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风云：一场与深海水鬼的“国宝争夺战”

2018-08-15 本文已影响0人明州世相

这是明州世相第13个故事

作者：龚晶晶

必须承认，在这次走访之前，对于宁波水下考古，我几乎一无所知。

几个月前，从公众号后台偶然加进了一位特殊的“粉丝”——《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马子雷。聊起对宁波的印象，马老师脱口而出：宁波的水下考古很厉害，内湖、东海甚至南海的一些水下项目可都是宁波团队做的。宁波有全国唯一一个以水下为特色的考古所，挂着国家级的牌子，学考古，还要会潜水，你说特不特别？

可走访归来，我的心情却有些复杂，本以为只是一次简单的“猎奇”，谁曾想，竟挖出了这个神秘职业背后，一场发生在中国海底的国宝争夺……

这是一场50多位中国水下考古人与成千上万个盗捞者之间的对决。

林国聪，站在以寡敌众的这一方已经有13个年头了。眼前的这个男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留着短发，皮肤黝黑，不说话的时候很是沉稳，甚至有些暮气沉沉，但只要一提起水下考古，他的眼睛却会闪出光来，说到眉飞色舞时，笑意更挤得眼角露出细细的纹路。

林国聪，是我国仅有的6个潜水教练之一、6个能够深潜至海底80米～100米的技术潜水员之一，是我国首批水下考古潜水长，拥有多项国际通用的资格证。

现任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副主任的林国聪，1981年出生于妈祖故里福建莆田，打小就听惯了船老大们略显“浮夸”的海上传奇，对于海底宝藏一说，也是半信半疑。因为不会游泳，自然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竟然会以中国水下考古队员的名义潜入眼前的海洋，探访传说中的神秘沉船。

“水下考古”一词出现不过百年，进入中国更只有短短30载。你也许并不知道，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可以说是被一个疯狂的盗捞者给“逼出来”的。

预展现场，哈彻（左）和哥德马尔森号沉船打捞上来的瓷器

1984年5月，英国“职业捞宝人”迈克尔·哈彻(Michel·Harcher)在南中国海上探得清代沉船“哥德马尔森”号，悄悄盗捞起15万件中国瓷器，125块金锭和2门青铜铸炮。一年后，这些瓷器现身荷兰的嘉士德拍卖行。一次性拍卖数量如此巨大的中国文物，很快引起全球轰动，中国相关部门本欲阻止这起拍卖，却无奈发现，由于国际国内的法律空白，“买回来”竟成了留住文物的唯一方法。

国家文物局派了陶瓷专家耿宝昌和冯先铭带3万美元前往阿姆斯特丹参加拍卖。拍卖行贴心的把优先竞拍的1号牌交给了中国人。可是，在接下来几天的拍卖中，两位专家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每一件瓷器的起拍价都在估价的10倍以上，各国收藏家一路叫价，中国专家所带的3万美元根本买不到一件像样的瓷器。最终，所有瓷器尽数落入旁家。

预展第一天，买家耐心地等待嘉士德开门

此次拍卖使哈彻获得了2000多万美元的收益，也深深刺痛着每一个中国考古人的心。

1986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发展水下考古事业。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水下考古研究室。1989年，我国第一批水下考古人登上历史舞台，一场与疯狂盗捞者的国宝争夺战，由此开始。

2004年至2014年期间，林国聪作为第三期全国水下考古队员，参与了当时所有的水下考古项目，可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每一次深海的探寻，对他而言，都是一次锥心之旅。

由于国内外文物热、收藏热的不断升温，沿海地区非法盗捞日益猖獗。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以此为业的“水鬼”，潜入深海，搏命捞宝。“人丁单薄”的水下考古人，成了名副其实的“救火队”，碗礁Ⅰ号、南澳Ⅰ号、华光礁Ⅰ号……这些广为人知的大型水下考古项目，全是跟在盗捞者后面所作的“抢救性发掘”。

直到今天，林国聪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西沙群岛华光礁海域下水作业时，遗址现场的触目惊心：数千平方米的范围内，散落着大堆大堆的瓷器残片，到处可见残破的瓶、碗底、碟片、熏黑的船板，水下爆破形成的几个大坑宛如巨大的伤疤火辣辣地映入眼帘。

全国水下考古专业培训班，被誉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黄埔军校”。

2005年，他回到家乡福建，全程参与平潭 “碗礁Ⅰ号”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渔民们的多次哄抢，使得遗址破坏严重， “收拾残局”成了考古队要做的第一件事。面对一片狼藉，林国聪在见到沉船的第一刻是“又兴奋，又想哭”。

那一年与水鬼们的缠斗，也让很多参与工作的人至今记忆犹新。“在碗礁做水下考古的时候，常有被人监视的感觉。我们走到哪儿，文物贩子跟到哪儿，哪儿的文物价格就涨。我们前脚走，盗捞船后脚来。我们白天干，盗捞船晚上伺机盗捞。台风一来，海上的风浪有三四米高，海事局要求海上所有船只必须撤。考古船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两三天台风过去，等我们再回来，沉船表面刚清理出来的文物已经全没了，被盗捞得非常彻底。最糟糕的是，盗捞者嫌船板碍事，通常会野蛮破坏，一条古船就这么毁了。”

发掘结束，共出水完整文物1万7千多件，但据专家分析，被盗捞的文物数量不少于1万件。“我们还是来晚了!”林国聪痛惜地说，“破坏的船板我们可以通过三维图像来复原，但被盗走的文物，却是很难再见了。”

中国水下考古队员正在海底作业

在平潭海边的渔村，甚至还出现了很多被水下考古人称为“碗礁房”的崭新楼房，这些拔地而起的新楼，有不少是参与盗捞的当地渔民用古代瓷器变现建成的。

最终,参与盗捞的渔民中有14人站在了宣判大会上，最多的被判了14年。然而，如此打击力度还是赶不上盗捞者对暴利的渴求，国内外文物贩子的胃口早被中国海底的巨大宝藏吊起来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盗捞总在考古前。这就像是一根刺，哽在每一个中国水下考古人的心里。谁也不曾想到，“水下考古宁波力量”的出现会打破这几十年不易的困局。

水下考古队员正在海底作业

福建小伙林国聪是在2003年初夏来到宁波的。

那时候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还位于月湖公园中心的风水宝地，整个所专门做考古的也只有四五人。面试那天，老所长邬向东还是记忆里笑呵呵的样子，人才贫瘠的年代，这样一位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到来，可让求贤若渴的他高兴坏了，“当时单位开出的工资也就1300元左右。而另一个广东中山市的offer是每月3500元。”林国聪纠结了一个多月，却还是在8月的一天，背着大包小包坐上了开往宁波的列车。

林国聪说，选择宁波，原因很多。但最打动自己的，还是老所长面试时，无意间提起的宁波对于水下考古的宏愿。原来，早在1998年，宁波就率先打响了浙江水下考古的第一战。同年12月，我国第一个水下考古工作站——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宁波工作站成立……但随着全国各地水下考古的不断挖潜，在备受世界关注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处遗址中，唯独宁波发现的遗址和文物均来自陆地，而无来自水下的文物遗址的印证。

他们期待着，有一天，在这座早在7000年前就刳木为舟向海而生的城市里，在宁波9758平方公里的海域中，也能发现那些深藏于海底的遗珍。

水下考古队员们每次都是穿着潜水服，系好压铅带，背上重约40公斤的压缩空气双瓶及水下探测仪等设备，在20多米的深海中坚持作业半个小时至50分钟。

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宁波考古人心中蠢蠢欲动：绘制海底藏宝图，让考古赶在盗捞之前！

2006年，几代宁波考古人期盼的契机终于来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与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首次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5年来，水下考古调查队走访了浙江沿海近100个濒海乡镇，经过1500余人次的地面调查，共发现了约200条水下文物线索，确认了沉船遗址5处、水下文物点7处、其他水下遗存2处，初步绘制出一幅浙江沿海“海底藏宝图”。

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所，始开主动系统调查水下文物之先例，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下水前，林国聪和队员们会进行充足的准备，查阅文献，走访海警、边防、渔政、渔民及从事航海、水下工程、海洋地质勘探等一切与海洋打交道的单位和个人，寻找蛛丝马迹。

2008 年 9 月 20日，由林国聪带队的浙东沿海水下考古陆地调查队一行，来到了位于宁波象山东南约27海里的渔山岛进行走访调查。就是在这片海域，一艘神秘的清代沉船终于在沉没160多年后重见天日…………

让林国聪感慨的是，这艘清代沉船，其实早在1992年就被一个岛上的业余潜水员牟永根发现，为保卫国宝，这秘密他一守就是整整16年。

期间也不断有人出高价向他打听沉船位置，但这个当年才23岁的小伙却“固执”地认为“文物属于国家，应由国家来管理”，拒绝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年每当听说有人下海寻船，他总会悄悄跟去，看到没打捞出什么才放下心来。直到2008年，调查队来到岛上，他才主动联系工作人员，并陪同到海上指认沉船位置。

调查队挖出最多秘密的地方，就是渔民聚集的北渔山岛码头。

“海面是流动变化的，他虽然指认了大概的位置，但其实我们搜寻的范围却多达几万甚至十几万平方米。依旧如同大海捞针。”林国聪和队员们不断比照史料中的蛛丝马迹，以及其他渔民的口述，对目标海域进行扫测，终是在茫茫大海中锁定几个疑点，而后两人一组结伴下水，由东往西，挨个潜水探摸。

与陆上考古相比，水下考古受天气、潮汐、洋流等不确定因素影响更大。海上气候变化莫测，刚还艳阳高照，顷刻又大雨倾盆，使得考古潜水更添了几分凶险，尤其是浙东沿海水况普遍较差，水浑流急风浪大，所谓的潜水探摸，其实就是靠手一寸一寸在淤泥中摸索感觉出来的。

2008年10月19日傍晚，林国聪像往常一样站在船头最高处瞭望。突然，一声惊呼传来：“队长！我们有发现啦！”……

随着海底搜索范围的扩大，浙江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古沉船 “小白礁Ⅰ号”终于露出真容……

水下考古队员正在对“小白礁Ⅰ号”进行水下作业

可林国聪悄悄告诉笔者，其实直到2008年度工作的最后一天，他们都还没找出判定这艘船年代的铁证。

“年代的初步判定决定了来年还能否继续开展工作。大伙都有些不甘心，深怕一处珍贵的国宝会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关键信息而被错失。”由于接下来几天都是大风天气，水下考古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到了中午，带他们出海的船老大就已经回去吃饭了，本来下午考古队员们是该整理设备准备回去的，可大家一合计，还是决定冒险再出海一趟。

船老大却有些犹豫：“你们入水的点靠礁太近了，一阵大风刮过来，到时候跑都来不及，说不定我们也变成沉船了。”最后还是林国聪给出方案：届时船头朝外，如果来风，就立马撤离；抛锚也只抛一个，实在不行就砍断锚绳；并且两组同时下水，从不同位置开始工作，缩短停留时间。

工作船锚定在“小白礁Ⅰ号”沉船海域

所幸这一回，他们发现了一些底部有“嘉庆”、“道光”年款的瓷器，最终确认沉船年代为清代道光年间！众人一片欢腾。

“最后一组人一出水，我们就赶紧逆风驶离了小白礁。我还记得自己坐在船舷上，看着不远处海面正泛起白头浪，哗哗哗地向我们汹涌而来，要是再迟一步，还真是应了船老大的乌鸦嘴。那惊险的场景，怕是一辈子也忘不了。”林国聪感慨万千。

此后，每年的5、6月间，渔山岛上的村民总能看到那些穿着潜水服的身影，“小白礁Ⅰ号”沉船遗址发掘工作，一做就是 4 年，宁波考古队员上千次艰辛潜海掘宝，终以出水1060余件珍贵文物和“中西合璧”的独特船体造就我国水下考古界一块傲人的里程碑。难得的是，这是一艘少见的没有被盗捞过的古沉船，主要构件完整，可修复程度较高。他们将考古赶在了盗捞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