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4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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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经济的形成》

今日使资本以惊人的程度（尤其是通过使用合成肥料和制造从地里长不出来的合成物质）取代土地（和劳动力）的化学突破，乃是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的事。

马铃薯每英亩产出的热量，远远多于既有的欧洲作物。马铃薯在 18 世纪的中国和日本也得到种植，但几乎完全被当成高地作物，因为低地的稻米每英亩产量很高，已提供了大量食物。

即使在 19 世纪初的欧洲，仍有许多医生和植物学家认为森林是致病“瘴气”的根源，建议将树木全部砍掉以维护公共卫生。

首先，欧洲人是在热带岛屿上才得以观察到土地使用方式改变、气候（尤其是干燥气候）和土壤品质改变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某种速度演变的，而且那样的演变速度使欧洲人得以解决靠理论探究无法解决的争辩。

最后一个节省土地的重大技术转变，则毫无欧洲以外的因素参与其中。这个技术转变就是用煤量的增加（尤其是在英国），既取代了薪材，也使煤成为全新工序的基础。

把开采和使用煤看成欧洲的技术优势，似乎还是颇有道理；这一优势纯土生土长、攸关欧洲 19 世纪的突破，而且（与纺织品不同）不靠取用海外资源就得以充分发展。

人们曾使用过风、水、重力和马等各种方式来抽掉矿坑的水，但在该国大部分煤蕴藏所在的地下深处，这些做法全都没有多大用处。因此，若没有蒸汽机，“英国境内的矿业几乎不可能成长（到超越 1700 年的年产量水平），而且大概已开始出现收益下降的现象”。

18 世纪的长江下游是当时中国最富裕和森林砍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该地区通过河路、海路贸易买得了木头和作为肥料的豆饼，进而扩大其原料供给（有了豆饼当肥料，人得以把原本得丢回田里增加地力的禾草和作物残余物当燃料烧）。

对中国煤矿主，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煤矿主来说，其所面临的最大技术难题基本上不同于英格兰的同行。英格兰的矿坑时常积水，因此需要强而有力的泵将水抽出。中国的煤矿场较无积水的问题，反而时时受苦于太干燥而导致自燃的隐患，这也是《天工开物》（这个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技术手册）的编纂者宋应星最念念不忘的困扰。

从 1500 年起，英格兰境内对煤的需求，大部分是为了家庭取暖；之所以使用煤，是因为便宜，尽管会有带来浓烟这个严重缺点。

煤和殖民地使欧洲得以减轻来自资源的制约，但若单靠其中一项，作用都会大大逊色；若非两者皆有，光靠欧洲的其他创新，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土地有限但人均增长还是无限持续的新世界。

只有少数经济史学家会主张西欧的实际情况真的能等同于经济学入门教科书的抽象概念；多数经济史学家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刻意（但通常暂时）偏离完全竞争，例如 19 世纪美国和德国的保护政策，有时大有助于特定经济体的成长。 [2]

本章要提出一个大不相同的说法： 18 世纪的中国（说不定还有日本），其实比西欧更接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想。

不管是在中国哪里，都看不到习惯性权利使原本有意改良土地者无法得偿心愿的情况，而诚如不久后会了解到的，这种情况在西欧则较为常见。而在相对较穷的华北，经营型农场比其他地方常见，租佃形式则较少，这点或许表明这里的佃户比其他地方的佃户更难以将生产力最大化；

即使这一权利已在理论上得到认可，牢不可破的世袭性土地保有权仍往往使这项权利形同虚设。在英格兰，几乎每次圈地都必须强制将零散的租地重新安排，以创造出值得圈住的地；但在法国，这种强制作为“根本不可能”。

由于欧洲土地法的限制，其他农业改良措施也无缘施行。在 18 世纪的法国，抽干覆草湿地和灌溉既有农地两者，都大大受阻于习惯法和法律程序，因而花钱摆平那些可能因这类改良措施而利害受损者之事，几乎不可能发生，即使是在这么做大有利可图的地方亦然。拜法国大革命之赐，这些特权才遭废除，相关法律程序也才予以简化。

就（与东欧不同的）新世界来说，相对于穷人的收入与储蓄，移居到该地的成本甚高，从而很可能是比任何法律困扰还要大的障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人只有同意当契约仆役，才支应得了移居的成本，而就连此协议的条件内容，都大大受制于出口导向的大种植园主对劳动力的需求高低，以及如果契约仆役太昂贵他们可转而使用奴隶一事。 [77] 在中国，朝廷一再为集体移民到劳动力稀缺地区之事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以允许垦殖者保有自主地位为条件推动此类移民，而在欧洲，肯定没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境内充满机会的土地很快就被占光，致使迁徙到边疆地带不再是改善生活的明显途径。于是，中国人的移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出清地区的过剩劳动力上，其效用似乎可能比欧洲人的移居要大得多。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欧，都不是运作平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劳动力市场；但对本书的讨论而言，只要知道中国稍稍更接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就够了。

在 16 世纪至 18 世纪结束这段时期，劳动增加而生活水平只有相对较小幅提高的现象，在西欧常见的程度大概至少和在中国一样高。

中国人，一如欧洲人，也购买愈来愈多的糖和烟草。事实上，后面就会提到， 1830 年前他们的糖消耗量大概更大。从为了有钱购得这两样物品而劳动一事来看，劳动力方面的变化，很明显是增加了，而非再分配

关于小农的生产决定，我们所拥有的资料不足。但男性农业工资从未低到养不活自己的程度，而那些有机会取得自耕地的人，境遇不大可能比乡村无产阶级差。

现有的工资资料显示（尽管这些资料十分零星），中国的“内卷”程度很可能低于西欧。

如果女人能在这些地方工作，为何不能在工厂工作？诚如金世杰所指出的， 20 世纪工厂的确能找到足够的女工，但并不总能顺利找到。有篇研究当代华南的文章主张，这一偏见有利于工厂雇用女工，因为男人觉得比起其他许多工作，“他们的”女人在工厂里工作比较不“抛头露面”，而且有较宽松的作息，工厂的纪律也较符合维持“女性特质”的要求

整体来讲，在中国，劳动力的使用，一如土地的使用，符合“市场经济学”原则的程度，至少和在欧洲一样高，而且很可能还稍高：“勤劳革命”似乎至少在欧亚大陆两端都很普及。近代早期发展出的欧洲制度，当然有可能使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几类活动的收益，比在中国所见的，更匹配那些活动对经济的贡献。

即使这些论点成立，它们也只在我们所考虑的时代的末期才会变得重要。而这时，我们不要忘了在 19 世纪中期之前，西欧经济（不管是从地理的角度还是从经济产业的角度来说）被新技术改头换面的部分极少，更别忘了即使是最重要的发明（诚如第一章已提过的），其能够产生革命性冲击，都极有赖于偶然因素和欧洲境外形势的配合。因此，在规范发明市场的制度上，其他地方虽与欧洲有差距，但这一差距太小，不足以说明欧洲为何在 1830 年前就在经济上取得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