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爱看的极简北宋史（二十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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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一定爱看的极简北宋史（二十三）：十一世纪的三国演义》中咱们提到，宋夏战争告一段落，而范仲淹等人成长为大宋的中坚力量。在这些人的主导下，宋朝的新一轮改革开始了。
实际上，最希望进行改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改革的主要动机也很简单，那就是一个字：
穷。
宋夏战争的后期，仁宗已经开始从皇宫内库里拿钱补贴国家了。庆历二年掏了一百万银两百万绢给三司拿去挥霍，庆历三年又掏了三百万绢补贴国用，再这么搞下去国家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宋仁宗就得先破产了！
税越收越重、国家一天不如一天，我越来越穷，老百姓还成天造反，范仲淹，你帮我想想招吧？
皇上，交给我了，我给您想个万全之策！
考虑到仁宗与范仲淹肯定不懂经济学这种神奇的理论，因此范仲淹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得从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入手来进行改革——这也是中国古代改革的通病之一，改革者往往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总是认为只要官吏人人恪尽职守、朝廷吏治清明，百姓安心务农，皇上不胡搞乱搞，那么天下自然太平。
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拿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这就是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
实际上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很简单——咱们大宋现在遇到的问题不就是官太多、兵太多，这几年天灾频发农民又总觉得活不下去了么？那我精简一下官僚队伍，降低官员福利，严格控制新进官员数量，不就把冗官给控制下来了？在这基础上再发展农业，整顿吏治，人民生活不就自然改善了？最后我把兵制一改，逐渐将募兵制改为府兵制，这冗兵的问题不也就迎刃而解了么？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各级官员们可不干了。你整顿吏治？你精简队伍？那我们怎么办！你控制新进官员数量？你还要改革科举？那我们家孩子怎么办！
然而韩琦、富弼等人接连上书，都要求整顿吏治，进行改革。一番纠结之后，范仲淹的这些建议除了“修武备”之外还是在阻力中陆续颁布实施了。
新旧政治势力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看似来势汹汹的改革派，竟然是先自废武功的那个。
改革刚开始，欧阳修就炮轰御史台和两制官，认为这些人里有坏人，尤其是御史台里，一个合格的都没有。消息传出，大家都觉得欧阳修疯了。
为什么？两制官，就是专门负责诏令的官员。欧阳修和范仲淹这些人，不是出身于谏官体系，就是出身于两制官体系，彼此之间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人可以说是他们的天然同盟。结果现在欧阳修向这些人开了炮，这差不多就像国务院宣布改革，结果改革刚开始就得罪了最高检察院和中央办公厅。
行，你不是说我们里面有坏人么？你不是整顿吏治反腐倡廉么？我们帮你。
御史台瞄准了范仲淹十的改革重将，滕宗谅、张亢。
滕宗谅，字子京，曾在范仲淹走后接任庆州知州的职位。御史台说这位老兄贪污了泾州的数万贯公使钱，恬不知耻，罪大恶极，必须严惩！
公使钱是宋朝的一种特殊财政制度，有点类似于各单位自己的小金库，专门用来进行公款接待——所以这钱的去向本身就很暧昧。本来大家以为这事可能是个和稀泥的结局，可谁也没想到滕宗谅搞出了一个大新闻.
他把账簿给烧了。然后坚称自己没有贪污。
没贪污你烧什么账簿啊！
反正我没贪污，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你这分明是销毁证据，对抗组织审查！必须严惩！
范仲淹大惊失色，赶紧向仁宗皇帝请求宽大处理。而仁宗忽然想起来滕宗谅这小子以前是不是上疏嘲讽过我好色来的啊？
有这事啊万岁！
行，别求情了，贬，往死里贬。
御史台乘胜追击，提出滕宗谅贬的还不够厉害，还得再贬！于是滕宗谅先是被贬到了凤翔府、再贬虢州，最终在庆历四年的春天被贬到岳州巴陵郡。大概可以理解为先被贬到省会城市，又被贬到一般地级市，最后被贬到了县级市。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改革派在这次和御史台的斗争中大败而归。然而重重压力之下的改革派不仅没有团结一致，却因为一些边防战略跟政治理念之间的分歧而爆发了内乱，这下子保守派趁势开始了疯狂的反击，他们向仁宗指出，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措施完全是荒谬而错误的，范仲淹他们搅乱朝政，妄议中央，最关键的，是他们还经常在一起搞非组织政治串联，结为朋党！
朋党，这个词历来为君主所忌讳。皇帝喜欢看到的，是臣子们依附于自己而互相攻讦，绝对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臣子们都抱成团，形成能跟自己抗衡的政治势力。仁宗当然不能免俗，但是他本能的觉得范仲淹这些人好像还是很用心再为朝廷干事的，因此他忍不住问了一下范仲淹：自古以来都是小人结为朋党，有君子之党么？
有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咳咳，不好意思，我是说君子结党为国家做好事，这难道不好么？
话虽然这么说，可仁宗心里难免还是犯嘀咕。结果欧阳修见此状况果断写了一篇《朋党论》，献给了皇上，希望能够解决仁宗心中的困惑。
欧阳修位列唐宋八大家，文笔自然是没说的。这篇朋党论又是有感而发，文章如行云流水，说理令人绸缪灌顶，比起保守派的那些文章，这篇朋党论简直高到不知哪里去了！不过在政治上，这篇朋党论却犯了两个大错误。
一个是在文章里公然承认结党——要知道，皇帝忌讳朋党，难道会因为你是君子还是小人而有所区分么？皇帝忌讳的只是结党后不受自己控制的权力啊！既然小人们结党不会主动承认，那就只好拿你们这些公开结党的君子开刀好了。
另一个，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什么是政治？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然而欧阳修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朋党论里开门见山指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范仲淹这些改革派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不跟我一起干的君子，就是小人；是小人，就要坚决彻底的被清洗出去！这下子不仅将许多可以争取到的人排挤了出去，更重要的是将改革变成了站队，而仁宗即使最初相信范仲淹他们是一心为国的，但面对权柄日重的改革派，心中也难免有一些异样的想法。
但改革派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皇帝的禁忌，范仲淹等人甚至上书要求进一步扩大相权，让他们能够进一步摆脱束缚，大展拳脚。而随着边境上战事的逐渐停息，朝廷的财政情况已经得到了部分缓解，仁宗改革的迫切程度较初期也大大降低了。所以仁宗忽然发现了这么个问题：我要是不改革，好像这日子也能过得下去了。
——那我还折腾个什么劲啊！
于是支持范仲淹等人改革的最大动力一下子消失了，而保守派们施展出了浑身解数，连栽赃陷害这种卑劣的手段都使了出来。很快，庆历四年夏天范仲淹等人纷纷离开中央，而在一些别有用心之辈的指使下，保守派甚至动用了“文字狱”这样的大杀器来对改革派进行了打击，很快就将改革派势力从中央一扫而空。而仁宗皇帝呢，则继续过上了自己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小日子。
庆历新政的失败对范仲淹等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心为国，却落了如此下场。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被贬后的改革派寄情于山水之间，写出了无数传诵千古的好文章，被贬滁州的欧阳修写出了《醉翁亭记》，以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被传颂千古。而范仲淹则写出了《岳阳楼记》，被人奉为“本朝百年人物第一”，只是范仲淹此次被贬之后再也没能够重回中央，七年后客死他乡，只是不知道他处江湖之远的时候，是否还在替仁宗分忧呢。
应该是吧，毕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