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与冲突――读毛姆《在中国的屏风上》
我多爱毛姆啊，他的《月亮与六便士》与《刀锋》多么标榜个人主义、个人理想可以超拔于凡俗，特立独行于尘世之上，一直都是我心头的白月光。但这本《在中国的屏风上》我读着读着居然觉得有落差。毛姆的写作能力毋庸置疑，他细致观察，勤于思考，对人物的描写始终带着不动声色却入木三分的冷峻，更是善于用朴素的材料随随便便就炒出一盘好菜。我的这种心理落差是由于我太希望在这本书里看到“中国”，而它却一直只是“屏风”，他隔着屏风看中国，也许真实却不够真切，他把中国当成屏风来看世界，也许真实却不够真诚。
虽然是中国见闻，但毛姆完全把关注点放在“在中国的异乡人”身上，他描写爱尔兰水手、英国来的随船医生，英美烟草公司代理人、英国传教士、英国著名公司的小股东、美国来的游客……从选材到文风都是浓浓的西式味道，好似除了书名，这一切都和中国没什么相关。或者书名也可以改成《西方人在中国》更贴切一些。实在没有西方人可以写，他也宁愿写记忆和想像中的西方文明世界，典型如《雨》，他在雨中赶路，觉得等着他的只有“一家既肮脏又不舒服的中国小客栈。在那儿，你会见到光秃秃的墙壁、滑腻腻的泥土地面，你至多可以在一只炭火盆上烤干身子”，于是它开始想起在伦敦舒适的房间，坐在炉火旁阅读《泰晤士报》的自己，把报纸第一版翻到最后一版，从专栏作者的文风谈到广告版面的乡间别墅，读完报纸和孩童玩耍一会儿，再拿起一本批判《庄子》的书打发时光……如此满满一篇，最后一百个字不得不面对眼下寒冷惨淡的旅途，他吃力而小心地在泥泞中走着，目光所见只有一群略显滑稽（“戴着大草帽，像得了相思病的舞台小丑戴的那种帽子”）的苦力，“懒洋洋地走着”，“背着的大棉花包压得他们的身子略微前倾”（多么矛盾的两句）。在《原野》一篇，当他好不容易登上高山，视野豁然开朗，看到的却不是眼前中国的景致：稻田、纪念祖先的牌坊、各式各样的庙宇、竹林深处的农家和路边的小客栈，而是他想像中记忆中的故乡，那是莱茵河河谷落日余晖的美景，是阳光灿烂的安拉吉大道，是歌德、海涅、贝多芬、瓦格纳、施特劳斯的音乐流淌的街头，是他的魂萦梦牵的故乡。我们当然不能阻止一个人思乡，但我多希望中国的美景可以让毛姆流连忘返。我多希望毛姆到来的中国，是万国来朝的盛唐，或是清明上河图里繁华的街市。这种心情也是大部分喜欢毛姆的中国读者的心情吧，喜欢一个人，不就是想拿出家里最好的一切出来展示，不就是希望他也能喜欢自己的家吗？可相反的，毛姆给了我一个屏风，让我看到了一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而我对于她一样非常陌生。
毛姆访问中国的1920年，他46岁，欧洲大陆刚刚经过一战战火的洗礼，他怀念的是他的青少年时代，那个战争前繁荣的、文明的、青春的时代。而彼时的中国，政治上军阀混战，思想和经济上近代化才刚刚起步，新旧交替下，很多矛盾的人和事，以及贫困线挣扎的人民，呈现出来的大部分还是破败的、陈腐的、凋敝与落后的画面：小贩摇着木头铃铛沿街叫卖，瞎眼艺人和按摩女子打着板子，到处是生存边缘挣扎的苦力，还有专门存放被遗弃的孩子的婴儿塔……毛姆在中国的游历肯定不是陶醉的、享受的、他努力为自己的创作收集素材但似乎总觉得乏善可陈，他努力去体验这里的风物人情但感到难以融入其中，他很克制地想让自己的态度客观和冷静，但读者不免还是感受到他的忍耐与批判（还有一点点理所当然的自负）。他觉得中国人热衷于在一切事物上面装饰，这种繁复精致的美“虽然苦心孤诣地使你的双目愉悦，通过与简单外观的对比而形成精美的持久性装饰效果，但最终审美的疲劳征服了你。雕梁画栋会让人目迷五色。你不免要钦佩他们的别出心裁，觉得从中体现了多样化的观念和丰富的想象，但其实他们的艺术观念是很有限的。”他笔下旅居中国的英国人说得更加直白：“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我也不喜欢这里的人，一旦挣够了钱我就离开”，以及“上次我回国的时候，我发现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帆船、绘画、瓷器和织物，我对他们说，别跟我提中国货，我有生之年不想再见到中国的东西。”毛姆最持批判态度的一文写的居然是辜鸿铭，辜鸿铭固然在国人心中也颇具争议，但在西方人眼里他完全是个笑话，虽然毛姆并没有直说但在他笔下，这位老学究自诩尊贵、自视甚高、自鸣得意的样子，无疑是愚蠢和故步自封的。
我很难说服自己跳脱出中国人的角度去阅读这本游记，但我还是努力这么做了。作为一个合格的读者，你很难对毛姆产生反感。毛姆是个强调知行合一的人，他从事医师、情报工作，常年辗转于战争一线，绝不是文弱书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他一直身体力行的。他游历各国，亲身去看去体验，并追求有态度的思考和提炼。他认为丰富的个性比丰富的材料来得重要。所以旁征博引打动不了他，辉煌履历打动不了他，他不会在别人总结的基础上下结论，而致力于自己去发现和观察。在《漂泊者》一篇中，他了解了那位传奇人物的丰富经历后，却觉得他“根本就是个平庸的人”，因为“他的经历仅仅是肉体的，没有转化成心灵的体验”，在《汉学家》聆听汉学家动情地讨论中国诗人时，又觉得他是一个完全过着精神生活的人，所接触到的真实只是来自书本，“真正的精华是不是从他的指缝间溜走了呢？”他的这种凡事都要较真与评价一番的个性，导致他很少沉溺于肤浅的感官体验，他不会为名胜古迹而流连，对人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大多冷眼旁观，但他却常常沉醉于某种自然或非自然的“氛围”之中，那对于他是非常个人的体验，他称之为“罗曼司”，他在寒风穿堂的舱房里，看到熟睡打呼噜的船员；他在暴风雨来临前的农舍玩牌，看到一边是躺在房内垂死的渔夫，一边是屋外的狂风巨浪；他在黎明的半明半灭，朦胧虚幻之中，感受到他所求而不得的“罗曼司”（是不是都很有画面感），他去寻找感动他的点到底是什么却一无所获，转而自嘲“我就像一个把蝴蝶撕成碎片要找出它美在何处的人”，但我依稀可以窥见他突如其来的悸动，这也许是来自一个小说家的本能，对戏剧性冲突性敏锐的洞察和难以抑制的渴望。正如那段经典的对一位中国收藏家的叙述：“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恶棍：腐败渎职、寡廉鲜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是一个搜刮的高手，通过极其恶劣的手段掠夺了大量财富。他是虚伪、残忍、报复心强、行贿受贿之徒，中国沦落到他所悲叹的这个地步，他本人也难辞其咎。然而，当他拿起一只天青色小花瓶时，他的手指微曲，带着一种迷人的温情，忧郁的目光仿佛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双唇微微张开，似乎发出一声充满欲望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