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拒领诺贝尔奖，却爱《花花公子》
是我们误读了世界，还是世界误导了我们
01 拒领诺奖的萨特
萨特的牛逼之处不仅仅是他的“风流韵事”和“他人即地狱”的雷人宣言，更在于他断然拒绝了众多作家梦寐以求的诺奖荣誉以及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尤其是在他生活拮据的时候。
从不存钱的萨特，1961年再次陷入经济窘迫之中。其实大多数时间，萨特并不缺钱，时不时他就会收到一大笔版税。二战后，他拥有了大笔的钱。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他不善于理财并且是个“败家子”。的确，萨特也算得上是个“月光族”，有钱就把它花掉，不仅自己花，也为别人花。据说，他收入的六分之五都给了别人，给了那些他认为更需要钱的人。
为解决经济问题，萨特决定重写自传，并将它命名为《词语》（也有译为《文字生涯》）。1963年，《词语》在《现代》刊物上发表。1964年，《词语》出版单行本。为此，瑞典皇家文学院将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授奖理由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面对至上的荣誉和丰厚的奖金，当时缺钱的萨特却致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请求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拒领此奖。瑞典皇家文学院并没有因为萨特的请求而改变决定，萨特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决定而接受此奖。最终瑞典皇家文学院仍将文学奖授予了萨特，最终萨特也并没有领取诺奖。
牛逼的瑞典皇家文学院，牛逼的萨特。
事后，萨特发表声明：“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的确，1945年战争结束后，政府提议为他颁发荣誉勋章，他拒绝了；有人建议接纳他进入法兰西学院，同样他拒绝了。为了保持精神的自由和知识分子的独立，萨特拒绝被机构化，既不想被人控制，也不想控制别人。他说，一旦作家接受一项荣誉，无疑就会使他的个人承诺与颁奖机构联系起来，作家不应让自己变成一种机构。从更深层上讲，荣誉和金钱对萨特来说都是“虚无”和“浮云”，而存在才是本真。
荒谬的是，萨特在1980年4月15日于巴黎逝世后，生前从不接受官方荣誉的萨特，却被法国总统德斯坦如此高度评价：“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那样”。
死者是无法拒绝生者所给予的褒奖的。
02 风流但不倜傥的萨特
萨特的颜值并不高，但一生有着许多的艳遇和女友。
萨特长得又矮又丑，并且斜视，小时候被他喜欢的女孩骂为“丑八怪”。他的一个女友西蒙娜・约里飞是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萨特的印象：他穿着黑色礼服，戴着宽宽的帽子，无精打采，但我还是一下子被这个男人的丑吸引住了。
因丑而受青睐，萨特是够幸运的了。但很显然，她们追逐萨特并不是因为他丑，而是丑之外的另一种魅力。萨特也知道自己的丑，但他知道他的“丑陋”不但不会影响同女性的交往，似乎还可以变为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萨特的好友后来成为论敌的雷蒙·阿隆说，“只要萨特一张口，只要他的智慧之光掩盖了他脸上疤疤癞癞的青春痘，他的丑也随之消失了”。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他的终生伴侣。除她而外，萨特还爱上过许多其他女人，其中就有奥尔加・柯萨基维茨，她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学生；旺达，她是奥尔加的妹妹；朱丽叶・格雷戈，一个年轻貌美的演员；养女阿莱特・埃尔克汉姆，一个可以做他孙女的文科预备班大学生……
萨特与波伏娃
但最让世人惊叹的是萨特和波伏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恋情。但是他们没有结婚，经济上各自独立，各有自己的住所，都有各自的异性朋友，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爱情。在萨特眼里，“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西蒙娜（波伏娃）的优点，使她在我的生命中有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于波伏瓦，她一直把遇上萨特作为生命中一桩最重大的事件，她说机遇特别垂青她，把萨特安排在她的轨道上，悄然溅落在前尘时光中，绽放从容淡定的花束。
在他们各自追逐肉欲与爱情的选择中，他们并没有因为美丽的邂逅而迷失自我。他们恪守着各自的信念，虽有新欢，更执着旧爱。灵魂的交融与精神的共鸣，让他们各将对方置于掌心，十指相扣。
在萨特的最后几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围绕他身边的年轻女性反而多了。波伏娃不但没有介意，反而为之高兴，因为只要这些活动能够激发萨特的生之欲望，其他的倒无关紧要了。因为，“我确信自己和他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他生活中的任何插曲都不能使我消沉。”但萨特的病情却让她多次在漆黑的夜晚独自落泪。萨波之恋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而是成为生命与共、灵肉合一、为自由而生的战友。
波伏娃说：我们不发誓永远忠诚，但我们的确同意延迟任何分手的可能性，直到永远。多么朴素而坦率的直白。没有承诺却胜似承诺，没有婚姻却完胜婚姻。
萨特走后， 波伏娃经常深更半夜在巴黎游荡，她一步一步攀上圣心教堂的台阶，看着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禁不住失声痛哭。“他的死亡把我们分开了，我的死亡不会再使我们相聚。”
去世后的波伏娃，被人们和萨特葬在了一起。墓碑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两个朴实而不朽的名字。他们用一生的时间讨论着生命、自由、存在和死亡，也用一生的时间呵护着自由和本真。死后如同生前，死亡又让他们相聚。也许时间并不一定以死亡为终结，而爱情也不一定要用婚姻去证明。
容貌无关紧要，真正的爱情不仅看脸、走肾，更是走心，它不是占有，而是分享；不是依附，而是支撑；不是迷失自我，而是TA中有我，我中有TA，两无相猜，TA我两忘。
萨特将他人生中的多次艳遇，称之为“偶然的爱情”。
03 钟情于偶然的萨特
正如牛顿在果园里偶然看到下落的苹果而想到万有引力一样，萨特也是偶然之间发现了令他沮丧并为之着迷的偶然。萨特在看完电影的某一天，走出影院，面对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匆行走的脚步，陌生而冰冷的面庞时，“偶然”这个词突然闯入了他的世界。
“我开始想到它是由于一部电影。我看的电影中并没有偶然性，而当我走出电影院时，我发现了偶然性。因此，电影的必然性使我在走出电影院后，感到大街上没有必然性。人们到处走动，他们是普普通通……”
萨特的这种解释还是有些拗口，用一种更通俗的话说就是，电影及电影院是必然的，而萨特看电影这件事是偶然的；大街是必然的，而大街上的人群是偶然的；大街上有人行走是必然的，而萨特面对的诸多个体是偶然的；你的存在是必然的，而我遇到你是偶然的……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讲，萨特所说的必然性也是偶然。比如电影情节的最后确定，电影制作的诸多人选，甚至电影院的选址，街道设计的方向，每个人的诞生等等，都是偶然性的结果。
但是，萨特并没有就令他着迷的这一发现撰写专著，但偶然性却成就了《恶心》这部小说。萨特借小说中的洛根丁阐述了存在的偶然性。“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偶然的，自己是偶然出现的，自己的存在和一块石头、一株植物、一个细菌一样，是毫无理由的。”“一切存在之物都是毫无理由地生出来，由于软弱而继续活下去，最后随遇而死。”
洛根丁发现了存在的偶然性，他替萨特说出了他想说的话，也代表着萨特彼时的心情。在小说中，洛根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偶然性，他对自己、生活和存在感到迷茫和忧郁，并且不再相信未来和希望。他生活的这个世界，只觉得“恶心”。
萨特的伟大，在于能够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真理以及超越现实的能力。的确，人的出生带着太多的偶然性，出生或不出生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个体的存在并不是必然要按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去行走，而像是一场旅行，更像是一场冒险，你永远不知道在下个路口，你会遇到谁，而谁又会碰上你。
面对着人生无法选择的偶然性，萨特说，只有人的活动/行动才能对这种偶然性不断进行超越。虽然，不断地行动和超越本身，也具有一种偶然性，并且会再次导向另一种偶然。但这也许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萨特喜欢旅游，一年四分之一的时间，他都用于旅行；萨特喜欢写作，在写哲学文稿的时候，不惜服用兴奋剂；萨特喜欢社会活动，为了正义、平等和自由奔走相告，以致于死后有六万法国人民为他送行。要么写作，要么旅行，要么边旅行边写作，萨特的灵魂和身体一直都在路上。
偶然性无法选择，但又不能坐以待毙；行动可以超越原有的偶然，却又带来未知的偶然，这可能便是萨特迷恋偶然的根本。
人既是一个赢了的输家，也是一个输了的赢家。萨特如是说。
04 接受《花花公子》采访的萨特
萨特在拒绝诺奖不久，就接受了《花花公子》的采访，原文刊载在 1965 年 5 月号，文章篇幅很长，共有 8 页，在该期占有绝对的份量。文章的排版方式也很特别，在每页左侧的空白处，有着萨特的缩写签名和他用铅笔作的勘误。
访谈中，萨特谈了他对法国作家圣·热内的看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犹太人、法国外交政策、美国文学以及作家多斯·帕索斯和福克纳的看法，却唯独没有性。
萨特接受《花花公子》采访的勘误稿
拒绝官方荣誉的萨特，为何却会接受《花花公子》---这本带有浓郁色情和暧昧气味的杂志？在我们的印象中，《花花公子》就是一本这样的杂志。
但《花花公子》并不是我们所误读的那样，是一本“黄书”。王朔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曾经从自己过去写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但是稿子后来被退了，理由是‘太黄色’。他们可能忌讳里面出现的一些敏感的人物关系，这样我才知道《花花公子》这样的美国杂志，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王朔的感受是准确的。《花花公子》是一本打着“性”的幌子，一本正经地谈论严肃问题的杂志。有人说，如果将其中的裸女图片撤掉，它将世界上最豪华、最有品味的文学杂志之一。性感只不过是它的形式，严肃和深刻才是它的内容。
创始人赫夫纳在创刊号里曾经写到：“《花花公子》并不指颓废的享乐主义者，我们所谓的‘花花公子’是一个不把生活仅仅看作是一串辛酸眼泪的人，潜藏在杂志背后的主张是：娱乐和享受是件好事。”
但娱乐和享受绝不是放纵和堕落。赫夫纳接着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享乐”图景：“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在自家公寓中，调上一杯鸡尾酒，准备两份开胃小吃，唱机里放上一段音乐，邀请一位红粉佳人，静静地谈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还有性。”而毕加索、尼采、爵士乐和性相对应的是艺术、哲学、音乐和对话。
有着60多年历史的《花花公子》一直秉承这一原则。即使呈现“性”，摄影图片也一直控控着“裸”的限度，尽可能地将性感和审美糅合起来，而非粗暴和野蛮地裸露肉体。为此，赫夫纳曾花重金邀请了许多著名摄影师为其杂志拍摄图片。
正如美国作家纳尔逊·阿格伦对《花花公子》的评价，它：“不是在出售性，它是在出售某种性的方式。”在《花花公子》的字里行间，这一方式更多的是通过“爱”而完成的。而这种爱又非平面的和直线的，而是复杂和立体的，渗透着双方难以承受的信任、耐心、沟通和妥协，弥漫着难以想象的痛苦、沮丧、失落甚至绝望。
《花花公子》有着过人的眼力、独到的审美和更为严肃的姿态，聚集和吸引着一批奢华的重量级作者群，著名的作家海明威、毛姆、纳博科夫的新作大都在这里首发，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加西亚·马尔克斯、约翰·韦恩、吉米·卡特、罗素、石原慎太郎等等，都曾为其撰过稿。
而它的人物专访更是以深刻、深入、深邃见长，每期的专访往往需要七到十个小时，才能完成。早在 1985 年，他们就为史蒂夫·乔布斯做过专访。此外，歌手约翰·列侬、导演大卫·芬奇、篮球明星乔丹、拳王阿里、物理学家霍金、哲学家罗素、古巴主席卡斯特罗、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都接受过他们的采访。当然，也包括萨特。
《花花公子》披着“性”的外衣，征服了整个男人世界，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难怪赫夫纳开玩笑地说：“文明社会的三大发明是火、轮子和《花花公子》。”
天才往往就是朝一个极端疯长。萨特可以拒绝诺奖，却无法拒绝赫夫纳的邀请。天性多情的萨特，在1965年的5月，成为《花花公子》的情人，不因相貌，而因思想。
萨特曾被争论和误解，《花花公子》也遭遇过更多的非议。对于这个偶然的世界，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片面和偶然的知识碎片，就把它们进行了简单的还原，认为这就是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