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一生》读书笔记（67）

每次，柳比歇夫都需要做出抉择。要么，迎合科学杂志、编辑部的要求：写得不致引起抗议，不去招惹别人，不去否定那些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他尊重自己的对手，他并不想惹是生非，他只想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迁就迎合。如果要引起辩论，他就得采取一定的策略。反对大多数生物学家拥护的学说，一个人对付大量被公认为泰斗的人物，就要求有耐心和明智的步骤。在某些地方退让，在某些地方给予应有的回击……这里倒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要知道他不仅提出一个新的公式，还需要进行驳斥和否定，所以他应当善于说服别人接受他的见解。

要么，不管别人，我行我素地发表自己进化论的观点，不同对方争执，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也不去考虑自己的想法能否取胜，只考虑如何去论证自己的想法。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选择的时间统计法，也就是遵循预定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做。写作时，就好像没有什么人的激情和自尊心，根本不去注意这个院士关于罗·费歇是怎么说的，那个院士又为什么获得了奖金……

他终于选择了后一种方案。这个方案决非没有一点问题，因此他在出版方面遭到了种种刁难。有时他甚至很多年默默无闻。

大家忘记了他。有人打听：“他现在在哪儿？还活着吗？”“是呀，就是那个当初看起来挺有前途的柳比歇夫到哪儿去了？”“似乎在一个什么小地方执教。”潦倒外省的教授不在少数：他们有时候做了点事，后来就毫无作为地消失了，有时在谁也不看的地方刊物和论文集上发表些文章。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站住脚跟的……

不能认为这种情况没有让他感到丝毫痛苦。蛰居外省，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是一件危险而毫无指望的事。当代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昨天的明星，今天已难以回想起来了。这不同于文学，文学家可以不同别人竞争，慢慢地写，还可以写好了，束之高阁，备而不用。固然在科学领域也可以这么做，然而非常危险——一切很快就过时了。在17世纪，开普勒可以安慰自己说：“……我写书是为了给人读的，现在读还是将来读，不都一样吗？它可以等上几百年，要知道，连上帝也等了6000年才等到了理解他工作意义的人。”

把写出来的东西束之高阁是不愉快的。实际上在每次开始写作时，他都苦于抉择。似乎一切都已决定了，但魔鬼一再来诱惑他。这些魔鬼都很聪明，都是合乎时代要求的。它们并不用裸体的荡妇来引诱他，不在他面前咕嘟咕嘟地斟酒、哗啦哗啦地拨弄金币。它们知道它们是在同什么人打交道。长长的、油墨未干的书页校样簌簌作响，散发出好闻的油墨香味，精装书光滑的书脊闪闪发光，上面压出作者金光灿灿的姓名。书页轻声说道：“你本来可以做到的，你本来……”不是为了荣誉，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事业的利益。

而每一次成功都能巩固地位、声望，这些反过来又使他成为编委会、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通讯院士，这些又使他能更自由地出版著作，宣传自己的生物学思想，并支持自己年轻的拥护者。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作为下去了……在我们的时代，难道还在私人书信中宣扬科学的真相的吗？这是中世纪的人干的事！难道他真的期望后代对他的手稿产生兴趣，指望时间不把他的著作贬得一钱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