是一个绿色的，像过去教室里的墙围一样颜色的老洗衣机，为了这件事，那个早就寿终正寝的老机器的样子才得以在我脑海中留存至今。他还用那个蓝色的烟灰缸丢妈妈，差点打到她的头。我很害怕他生气，因为他的气总是来的毫无征兆，像夏夜的疾风骤雨，燥热和冰冷互相助长对方的气焰。我很害怕，总是躲在一边哼歌，哼一些我自己编的调调，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我想我真的很害怕，因为人在唱歌的时候就很难听清别人说了什么话。
他在还没有和妈妈离婚的时候就“爱上”了很多，没错，很多，别的女人，而最后成为他新妇的那一位当年似乎只有二十六岁。他说他要对那个女人好，因为是他祸害了人家“黄花大闺女”，可是想想，他的三任妻子，谁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差不多的年纪呢？他离开的时候，妈妈说：“你不为孩子想想吗？”他对她怒目相视，指着她的鼻子大骂：“别他妈想用孩子拴住我。”
他很快搬了出去，我不知道他搬去了哪里，那时候的我对北京尚没有多少了解。他留下了他蓝色的电脑桌，以及他黑色的皮转椅。他坐在那个椅子上的时候，那老旧的东西总是发出“咯咯吱吱”的噪音。我不懂发生了什么，所以总是问妈妈：“爸爸的皮椅子为什么不响了？”为此她又多流了许多眼泪。
我和妈妈就那样生活在一起，她在每个寂静的晚上带我去家附近的肯德基，坐在餐厅里玩穿珠子的无聊游戏，等到不得不回家的点钟，我就坐在她自行车的后座上昏昏欲睡，道路两侧的灯在很高的地方闪烁昏黄的亮光。我眼睛不好，那些灯光像烟花一样，拉出长长的线形锋芒。
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其他的东西，抚养费、车、房子，一样都没有，他承诺要给我找一个像样的小学，后来又说找一个像样的初中、高中，他说大学会给我付学费，这数十年间的种种承诺，他一样都没有兑现。现在他又说要帮我找工作。
在最初的几年里，我几乎意识不到有没有爸爸到底有什么区别。学校要打疫苗交钱，妈妈没有零钱，拿了百元的纸币让我带去学校，老师不愿找零于是问我：“你妈没有零钱吗？”我说没有，她又问：“你妈没有，你爸也没有吗？”我说：“我没有爸。”她于是立即噤声，低下头说对不起。下次她又忘记了，于是我也再次重复同样的说法，她便一次次低下头去说对不起。那时候我只觉得这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可以让老师低头的理由或是借口，我觉得很了不起，甚至全然不觉得她有什么值得“对不起”的地方。
爸爸的新妻子是一个品行很差的小女人，我不知道爸爸看上她什么。她总喜欢给我送礼物，打电话，撺掇我离开妈妈，和他们组成新的家庭。我给爸爸打电话，她也总是抢先接起，我讨厌她的声音，总是对她恶语相向，为此，爸爸接过电话之后都会批评教育我一番。她有次送我一盒十分名贵的巧克力，打开来，长条形的金色包装纸，每个上面有一圈不一样颜色的彩带，颜色不同代表不同的口味。巧克力虽然很好，但是我很是不好，我讨厌她“黄鼠狼给鸡拜年”的虚伪德行。我把这件事写在作文里，语文老师给我打了一个“优–”。我以前从未在作文方面得过“优”以下的等级，所以格外深刻。老师在评语里写：“生活充满阳光，小孩子心里不要这么阴暗。”
爸爸是一个矮个子，方脸，长得有点像李宗盛。年轻的时候梳偏分，后来就干脆剃成板寸。他皮肤黝黑，太阳穴的皮肤坑洼不平，眼镜腿在他的额角压出一条深深的凹痕。小时候他是校园霸凌的对象，后来他变成了霸凌别人的头子。我听过他打架的故事，他在书包里装着板砖去上学，用铁剪子和人对扎。大学他因为迟到，阴差阳错在公派留学平壤的登记单上签了名，他背景红，一审就通过了。在朝鲜，中国来的留学生比当年秦国在别国做质子的王子们待遇都好，锦衣玉食，朝鲜老百姓把自己的裤腰带勒紧了，也要给他们吃上肉。他吃香喝辣，一越变成人上人。他留了一头长发，练出八块腹肌，皮肤晒得更黑了，一群人一起夜夜笙歌，狂到站在汽车顶上撒野，犹如早年的美国嬉皮。回国之后，他的朋友靠朝鲜语的一招鲜当了“倒儿爷”，眨眼间发家致富，现在已成了不用上班也可以环游世界的豪门大户。爸爸没有这样的眼界和头脑，我不了解他回来到底做了什么，大概直接进了设计院，又似乎在同一时期找了一个老婆，再后来老婆和他离了，孩子也打了。
爸爸是个有很多才华的人，诗词歌赋孔孟老庄样样都懂。他会写诗、画画、写书法，哪一样拿起来都是个小家，他还会各种吹奏乐器，口琴、竹笛、箫，他全靠自己摸索就能学会。他说话风趣幽默，最能逗女人们开心，再加上他还神神叨叨的，总讲点历史军事、佛法传奇之类的东西，把人一下子就绕进去。那时候他刚刚离婚，每天到单位，一早就把脚翘在我妈妈的办公桌上，大聊特聊那些大学中庸和神魔鬼道，吹说他背后有七颗华彩佛珠庇佑，妈妈并不信以为真，却也被他一来二去就绕了进去。
我妈妈是高材生，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在我妈妈努力念书的时候，爸爸在平壤花天酒地。偏偏妈妈就是喜欢他这样的男人，野性、任性、有趣。他们一起去深圳和上海工作，炒更，在九十年代初一个项目挣得近二十万。他们没有买房，大几千块钱的皮衣爸爸倒是买了好几件。
当然，妈妈和爸爸的故事几乎都是妈妈讲给我的，我并不可能亲眼所见，也无从知道故事的原貌。如果要说他们的故事，应该另写一篇文章。
小学六年级，我因为一点小事被班里的校霸在楼道里暴打，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事后那个文革遗风缠身的班主任老头把我叫道办公室里一通批斗。他说我明明知道那个校霸不好惹又背景硬，为什么一定要和他过不去。他想要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是他的人生准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类的，他常常挂在嘴边。我的眼镜腿被打折了，满脸伤口，眼睛和鼻子都流血，但是他不许我去医务室。我悄悄给妈妈发短信，她很快来了，带着我爸爸一起。爸爸比班主任老师矮一头，穿一件藏蓝色的夹克，卡其色休闲裤和一双千层底布鞋，显得邋里邋遢一点也不气派。可他走进办公室里坐下，气场却压了那个老头好几遭。他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那个老头顿时就变得唯唯诺诺起来，不敢再造次多言，他害怕我爸爸会去找校长理论。爸爸很能说，他一点不客气，表面上礼貌，言语却如刀般咄咄逼人。于是后来那个校霸就被休学了两周。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有爸爸和没有爸爸的区别，家里没有男人撑腰的小孩，是会被人不当成人看待的。
初中的时候，我过得很不好，那个学校的氛围极其压抑，与我爱好自由的性格相当不合。学校就在二环路边，却好像与世隔绝，阴暗没有阳光，夏天开不起空调，冬天又暖气不足。老师都是一些女人，年轻的教师少，大多数脾气暴躁家庭不和睦的老女人，她们并不善于接触和学习这个世界的新事物，墨守陈规的同时又抱有一种迷之自信。我在小学时一贯是班里数一数二的尖子生，后来却在奥数和其他中学理科上逐渐败下阵来，成绩永远处在中游，并不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爱。我性格怪异，行为举止过激，还有心理问题和取向问题，所以总是游离于集体的边缘。我并不是不想融入，只是我不太懂得如何去做一个别人眼中的“正常人”。学校很小，校舍破旧，操场没有跑道，绕一圈不足百米，跑起来的时候劣质草皮中的白色沙粒会围绕小腿飞扬。在教育最灰暗的年代里，我这样中游的学生只能进入这样中游的学校，理科成绩不理想总会被人低看一眼，当成是智商低于平均水准的白痴。
那时候我最盼望的事，就是爸爸会来接我放学。当时爸爸妈妈是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的，公司也很小，在西三环。虽然他们已经离婚许多年，但妈妈的性格使然，她还能够和爸爸一起工作。这一点我很钦佩她，却也很为她性格的“懦弱”所叹惋，换作是我，断然是做不到的。她工作繁忙抽不开身的时候，就会拜托爸爸来学校接我到他们的单位去。妈妈说爸爸总是百般的不情愿，需要再三恳求才会答应，有时候他有别的晚间计划便无论如何也不会应允。那时候爸爸把他的老桑塔纳卖掉了，换了两辆新车，一辆那时候我不认识牌子，另一辆是台大红色的道奇SUV，我那时虽还不如现在了解车，也知道看起来多少算是气派的。我喜欢他去接我，到学校的后门，晚风吹拂着，我拉开他的车门坐到副驾驶的位子。他有时候会到校门口去迎我，我们一起在学校后门外的小胡同里走一段，路旁人家里的树垂下弯弯的枝条，他帮我背着我沉重不堪的书包，还调侃我是不是也背着“板砖”去上学。虽然我和他坐在一起了，但路上却没什么话说，我们已经分开太久，像两个陌生人一样，聊天是需要找话题的，好在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太尴尬。每当这种时候，即便是沉默着，我也总会觉得自己似乎变得更完整了一些。
他的车座宽敞，内饰颜色明亮，比那辆报废的桑塔纳好上千倍万倍。不过我其实也没有怎么坐过他的桑塔纳，因为他不愿带我出去，即使是我得了肺炎发烧四十多度的时候，他也没有送我去医院。我看他的车后座上固定着一个儿童安全座椅，那是给他和现任所生的小女儿的。他曾经说过“已经亏欠大女儿太多了，所以以后要加倍对小女儿好，把缺憾弥补回来”这样的话，我并不知道这种逻辑是怎么绕过来的，但似乎又有着某种怪异的合理。我去看那个座椅的时候，他就和我说起他的小女儿来。
“我老啦，”他说，“我都被人叫爷爷了。”
“那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天，我带她出去，在一个桥下面，有个男的，看着也有四十多了，带着一个小姑娘在那玩儿。看着我走过去，他就和他闺女说，‘来，给爷爷让路，给爷爷让路’。我心说 ‘嘿，好么，我都成了爷爷了’。”他说着笑起来，好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过了一会他笑过了，语气又变得唏嘘，蔫蔫地叹道：“你爸，可都成了爷爷啦。”
爸爸老得确实很快，我想他是太过操劳所致。那些他以前不带我去的地方都要带他的新女儿去，上学要接送她，还要从头开始了解升学和课外班的琐事。他开始整理屋子，做饭，洒扫做家务，甚至要亲自去清洗窗帘。他的妻子太过年轻，戾气很重，和我爸爸在一起大概只是图他的钱。她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带着女儿一起回娘家或者到外面去住。所谓一物降一物，大约就是如此体现。那个女人反对爸爸给我钱，哪怕一年只有几千也不愿意，和他大吵大闹。她更反对他联系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她简直恨不能我和妈妈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爸爸的头发变白了，稀疏了，胡子也是。他以前有点络腮胡的意思，后来彻底不留胡子了，留起来显得邋里邋遢的。他还是时不时地喝得酩酊大醉，只不过那些酒不再是花酒，而是闷酒。他喝醉了和警察打架，第二天手腕上带着一圈紫色的手铐印子去上班。他还不满意我表姐的男友，和人家男孩子大打出手，自那之后表姐也不愿意和他这个舅舅多来往了。奶奶和爷爷在我初中的三年里接连去世，爸爸对他们照顾不周，奶奶走的时候是含泪去的。她生前对爸爸是无条件的好，她永远站在儿子的一边，甚至就是她撺掇了爸爸和妈妈离婚。爸爸是一个现在人说的所谓“凤凰男”也是“妈宝男”，可是爸爸对奶奶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孝顺。爸爸的双亲都故去后不久，姑姑也去世了。她患了脑胶质瘤，一直看中医保守治疗，可爸爸并没有给她多少经济和心灵上的支持。正是这件事这让我表姐彻底与他断绝了关系。姑姑掉了很多牙，保守治疗并不管用，她离开得悄无声息。表姐和丈夫两个人把我姑姑埋了，至今也没告诉爸爸他唯一的姐姐的长眠之地。姑姑临终前和我通过一次电话，她没说什么关于自己的事，全都在说她这个弟弟。挂断之前她说：“你爸爸虽然有很多事做得不够好，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好人。你要记得他是一个好人。”
对我来说，这就是她留给我最后的遗言，她到最后都在为他辩白。
后来的很多年，高中和大学阶段，爸爸几乎完全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他不曾了解我在哪里，学什么做什么，更不了解我将来的打算。他是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的那类人，因为他一生中总遇到将他拉上正轨的贵人，我不知道这不是他所谓“背后七颗宝珠庇佑”的结果。我每年回到北京的时候，他都会约我出去吃一顿饭。我们坐在一起相对无言，甚至那种缄默的亲密也被时间所抹杀干净了，我们只要坐在一起就得觉得尴尬。一八年的时候我们去吃了“四季民福”，那天我和他先到了餐厅，妈妈还没来，我们面对面坐着，完全找不到可以谈论的话题。过了一会他坐不住了，“腾”地一下站起来，一面摸裤兜里的烟一面对我说：“我下楼找找你妈去，她可能不知道到哪停车。”
他去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了，他才和我妈妈一起走进店里。
他显然和她更有话说，他向她抱怨现在的生活，也谈论工作上的事。他每次美其名曰和我吃饭，其实总是从头到尾在和我妈妈聊天，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建筑师的缘故，所以交谈的话题往往围绕着他们做的项目和无良的甲方展开。我一句话也插不上，只能在一旁默默地吃饭。
他很喜欢摆排场，一顿人均一二百块钱的饭，他要点到一千多块，最后吃不了再打包带走。我开始觉得和他吃饭是一件令人头大的事，是一场毫无实际意义的应酬，只是每年必须打卡完成的既定任务。我和他相处的每分钟都很尴尬，唯有餐厅的服务员总将我们误认为是其乐融融的一家。每当我看到那些服务员们流露出温馨又羡慕的眼光，都觉得不寒而栗，虽然我的虚荣心确实在一瞬间里有所满足。
一九年的时候他的身体变得很不好，肚子变大，也开始掉牙。我给他介绍了中日友好医院的体检项目，咨询预约用的二维码都发给他，可是他不去，他还是相信那个庸碌的中医。妈妈比我更加不安，她心里其实一直记挂着爸爸，她怕他也就这样一命呜呼了。今年再回来，他竟又变得健康，不知道是谁做动了他的心理工作，他终于去了医院做检查。没有什么大毛病，只是牙周炎，心脏有点问题。为了活命他戒了酒，以前吃饭必然要喝点白的，如今却连啤酒也不喝了。他吃得很少，不像以前一样能做我的“垃圾桶”了，他甚至不怎么能吃肉，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但他依旧抽烟，吃完了饭跑到外面去点了一根。趁那个当，我和妈妈说了两句悄悄话，没想到刚开头他就已经回来了，速度快得让我觉得他对不起那根烟。他头发灰白了，也开始学会认真听人讲话，我和妈妈说了什么，他听不懂，竟然会瞪大眼睛看我们，满脸写着惊奇。他以前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想法的，他只认为自己最对最好，不愿意从任何人身上有所吸纳。我觉得他是老了，老了却越活越小，活到了重新学做人的年纪。
我们吃完饭走出店门，爸爸和妈妈突然童心大发要比个子。妈妈跳到爸爸身边，两个人背对背站好，让我当裁判官，看看到底是谁更高一点。
“肯定是我高啦，”爸爸笑着说，“你妈主要是头发比较高。”
他们两个站在饭店的门口，门廊里的灯光昏黄，大街上几乎见不到行人，空气寒冷刺骨。他们两个逆光站着，面容不甚清晰，顶发看起来是浅浅的鹅黄，门口站的服务员又对我露出那种羡慕的甜笑。
我们去长安街看灯，妈妈在后座睡着了。他车里的后视镜上挂着一个蓝色的琉璃扳指，下面垂着长长的流苏，我把那东西拿起来把玩。扳指的圈里积了不少灰尘，似乎已经很久没人清理过。我问爸爸那是什么东西，他支支吾吾的，说是别人送的，也不是他挂上的。爸爸的生活受到种种桎梏缧绁，他出来见我都是如同做贼一样偷跑出来才可以。趁着他的家人去别的地方享受生活的空档，狼狈地独自在北京的繁华大街上开着那辆已然老旧的红色道奇。他如今已经学会对我避而不谈他的妻子，也许他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抱有一丝丝歉意，但即使他这样回避了，我还是会知道那个扳指挂坠正是那女人所喜欢的小小装饰品。
我其实早已不在意他新生活的事，因为人活在这世上终究都是几多不如意，即便是那个骄傲而年轻的女人，如今也在时间蹉跎里被磨得扁平，我知道她也并没有从这段婚姻里得到多少她想要的幸福。也许这世上能够得到所谓幸福的人，本就是寥寥无几，所以人活着应该释怀，不然受到那些看客神明惩罚的就永远只有自己了。
那是一个很美的挂饰，浅蓝色渐变成白色的密实穗子随着车行轻轻地摆动，就像人在生命的河水里乘坐轻便的小舟，随波逐流到白头。
“要找工作的话可以找我。我可以和那个‘著群演’吃顿饭。”
在快下车的时候他这样说。“著名群众演员”是他的朋友，听说人脉关系很多。爸爸和那人已经多年不曾联络，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认为只吃一顿饭人家就会对他伸出援手。也许这是他一生遇到太多贵人所致，他即便说生活艰难，也和我们所理解的艰难有所不同。我对于他的盛情并不抱以太大的希望，也不忍心把心中的质疑道出，便点头答应，说以后会再找他。
那天回家之后，妈妈一直在和我复盘和爸爸的会面。妈妈对爸爸总有很多看法可以发表，毕竟他们曾经一起生活过十余年。可我不同，把我和爸爸的所有相处时间全都相加起来，恐怕也超不过五年零三个月。前五年他还在家里，后面的三个月是我粗略估计随便添加的。我对他和他的人生全然不了解，只是妈妈总说基因遗传的强大，说我即使没有和爸爸生活在一起过，举手投足的动作也时常和他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性是令她所不满的，她痛骂我的时候常用的话有一句便是：“你和你爸真是一模一样！”每当她这样说我的时候，我就会努力地在脑海里构建起那个男人的形象，那种幻想或许是我和他最紧密的联系。
我和他到底在哪里一样呢？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很想要知道。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