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星星之火(1)•秋声霹雳》(09)
第九章 :毛泽东回湖南
(1)
八月中旬起,武昌的风声越来越紧,汪精卫的“清党”行动已经从郊外蔓延到市区。
在武昌的武汉市公安局里,公安局长吴德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想,现在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再不离开,那就脱不开身了。但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还必须走得体面,走得大气,走得安全。于是,他想到了新局长到任的那一天应该是个好机会。
不几天,吴德峰终于接到了新局长就要到任的通知,于是他马上派警察队长集合队伍准备迎接。一时间,公安局附近的大街小巷已经贴上了表示欢迎的标语,一条“欢迎新局长到任”的横幅还被扯挂在了公安局的大门上方。
不久,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簇拥着一顶官轿从远处而来,还有鞭炮与唢呐的声音,吴德峰一见,知道新局长来了。于是就叫警察队长马上集合队伍,以公安局大门为界,向外伸展,摆开了一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阵势。
不一会儿,官轿终于到了。顿时,军乐响起,接着就是鞭炮齐鸣。
在烟雾缭绕中,新局长已被众人簇拥着进了院门。此时院里许多人都拿着小旗高呼:“欢迎新局长!欢迎新局长!”
吴德峰一看,原来新局长却是他的前任,由于贪污嫌疑被撤了职,现在居然又重新启用。吴德峰强压着心中的怒火和这个新局长见了面,对方也觉得尴尬,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真不愧是精通事故的人。
吴德峰心里骂着国民党的腐败,但脸上还是堆着笑把新局长迎进了屋。
接着,就是交接仪式。在宽敞的院子里,吴德峰讲了话。他首先代表公安局全体同仁欢迎新局长上任,然后说了一通孙中山的“三大主义”和国民革命。之后,由新局长讲话。
新局长从喉管里轻轻咳了两声,然后开始讲话:“欢迎诸位捧场,鄙人不才,曾蒙党国厚爱,以后有不周之处,还望多多担待!为了党国的利益,某当竭尽心力,不负众望!”说完,自己先鼓起掌来,于是大家跟着鼓掌。
新局长用复杂的眼神瞅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吴德峰,接着又说:“你们的吴局长将得到提拔重用,我这才来接替他的工作。现在,让我们对吴局长的另有高就表示欢送!”说完,又先鼓起掌来,但众人有些愕然,并没有马上鼓掌,接着稀稀拉拉地鼓起掌来。
吴德峰在掌声中多少有些触动,但毕竟怀着复杂的心情。待掌声停下,他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说:“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仪式完毕后,大家各自散去。这时新局长把警察队长找来,在他的耳边嘟噜了几句。警察队长马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忍不住说:“他不是另有高就吗?怎么能抓他?”
“什么另有高就?他是共产党嫌疑犯,得马上行动,别让他跑了!”
“刚才在这里怎么不抓?”警察队长疑惑起来。
“刚才不是不方便吗?你这个猪脑子!”新局长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是!”警察队长向新局长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吹响了警笛。
但此时,吴德峰已经离开了警察局。他趁大家散场之际,混入人群直奔江边。在那里,他早就雇好了一条小船。
警察队长带着一拨人追到江边时,吴德峰的小船已经往汉口的租界方向划去。
(2)
就在警察们望江兴叹的时候,在武昌的另一码头,却有几个人下了船。
他们是化了装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维汉等人,他们是去看望在隐蔽中的陈独秀,然后向他传达紧急会议的精神和共产国际的意见。
在交通员的引领下,他们坐着黄包车在武昌市区穿行,不一会儿,来到了江边一个小巷内。在一家纸行的楼上,他们见一个人背对着路口坐在一张躺椅上,他光着头,也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灰色短裤,一条白色的粗夏布大围巾垫在头下。他们以为这是哪家雇佣的人力车夫在这里休息,刚想张嘴说“老板,让一让”的话,可是那人却先开口了。他说:“你们来了?”
声音是那么熟悉,简直有些令瞿秋白和李维汉不敢相信。这个声音就是那个坐着的人发出的?他们往四周一看,的确只有这个人坐在这里,其他没看见什么人,难道这就是我们找的人,昔日的总书记吗?
正在疑惑,只见黄文容从屋子里走出来,他见几个陌生人到这里来,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脸色有些苍白。瞿秋白和李维汉笑一笑,然后卸了妆,原来他们并没有那么长的胡子。这时,黄文容才镇定下来,对那个坐着的人说:“陈先生,瞿先生他们来看你了!”
“我知道,是该到他们来的时候了。”那人说完这句话,从躺椅上慢慢站起来,然后转过身来。这时瞿秋白和李维汉终于看清了这人的面孔,他果然是“老头子”陈独秀。
陈独秀看见他们,依然是以前那副派头,他很随便地说:“你们是在这里坐,还是到里面?”
瞿秋白习惯的望了一下四周,没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在往这边看,但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是说:“我们到里面坐吧!”
李维汉向跟着他们来的几个红队的队员说:“你们到附近转转。”
然后,他们钻进了陈独秀居住的堆满纸张的仓库里。屋子里除了纸张,就是两张简易的床,一张是陈独秀的,一张是秘书黄文容的,其他什么也没有。
“可以在床上坐,我这里就这样。”陈独秀说。
瞿秋白看着昔日的总书记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心里多少有些酸楚。但是看着这位领袖那种倔强的劲头还在,多少又有些安慰。毕竟,他的精神还没有垮掉!
就这样,瞿秋白和李维汉顺势坐在了一张床上。瞿秋白说:“仲甫先生,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看你的!”
“我知道,没有事你们是不会来这里的。”陈独秀坦然说,“是不是要带我去杀头?我不为难你们,一定奉陪到底!”
瞿秋白笑着说:“先生言重了,怎么会呢?我们是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顺便问问你需要点什么,然后再向你传达一下最近中央开会的精神。”
“我很好,不需要什么。你们开会为什么不通知我?我不当总书记了,可我还是一名中央委员吧?”陈独秀义正词严地问道。
李维汉这时马上打圆场:“仲甫先生,不是我们不通知你,是交通不便,国民党到处都在通缉我们。”
“算了算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不怪你们,这是那些俄国佬在从中作梗。”陈独秀点破了不让他开会的真正原因。
瞿秋白趁势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要你到莫斯科去汇报工作,你看多久动身合适?”
“我不去,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解决,我们干嘛要到外国去呢?”陈独秀像被蝎子咬了一下,差点儿跳起来,但还是努力镇定,做到平静缓和的语气。
李维汉说:“仲甫佬,这也是中央的决定。关于这个,我们讨论过的,我们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不得不听国际的,您说是吧?不光是您要去,蔡和森和秋白也要去,被安排到海参崴党校去学习。”
陈独秀对不让他参加紧急会议本来就反感,现在又冒出来这么一个决定,使他更加反感第三国际了。他说:“大革命的失败,国际也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双方争论了半天,瞿秋白和李维汉终究不是陈独秀的对手,加上陈独秀那个倔脾气一上来,更是十条牛都别想把他拉回来。
事情没有成功,瞿秋白和李维汉只得告辞出来。
不过,争论归争论,出来之后,瞿秋白找到黄文容,要他照顾好陈独秀的生活,有什么困难找汪原放解决。
但是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却闷闷不乐。不几天,他还真生起病来。
黄文容不敢请医生,只得悄悄上街为他抓药。
(3)
汉口的英租界在今年一月被武汉国民政府强行收回之后,法租界就首当其冲地暴露在了中国人的面前。法国人在中国的租界一共有四个,除了汉口的这个,还有上海、广州、天津等地,这都是一八九六年法国人与清政府签订的《中法辛丑条约》导致的结果。
在汉口的法租界面积并不大,只有一百七十多亩。但就在这小块的土地上,依然是高楼林立、道路纵横。这里有一个不显眼的小巷叫协和里,在五号的门牌前,有一个人刚下黄包车就被一个女人接了进去,待门关后黄包车才离去。
原来,这里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家,那个女人是罗亦农的秘书李小姐,也是一个交通员,为了更好的掩护,和罗亦农假扮夫妻。刚从黄包车上下来的不是罗亦农,而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瞿秋白,拉黄包车的则是负责安全的交通员。
顺着弯弯曲曲的小径,瞿秋白被李小姐带到了楼上的一个房间。这时,组织部长罗迈已先到了那里。此外,还有罗亦农和湖北省委农民部长任旭,也在那里。
在瞿秋白未到之前,罗迈就到了。这是避免大家走在一起目标太大,因而要先走一个,错开空间与时间。他们今天是专门来听取罗亦农关于湖北省委秋收暴动的准备情况,然后马上得定出一个全国性的暴动计划。瞿秋白刚到,听见罗亦农说:“七月中旬,武汉有党员八千多,可到了现在,只有一千二百六十九个了。”
罗迈说:“你们的组织部长陈乔年怎么没到会?”
“他病了……”罗亦农说。
瞿秋白进来后,大家都站了起来。瞿秋白用手向下按了按,意思是要大家坐下,然后坐在一个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凳子上,继续听取罗亦农向罗迈汇报。
罗亦农说:“湖北农村各地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的屠杀,那些土豪恶霸更残酷,全省党员在大革命高潮时期是一万七千多人,现在却只有两千多人了。
“为恢复和发展湖北各地党的组织,我们把全省分为七个特别区,派了四百多名干部到各区去,建立党的特别委员会,恢复或重建各县的县委与地方党组织,大力发展革命的坚定分子入党。”
(4)
罗迈在本子上记着,这时瞿秋白问:“暴动准备得怎么样?”
罗亦农说:“我们把暴动分为鄂南、鄂东、鄂西、鄂北、鄂中、武阳夏、京汉路等七个区域,目前在鄂南的工作正在顺利的开展,但我们的重点是武阳夏地区,也就是组织武汉大暴动。”
“在鄂南,这和中央的规划比较一致,至于武汉大暴动,你有几层把握?”罗迈突然追问了一句。
罗亦农说:“我们准备通过大罢工来实现武汉大暴动。”
“把你那个武汉大暴动先放一放,我们今天来就是要了解一下你们在鄂南的情况,中央认为,要实现湘鄂赣粤四省大暴动,就得先控制武长线,所以你们的重点应放在鄂南,与毛泽东、彭公达他们在长沙形成呼应。”瞿秋白说。
“待控制了武长线,武汉大暴动的实现才更有把握!”罗迈说。
瞿秋白说:“现在,毛泽东、彭公达他们已经回湖南去准备了,所以你们也得快点准备,与中央的部署一致。在鄂南,马上派一个得力的干部去统筹指挥。”
“应该是一个懂军事的人。”罗迈又说。
“军委书记董必武在九江去一直还没有回来,现在有一人倒是闲着,而且还懂得军事,何不派他去。”旁边的任旭一直没有说话,现在他终于憋不住了。
“谁呀?”瞿秋白问。
“前军委书记吴德峰!”任旭说。
瞿秋白说:“亦农,你看怎样?如果行,你们就找他谈谈。”
“对吧!”罗亦农说。
大家正谈着,李小姐慌慌张张地跑上楼来,她凑近罗亦农耳朵说:“附近的草坪里有几个人正在来回走动,并把眼睛往这边瞅。”
罗亦农一听,赶快对任旭说:“附近来了陌生人,赶快带领导从后门撤!”
任旭站起来,拉着瞿秋白就走,罗迈在后面跟着,之后,才是罗亦农。几分钟后,他们已经从后门撤了出来,然后各奔一条路,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
几天后,任旭也出发了,他的目的地是鄂中和鄂西,那些地方党的工作究竟如何,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为了策应鄂南暴动,省委派他去巡视一下。
(5)
八月十五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汉口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将秋收暴动的中心改为广东和湖南、湖北,并为此制定了《秋收暴动斗争计划决议案》,将两湖地区划成若干行动区。会议决定两湖农民在秋收时普遍暴动,先取得两湖连接的武长铁路,即岳州至长沙一线,切断两湖之间的关系,动摇湖南国民党政权,完成湖南暴动,再联广东取湖北,使三省联成一片。
因此,在湖北,首先必须在鄂南发起暴动,然后进攻武阳夏区(指武汉三镇等地),与武汉举行大暴动形成呼应。
吴德峰回到汉口后,化名戚元道,躲进了未婚妻戚元德堂舅父的家里。
戚元德本是汉口人,早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被人们公认为校花,由于她聪明伶俐,一说一笑,还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白牙,被称为“人人爱”。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戚元德一直在吴德峰创办的武昌崇实中学任教。但俩人相恋却是在戚元德就读女子师范学校时,那时,中共武汉区委在武昌黄土坡二十七号办了一个“武汉妇女读书会”, 这就吸引了湖北女子师范学校的优秀学生前来参加。这样,吴德峰就认识了戚元德。时间不长,俩人就恋上了。
几年来,吴德峰一直忙于工作,戚元德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帮起他来。可是现在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人遭到了通缉,在这种情况下,吴德峰只好躲到戚元德的堂舅父家隐蔽,并化名戚元道,声言和戚元德是兄妹关系。
(6)
不几天,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在戚元德舅父家找到了吴德峰,向他宣布省委任命他为代理军委书记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并兼任鄂南特委书记。要他首先得去鄂南举行暴动,将已有的鄂南农民自卫队发展组成湖北省工农革命军。
吴德峰听后心里既激动兴奋又担心顾虑。激动兴奋是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的束缚可以自由自在地搞共产革命了,担心的是从此以后就要离开武汉,离开自己的爱人戚元德,顾虑的是他还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中央和省委把这么大的事情放在他的肩上,这万一出了问题该怎么办?
吴德峰把自己的想法向罗亦农一说,罗亦农却拍着他的肩膀:“论年龄你比我还大好几岁,论经验你也比我丰富。你是湖北本地人,比我这个外来户更了解湖北的情况,老兄你就别谦虚了。”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一向谨慎的吴德峰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罗亦农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在今天各种反动势力十分猖獗的情况下,失败应该是存在的,有时还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革命者,我们不应该怕失败。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们也不怕,我们可以再来。再失败,再来!”
“好,我听你的。何时动身?”吴德峰爽快地答道。
罗亦农说:“带上‘八•七’会议的文件,越快越好,先到蒲圻,把特委的牌子树起来!”
“是,我明天一早就出发!”吴德峰说。
送走罗亦农后,吴德峰把马上就要离开汉口的事向戚元德说了,戚元德感到很突然,她突然哭着跑了。吴德峰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拜托那位“舅父”去戚元德家里做工作,安慰安慰戚元德和她的父母。
这个“舅父”其实是中共湖北省委的交通员,他只得以走亲戚的身份去了戚元德家里。哪知到了晚上,戚元德父母带着女儿戚元德和那个“舅父”过来了,吴德峰以为他们是来为他送行的,心里顿时升起了一股温暖。但是当那位“舅父”找到吴德峰把情况一说,倒把吴德峰吓了一跳,居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原来,戚元德父母带着女儿过来,是要他们马上成亲,这让吴德峰十分为难。
吴德峰说:“我这一去,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这一成亲不是害了元德吗?”
那位舅父却说:“我姐夫和姐姐的意思是他们只有这个独生女儿,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这一去,不知几时才归。既然你们互定终身,那就结婚最好,也省得他们多担心女儿。”
“这种情况结婚,我是不是对不起元德?何况时间太仓促,条件也不好,连个洞房都没有。”吴德峰心里也很酸楚,终于说出自己担心的话。
舅父说:“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现在不是已经开始兵荒马乱了吗?一切从简吧,只要有我们做长辈的为你们证婚,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也好有个照应不是?”
吴德峰只好说:“那好吧,我听你们长辈们的安排。”
就这样,吴德峰在戚元德父母和那位堂舅父的主持下和戚元德在舅父家成了亲。婚礼是悄悄举行的,没有仪式,没有花轿、花烛、贺礼、贺客,只有三位长辈在场。舅父既当司仪又当证婚人,在“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简单仪式后,俩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第二天凌晨二三点钟,德峰早早地起了床。在化装剃眉、缩腮改变脸型后,和新婚妻子戚元德告别了。他由那位堂舅父带着离开了汉口,向武昌徐家棚火车站奔去。
(8)
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在汨罗以南一个叫白水的地方可以小停一会儿,因为这里是进长沙中途的最后一个小站。火车刚一停下,一个戴黑圈眼镜、身穿灰夏布短衫的高个子男人第一个下了车。
细看起来,这人身材魁梧,浓眉宽额,一双大眼睛闪着明亮的光。如果说他只有三十多岁,可两腮却又蓄着大胡子,因此也就不好判断。他肩上挎着一个蓝布包袱,手拿桐油纸伞,走出车站后直向白水以东的板仓冲赶去。
板仓冲位于长沙城的东北方向,地属长沙县清泰乡,距省城长沙一百二十多里地,但距西边铁路线上的白水站却只有三十里,因此从武汉到板仓如果能在白水下车那肯定更划算些。
板仓冲有一处山岭叫棉花坡,坡前有一处院落坐西朝东,院墙不算太高,围着三幢平行排列的房子,这就是湖南教育界许多人士都知道的“板仓杨寓”。
在院外的小塘边,一个年轻女人正在洗衣,尽管她穿着乡下人的衣服,但其剪短了的头发却掩盖不住她是城市的现代女性。这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上个月中旬,杨开慧母子三人在毛泽民的护送下回到了这里,如今已快一月了。
毛泽东一直没有音讯,这让杨开慧越来越担心。八月的天气到处都升腾着一股热浪,板仓冲也不例外。每天忙完手中的活儿,杨开慧就把孩子托付给老母亲照管,然后悄悄走出院子。她手里拿着镰刀背着竹篓,在山间的各个要道附近转来转去,目光却一直盯着那些路口,一旦有人经过,她都要仔细辨认,看有没有丈夫毛泽东在那里出现。
有时,她也用耳朵去听,因为当眼睛看不见而只有耳朵听得见那些脚步声的时候,他就努力在脑海中搜寻毛泽东的脚步声。毛泽东的脚步声应该是那种“咚咚咚”式的沉稳型,可是,她听见的大都是那种“噼里啪啦”式的轻飘型。因此,她失望了,而且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
(9)
太阳快要落山了,杨开慧在水塘边蹲下来洗着小孩的衣服。刚蹲下不久,马上就听见背后有脚步声,而且这种脚步声似曾相识。她惊喜地向后一看,心里马上凉了下来。
原来,她看见一位陌生的老先生正朝这边走来,他背上背着包袱,手里拿着雨伞。——这是乡下经常会见到的场景,一些被请来的私塾先生就是这种打扮。
今天这位到这里来,大概是迷路了需要问个路的吧,杨开慧想着。一会儿,那人已经走到了眼前。她正要张口说这里没有路了请他退回去,可是那人却先开口了:“开慧呀,你在干什么呢?”
杨开慧一惊,这位大爷怎么是这种声音,而且还知道她的名字。正疑惑间,那人笑了:“这才几天,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杨开慧有些茫然。
“我是谁,连你都不敢认,这下我就放心了。”这人说着摘下眼镜,然后拔下那串胡须。哎呀,原来他是毛泽东。
从汉口出发,毛泽东就化了装。这次他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的。在去长沙之前,他要到板仓冲去看看妻子和孩子。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也需要他在这里完成。
自“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不是第一次化装进湖南了。细算起来,这是第三次。马日事变后不几天,他和蔡和森就一起悄悄化装潜入过长沙近郊。在敌人的枪口下,他通过以前与国民党一些进步军官的关系,救出了很多同志。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第二次化装潜入长沙,这次他是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身份在长沙活动,当时他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过衡阳去召集会议。
“你个该死的,把我吓了一跳。”杨开慧惊喜地叫起来,“装神弄鬼的,吓死我了!”
“孩子们好吗?”毛泽东问道。
杨开慧说:“这几天我一直在路口看你,都无功而返。——孩子们由妈照看着呢!”
“妈好吗?真是辛苦她老人家了!”毛泽东感激地说。
“一家人莫说两家话。”杨开慧从毛泽东手里接过雨伞和包袱,“走吧,咱们回家!”
就这样,毛泽东跟着杨开慧进了板仓冲杨寓。
(10)
三天里,毛泽东几乎跑遍了整个雾阳乡。在接近平江的地方,他了解到了现在平江几乎没有多少驻军,原来驻扎在这里的第六军十七师早已开走了。在浏阳县的北盛仓,找到了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潘心源家里,还召开了县委秘密会议。
最后这一天,杨开慧把一些农民秘密动员到了自己家里。在房后的竹林里,毛泽东和几个农民开始交谈,杨开慧在一边做着记录。毛泽东也拿着笔,但他并没有往纸上记,而是把写好的东西不停地做着记号。他一边问农民,一边用拿着笔的右手在空中不停地做手势。这些农民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光滑的大石头上。他们都是租种地主土地的板仓冲佃户。
尽管外面是暴烈的太阳,竹林里却是一片绿荫,而且还透出一股清幽凉爽的气息。与武汉相比,那种令人沉闷的感觉早已烟消云散。秋蝉在林中此起彼伏地叫着,让人联想到闷热的季节一过,秋望就要到来。
毛泽东耐心地听着农民们述说他们的状况,然后记下了一连串关键数据。当说到关键处,他就用那双明亮的眼睛盯着对方,然后把对方的话重复一遍,还问“是不是这样?”当对方点头说“是”,他才接着问下一个问题。
一个年纪大的嘴里衔着一根竹管烟袋,听见大家正在议论现在的形势,就说:“几个月前,我们这里斗争地主的积极性很高。全村有八成以上的人都参加了农会。可是一听说北伐军开始杀起农会会员来,许多人都退出了。”说罢,他把嘴里的烟袋取下来,在旁边的石头上狠狠地磕了磕。他说的北伐军就是现在盘踞在长沙的唐生智部队。
一个中年人离人群要远一点,因为他手里正在编织一个竹筐。篾条在手指的拨弄下不停地飞舞,使人觉得他并没在意大家在说什么。但是我们想错了,尽管他手中不空,但他的耳朵却仔细地听着别人谈话。他听见大家都加入了议论,于是也说:“有几家富农原来千方百计想加入农会,可现在一听说北伐军杀会员,也开始骂起农会来!”
另一个接着说:“他们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农会是‘痞子会’。”
“这些人和土豪劣绅没什么两样!”那个篾匠插言道。
毛泽东看着他们,把他们说的内容要点全记了下来,然后问:“一年的收成,你们够吃吗?”
“够吃什么?半年谷子,半年野菜杂粮。”那个拿烟锅的说。
那个篾匠好像在埋怨,也好像在叹气:“一年到头忙个不停,到头来却还是欠人家的。有什么办法?种人家的地就得给人家粮嘛!”
“农会好不好,农会好呀!可人家北伐军有枪,长矛、梭镖是斗不过的。”一个年轻人插话说。
这些谈话,使毛泽东不断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经提到过,只是还没有系统化和明确化罢了。从汉口回板仓的路上,他就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认为,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了近百分之九十,而工人与农民在数量上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成功,没有农民的加入肯定是不行的,但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却没有土地,他们被形形色色的地主严重束缚着手脚,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经济基础。所以,要让代表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积极参加革命,首先得解决土地问题,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中国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土地革命!
(11)
平定了史保亨那个连后,卢德铭带着警卫团一直走到高安。在高安,他们有幸的遇到了当地的党组织。这才得到南昌暴动的叶贺军没有走西边的大路,而是往东边的抚州方向而去。
要到抚州,必然要渡过赣江,可这已经是张发奎和朱培德的防线,怎么办?卢德铭一下陷入了茫然。正在踌躇间,当地的负责人却引来了一个人要见他们。这人自称是江西省委派来的,以前干过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并自我介绍说,他叫夏曦。原来,“马日事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夏曦逃到了武汉,后随贺龙的暂编二十军行动到了南昌。叶贺部队南下时,他留在了南昌附近,因为他接到中央的命令,要他到浙江去任省委书记。
卢德铭听说是一位省级主要领导,于是就把他作为了自己的上级看待,马上请教部队下一步该怎么办?
夏曦说:“大部队要渡过赣江已经是不现实的事情,不过如果留下部队,只你们几位领导去,还是行的。”
“没有部队,我们几位去,能管什么用?”辛焕文憋不住地反问。
“怎么不管用,南昌暴动的部队里既不缺枪也不缺兵,就缺你们这样的军事干部。”夏曦说,“如果你们去,马上就可带领一支部队独当一面。”
“那我们眼下的部队该怎么办呢?就地解散吗?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呀!”卢德铭说。
夏曦想了想说:“部队解散肯定是不行,这样吧,抽出一些人来继续带领这支部队,至于你们三个,可以马上离开部队。”
告别了夏曦,卢德铭又找来辛焕文和韩浚商议部队的去向问题。
“我们应该把部队带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驻扎下来,然后再说离开部队的问题!”辛焕文说出了一句已经考虑了很久的话。
“这个主意好是好,但应该到哪里去才算相对安全呢?”卢德铭像是在问辛焕文,又像是在问自己。
一直没有吱声的韩浚说:“我们不是在武宁遇到了余贲民他们吗?当时他们说要到修水去,我看我们把部队先带到修水一带,然后再请示上级下一步的行动。”
说着,韩浚拿来一张地图,在那里指指点点:“余贲民不是说,浏阳的苏先骏他们撤到了铜鼓一带吗?我看我们可以撤到修水一带去,这样就可以和余贲民、苏先骏他们形成一个犄角之势,遇到问题也好有个照应。”
经这么一说,卢德铭心里突然亮堂了,他马上表态:“对,就这么办!”
于是,大家从高安出发一直向西,往西北方向的修水挺进。
(12)
修水,是江西西北边陲的一个县。从地图上看,从高安、上高、宜丰翻过九岭山就可以到达修水。这里由于九岭山的阻隔,的确有些闭塞。北边是幕埠山,西边有罗霄山脉北段,南边是九岭山,真有些“山高皇帝远”的感觉。
警卫团刚到修水时,县城已被一股土匪占领,为首的名叫邱国轩。
前几天,邱国轩凭着他的六百多人,一举打跑了横行于修水一带的商团武装,并轻易地占领了县城。
邱国轩本是黔军王天培的部下,早年投军于李烈均率领的入川护法军门下,后又投靠巨匪姚继虞,当上了实足的土匪。在各路军阀大量扩充军事实力之际,他先是被湘系军阀叶开鑫收编,后又投奔黔系军阀王天培,并随王天培北伐。但在途经安徽后他又改变主意溜回湖北,被鄂系军阀夏斗寅收编。夏斗寅在宜昌和杨森勾结进行叛乱后,被叶挺所带的二十四师、中央独立师在鄂南一带击溃,这邱国轩也就流落到了这里。
当卢德铭、辛焕文和韩浚带着警卫团刚到修水县城边,就听见城里有枪声,而且越来越激烈。“这是怎么回事?”卢德铭下意识地问了一句,站在旁边的辛焕文用一种茫然的目光看着他。显然,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两人正在疑惑,参谋长韩浚派来团部通讯员前来报告说,余贲民的平江义勇队正在攻城,他们派人来要求警卫团全力配合。原来余贲民的平江工农义勇队从武宁返回修水时,邱国轩已经打跑了商团武装,占领了县城。由于力量悬殊,一直想占领修水县城的平江工农义勇队显然是没法攻城了。现在看见警卫团已经开到,于是就觉得机会来了,所以他们就率先攻起城来。
卢德铭一听,马上兴奋起来,把粗大的胳膊一挥,大声命令道:“准备战斗!”
通讯员立即向韩浚传达了命令,韩浚马上做具体部署:“一营占领制高点掩护二营、三营泅过修河,然后配合余贲民他们攻城!”
“是!”“是!”“是!”一营长余洒度、二营长李腾芳和三营长陈皓分别领命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