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5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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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我的父亲苏秉琦》

黑龙潭，在抗战时期成了城里人“跑警报”的场所之一。城里一有警报，这里必定会来许多人。交通工具主要靠马车，也有不很固定的一两辆公共汽车，土面的公路很窄。游人来到这里，活动的空间很大。有花园，有草坪，有庙宇和庙宇背后山坡上的参天树林，还有龙云家族的祖坟等古迹。

在黑龙潭，在茨坝，从没有电影看。唯一的文艺节目就是每年春节期间要在黑水祠堂的北侧连着唱好多天的大戏，似乎多是花鼓戏，是附近的蒜村农民自动捐钱操办的。看戏的村民很多，也很热闹，四周有几个卖零食的。

纸张极度缺乏，办公或写信的白色纸张成为稀缺品，更没有印刷条件。父亲一生很节约纸张，总要把废纸中没有字的边角裁下来，放在左端抽屉备用。后来我还发现这个做法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那一代“文化人”在抗战时期养成的共同习惯。

那儿就是茨坝，现在的昆明人都知道。它原是个小村子，抗战初期为了抗战的紧迫需要，在那里建设了一个“中央机器厂”（现在为昆明机床厂），主要是看中了这里地势平坦。在茨坝，原来只有一个私塾学堂，不敷需要，于是该厂在其东边和十余户人家的花鱼沟村子相邻的空地，盖了一个很小的院子和两排平房，每排平房有五间的样子，起名“中央机器厂职工子弟小学”

那个特殊时期的工作环境——国难当头、困难重重，缺乏工作的基本条件，行政人员极其有限，没有年度计划，没有年终的检查，各种会议极少，更没有奖励、补助、加薪一说。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自觉做自己认为应该做、争取条件做的事情。学术空气是自由的，心境是积极向上的，同事关系是相对轻松的。这样的学习、工作环境，有值得深思之处。

1971 年 4 月，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去世，《参考消息》刊登了国外关于他的报道。父亲把其中的一段话特意一字字地念给我听：“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父亲解释道：这是指还没有明显成绩、即还没有成名受到公认时），就已经懂得了什么对于他是重要的。”他把后面的几个字念得慢而重，既是在教导我，也是对他自己那个时期的总结吧。

80 年代，父亲进一步告诉我，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有二：一是和徐旭生合作完成《瓦鬲的研究》，一是继续完成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发掘报告。实践表明，二者都是他此生学术思想发育的种子。他在以后的回忆里说，这个时期好比在释读“天书”，从瓦鬲制作角度出发，将这个中国文化特殊载体的演化规律依序分成了四个阶段，应是摸索中国特色考古学方法论的开始。

一次，我们两家孩子一起玩耍，俞伯伯给了我们桃子吃并说：“桃子原来只是咱中国有，后来才传播到全世界的。我也要设法把一些外国的好植物品种引进到咱中国来。”

50 年代，有一次父亲向我说起北京四合院的特点和一些风俗，其中说到了院子大门的门板上用油漆书写的一副恒久性的对联。他说在奶奶和母亲来到北平时，大院大门上的对联原本是“生意兴隆达三江，财源茂盛通四海”。后来奶奶决心永居北平就把这院子买了下来，随即把大门粉刷一新，把对联改成了“读书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我懂得，父亲是在不断地体会着奶奶盼望一家团聚并树立家风的良苦用心。

父亲的这种意识和准则，鲜明地贯穿着他的一生。他曾多次告诉我，他们那一代人，饱尝国家民族受辱的切肤之痛，很多人都表现出刚毅不屈的爱国精神。一次，说到了同事黄文弼先生，别看他身材瘦弱，脾气倔强，但斯文赫定回国后，在出版的《长征记》中，不得不称赞黄文弼是个“博大的学者”。

如果他和钱伯伯再晚到北平些时日，上述资产就早已成为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军队和军统等部门的囊中物了，想再索要回来是难上加难的。

果然过了几天，父亲要和几个人一起去万寿山，顺便带我去了。在一个大山石北面的大厅父亲告诉我，这里曾是皇帝处理事务的办公场所。可能是赶巧吧，我想解小手，就问：“皇上在哪里屙尿呀？”这引起了大家的哄笑，有一个人说，这个孩子能提出很多大人不会想到的事。这个小插曲后来我本已忘却，倒是被父亲记住了，我工作后他曾以此为例提醒我，要学会发现和提出问题，找到问题的核心才是前进的突破口。

父亲对我说，“你要记住，什么叫努力和用功？他就是你的榜样”，“这位伯伯了不起，在你这个岁数时已经读四书了。日本学者看不起中国学者，但当碰到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时，不得不另眼相看”。过了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顾大伯和徐老伯及我父亲的学术观点有所不一，即“疑古派”和“信古派”，但这绝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往来。

进入新世纪他又告诉我，古代彩陶上花的绘画多是玫瑰和菊花。也巧了，俞伯伯在五六十年代在我家说过，玫瑰和菊花都是发源自中国，直到近代（两百年前）才传播到国外。玫瑰和菊花的原产地就在华山、华县一带。

最后一次北平局势已经紧张了，回家路过现在的海淀黄庄，墙上写着许多“杀朱拔毛”一类刺眼的反动标语。父亲说：不要管它，你也许还不懂，越是这么猖狂，就越是快不行了。

有一次父亲回来，给了我几张钞票，是晋察冀边区人民币，纸张质量很差，印刷也不好。我问怎么这么土气啊，他说：“它反而是势不可挡有前途的。”

1948 年年底，当围城的解放军已经打到海淀镇直至白石桥时，不知父亲从哪里弄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和一本《论联合政府》

1950 年，有一天他进家门后急忙对我母亲说：真没想到啊，翦伯赞兄是位共产党员啊，早在 1937 年他就在南京秘密加入党组织了。母亲也备感吃惊，说咱们一点也没感觉到他的思想有什么很激进、很特别之处啊。父亲虽然和他没有深交，但还算是很熟悉的同行，尤其是在建国前后的几年里来往较多。

他俩多次提到傅斯年。说他有些可惜，像王云五一样掺和到政局而跌了跟头（父亲事后特意告诉我，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曾出现过“学者从政”“专家治国”之风，国民政府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几乎占了一成。但最后大多没有好结果）。

“考古不是挖宝，挖宝至多是考古工作的极小部分、次要部分啊，这是大问题呀，你我必须要在适当场合反映这个意见”。这样的有共鸣的言语一直延续到 70 年代。记得父亲对他说，五棵松，现只剩下地名了，那五棵松树多挺拔高大呀，难有的美，也被枪毙了。这点我们远远比不上苏联专家啊。当年苏联专家视察苏联展览馆（现名北京展览馆）工地的施工现场时，我们的工程师说，大厅门外西侧的这棵碍事的树马上就会铲除掉，请放心。可苏联专家说，那太可惜啦，该留下它啊。

问题的症结就是如何吸收国外的理论和经验，甚至是需要创建我国自己的东西，总之照搬硬套就会硌脚甚至跌跤。后来他终于写出了文章：一位外国人说的关于一些动物退化灭亡过程中骨骼的变化规律有错误，盲目跟随那些认识带来了许多麻烦。父亲听得很入神，连连点头说“创建自己的东西”。

人常说“君子之交形异而心同，小人之交形同而心异”，即高尚的人对事物的认识不一定一致，但目的都是为了把事情做好。我相信这句话。但我对于“文人相轻”一说总觉得不是普遍规律。

父亲告诉我，傅吾康先生一直强调，纵观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尽管有反复曲折，但毕竟有很敦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且资料极为丰富，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是没有的。中国的古文字和现代的文字也是一脉相承的，而别的文明古国的古文字早已逝去。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对于父亲有关中国考古学的思考可能会很有启发，而且很有可能融合到了他的学术思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