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情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位深山里出来的父亲带着十来岁的女儿来到重庆一家书店。父亲脸贴着橱窗望一本硬装书《临床皮肤病及性病彩色图谱》，许久。终于，父亲请求店员把书拿出来让他浏览一下。店员打量着这个男人，再看看身边土里土气的女孩，说：“打开橱窗可以，但你必须买！这本书可是168元一本嗷。”她原以为这样一说肯定就会吓跑这个怎么看都不可能买这本书的人了。“行，我买！”父亲说。
168元，相当于这个男人一个月的工资。女儿初中毕业，他要求她上技校当护士，早点工作减轻家里负担。中专毕业后，女儿自己偷偷又报了大专，她想和父亲一样行医。毕业后，父亲对选择城市的好医院工作的女儿，人生第一次几乎用恳求的口吻说：“来我们医院吧。”
“我们医院”是一个远在深山几乎与世隔绝的麻风病医院，医院附近的草木茂盛，不是因为保护得当而是当地老百姓即使在别处无草可割无柴可砍也不敢走进这里。民间有举债之人自嘲：“别人都拿我当麻风病一样躲着”，可见麻风病之恐怖。
如今，女儿和父亲已同事多年。父亲觉得是他拖累了女儿。女儿本应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六十多岁的父亲选择在公众面前向女儿道歉。当被问到“你为什么坚持？”时，父亲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治愈的麻风病人，回到他工作的车间，结果整个车间的工友全都跑光。厂里设法将其安排到老家山东工作，结果家里人拒绝接纳。于是，工厂又将这个工人推回了医院。“望着他绝望的眼神，我不能不管。麻风病人大多数没有亲人、家庭。他们都是被抛弃的。”当被问到您的外孙女长大了是否也会像她外公、妈妈一样当一个治疗麻风病的医生一样时，他答道：“到她那时，说不定已经彻底消灭了麻风病了。”
这是一个悲悯的故事。在百度百科“悲悯”词条里，悲：指慈悲，对人间的苦难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悯：指同情，这里的同情不是可怜，指对人间苦难中的人并不轻视蔑视甚至可怜，折射出一种博大的爱。我反感这个词条：苦难无法“感同身受”，除非你经历过。“感同身受”的“苦难”大多浅薄。女儿自两岁就在麻风病医院独自长大，没有任何同龄玩伴，这种童年的极度孤独和麻风病人被家庭抛弃的极度孤独是同一种“苦难”；父亲被书店店员的轻慢和麻风病人在社会的遭遇是同一种“苦难”；作为一个只能被困在深山的医生做着最了不起的事却拿着最微不足道薪水，只能让自己唯一的女儿早点工作而放弃学业和麻风病人无法自理自立是同一种“苦难”······
悲，在这个故事里，是“同悲”。我相信，无论是父亲还是女儿还是被他们治愈的病人，他们都已经无法厘清各自的身份了。医生对病人的救治就像对自己的救治，病人对医生的感激和尊重也像是对医生生活中的“悲”的抒解。由悲而“悯”，勇气自此而来。平凡的人有了自悲而生成的勇气，才有了“情怀”。只有自我救赎的人才会有悲悯情怀。
父亲叫蒋威正，女儿叫蒋朝晖。其实，这对平凡的父女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让人记住他们的名字，更不是为了让世人记住他们的悲悯情怀，这样做，用女儿蒋朝晖的话是：因为“心里过不去。”
因为“心里过不去”，所以我无法面对苦难扭头转身。“心里过不去”就“不过去”通常我们称之为“良知”。良知是什么？用林语堂先生的说法就是：做聪明以为不可以做，但“心里过不去”仍去做的事。“良知为主，聪明为奴，其人必善良；良知为奴，聪明为主，其人必奸诈。——所谓善恶，无非良知。”支撑良知的是勇气——不是勇他人的“气”，而是自我的勇气，这是悲悯情怀；因为“心里过不去”，所以我呼吁或者命令你们面对我认为的“可怜”或“苦难”有所作为，这是道德绑架。前者是德行，后者则有“道德”ISIS之嫌。汶川地震后追问汶川豆腐渣工程的谭作人们是前者，而将地震丧事办成喜事的“正能量”是后者。
1961年，“个人崇拜”被揭发，斯大林遗体被迁出列宁陵墓，苏联开始了“伤痕文学”。然而，斯大林的罪恶刚刚掀开一角，赫鲁晓夫的苏维埃就紧急刹车了。党已改正了一切，该放的人已经放了，也恢复名誉，安排工作。迫害死了的也给了平反通知书。还想怎么样？何必往伤口上撒盐呢？“让工厂新的炼钢炉都生炉吧。”配合官方“遗忘过去”的是有着“悲悯情怀”的大众：是啊，往前看吧，何必揪着过去不放呢？既然伤口正在愈合，就不要去揭它了！只有“残忍”的少数人拒绝遗忘：“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的，竟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泪水冲洗不净的伤口已经溃烂。忘却所发生过的就无法前进一步。”（利季娅《捍卫记忆》）
利季娅不断地、持续地奔走于监狱、法院、检察院等地寻找丈夫的下落，最后以得知丈夫被枪决而停止了两年的排队。这是长久的、无法忍受却仍要咬牙的磨难，知晓丈夫被罪恶的子弹击穿头颅，是最撕心裂肺的的悲痛。“我要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追查这架把充满创造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冷冰冰的尸体的机器。要对这架机器作出判决，并大声宣读判决词，让所有人都能听见。不能把这笔账一笔勾销，盖上‘清账’的戳子了事，而要拆清原因和后果的线团，一圈一圈地拆······”她说。只有彻底对罪恶的清算，才能阻止罪恶的重演。丈夫被迫害致死不能复生，但天下仍有无数的“丈夫”，出于“心里过不去”的良知，勇敢地捍卫记忆，为了“丈夫”们不再被无辜枪决。这是悲悯情怀。在一个极权社会，真正的、深刻的悲悯情怀几乎都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的。
遗忘者知道这种代价，所以他们回避深刻，这是伪善者的“深刻”！
没有悲痛的悲悯情怀只属于上帝。“圣徒的美善让人反胃。既像是病态的失色又像是对存在的阉割。他们那至高无上的漠然简直令人生厌。”（《眼泪与圣徒》）每当我压不住自己“三观不正确”的火力而又缺乏信心时，E·M·齐奥朗总会成为我的鼓动者。这篇文章的开头蒋威正父女在书店的遭遇使我心惊。我似乎嗅到了自己身上那个女店员势利的味道——这是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动因。触动我写这篇文章另一个动因的是我的上一篇文章《书店小记：人物》的微信公众号的留言：“斥责长须老人太不应该。老人家说了买不起书的实话。说实话的人在这个社会常常为人不齿······多一点悲悯情怀吧（玫瑰）（心）（玫瑰）”。
我在上一篇文章的开头明明写的是：“男子看起来三十岁不到”，怎么到了留言者椽笔下就成了“长须老人”呢？而且，写这个称自己买不起书的青年，是我“懊恼”后的反刍——我也是一个很长时间都买不起书的人。退一万步打穿后壁说，书店和读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与医生和麻风病患者的相互尊重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一个评论者对一个写作者的最起码的尊重是什么？一目十行不是错，但暗指写作者不具有“悲悯情怀”，这种“圣徒心态”和“让工厂新的炼钢炉都生炉吧”我看不出有多大分别。
让玫瑰在山野兀自绽放、凋谢，让我们各人领回自己失散多年的“心”各自安放吧。
被规劝写《书店小记》系列不要写读者如何的不堪，你还想不想做生意了？我仔细想过。我只是记录。之所以选择开书店是因为它很可能是极少能“站着把钱赚了”的行当，更何况这是我一个乐子。倘若书店的效益要靠我对读者的谄媚，第一，我丢不起这人；第二，这是对读者——真的读者人格的亵渎和智商的侮辱。
对不起，我的气量决定我的人生。如果因为我的“鸡肚猴肠”而真的经营不下去，那是我活该！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一个精神“麻风病人”，我需要靠写作治疗，鸡汤治不了我的病，只有“真话”的猛药才能——为了“聪明”而写作，我的理性告诉我：你吃错了药！
人世间，真正的悲悯情怀是蒋医生说期望的“到她那时，说不定已经彻底消灭了麻风病了”；是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再向人们说谎，对流血的事闭口不提，我也不会再做。”
我警惕中国人的“悲悯情怀”。土地的危险，使站在“悲悯情怀”云梯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至高无上”，充满激情地表演“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