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4美文阅读(第450天)

㈠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现世只是一个密密无缝的利害网，一般人不能跳脱这个圈套，所以转来转去，仍是被利害两个大字系住。在利害关系方面，自己最不容易调协，人人都把自己放在首位，欺诈、凌虐、劫夺种种罪孽都种根于此。

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是欣赏艺术时，人都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

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伟大的事业都出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

㈡有一年，朋友去拜访周有光，看到了放在桌上的几页《语文闲谈》草稿。最初的一份草稿有四百余字，且删改了很多处；第二份草稿有二百字左右，亦有删改的痕迹；到第三份草稿，就只剩下几十个字了。

朋友读完，评价道：“行文短小，通篇没有废话。结尾戛然而止，看似很突兀，细细品来，却意味深长。”

他笑着问：“一篇文章删去多半，不觉得可惜吗？”周老微笑着回答：“不可惜，要说的事情已经全部交代清楚，再多说一个字也显多余。”朋友说：“如此一来，稿费便少了许多！”周老正色道：“那也不能多写一个字！”

《语文闲谈》中的文章因其短小精悍、干净利索，却又一语中的，被读者视为“奇书”。

㈢“弗林效应”讲，过去100年来，全世界人的智商都在变得越来越高。以美国为例，平均每年智商上升0.3个点，已经持续了50年。如果100年前的美国普通人穿越到今天，其智商比今天的美国普通人低30个点，基本是弱智。荷兰人更夸张，从1952年到1982年，智商30年涨了22个点，平均每年超过0.7个点。弗林认为，智商提升的终极原因是工业化，而直接起作用的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整体变化：更普及的学校教育、日常工作乃至生活对认知能力要求提高、家长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更长，等等。

智商只是可测的指标，真正重要的是想用它来反映的智力，特别是通用智力，简称“g”。如果一个人做某件事很行但做别的不行，那么他只是擅长做某件事而已，人不见得聪明；但如果他做什么都行，那么他多半比较聪明，就是说“g”值高。同一人在不同任务中的表现，有一半左右可用“g”值来解释。

没有谁是天生的音乐家、棋手、数学家，或者其他。这些技能出现得太晚，时间太短，进化还来不及重新搭建专门的大脑回路。这些人有天生的高“g”智力，但不是必然只能在特定的领域里成功，换个领域，努力程度不变的话，一样成功。

智商测试有多个模块，对通用智力的要求有差别，分解“弗林效应”，发现其主要发生在对通用智力要求不太高的模块里，而对通用智力要求较高的模块影响很小。智商研究界由此分成两派，一派认为百年来人类智商涨分没有实际意义，因为通用智力没有变化。弗林代表的另一派则这样回应：如果问题是“我们出生时的大脑是不是比祖先的更有潜能”，答案是“否”；如果问题是“我们是否面对比祖先更宽广的认知挑战，并发展出新的认知技巧以应对这些挑战”，答案是“是”。

弗林说，人类百米短跑早已跑过10秒大关，跳高则几无变化。人的体质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是社会更重视百米跑，所以成绩主要出在这里。但难道破10秒就没有意义？同样，智商提升的那些测试模块，对应着人们抽象能力的提升。我们的先辈习惯具象，较少抽象。今人则不然，对抽象思维的训练和挑战不仅在课堂，早已渗透到社会与家庭的所有方面：学习，工作，乃至娱乐。电影、电视和电游也是这一代人智商提升的重要环境因素。几十年前的经典电影，回头看常常会觉得太幼稚，并非偶然。

所以说，代沟是真实存在的，坚实地存在于代际之间的认知能力差别，不是说一代人如何调节对另一代人的态度就能化解，我们觉得上一两代人像弱智，下一两代人觉得我们像弱智，简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代沟最好的尊重，就是对上一代人好一点，因为他们智商比你低；不要教下一代做人，因为他们智商比你高。

㈢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吃过早饭后，推门进来一位不速之客，就是我要说的这位在山区乡镇行医的乡医老赵。跟我聊了一阵，老赵将目光转向我的妻子，说她体质有些虚寒，需要补一补。我告诉他，那一年妻子常为我忧心，以致影响了健康。老赵说：“我给她开上几服药，吃后会大有补益。”

　　此前我们已经聊了一阵，自觉对他已有把握，于是就请他把脉开方。

　　老赵把脉后，拿起纸笔略一蹙眉，便很果断地开了药方。在交给我的时候特意叮嘱，抓药时一定不要理会药房师傅的话，放心照抓就是。我接过药方，用我有限的中医知识来看，此方称得上是一剂“虎狼之药”，于是向他请教：“如此大热的补药，身体能否承受得了？”老赵一笑：“对于虚症，若小打小闹地补一下，只会使虚火更盛，完全达不到补的目的。只有补到一定的量，火才能沉入体内，起到补的作用。”

　　见我将药方收好，老赵踌躇了一下，说：“我来找你，其实是前一阵遇到了点难处，想让你帮个小忙。”我点头：“只要我能做到的，但说无妨。”他有些尴尬，似乎不好开口。我又鼓励一番，他才说想从我这里借500元钱，将来一定会还。

　　原来是这么个事，我松了口气，立刻从里屋取出钱来交给他。老赵将钱收好后，无论如何要写个借条，那年头500元钱还算一笔钱，但还是被我坚决地拒绝了。

　　转天，妻子拿着药方去了附近一家药店。开药店的老板是个当地有些名气的医生，老板对着药方一时有些发愣，问抓给谁吃。妻子说自己吃。老板大摇其头：“这个药大补，这样大的量，你这个年龄吃了不仅无益，还要掉头发的。”于是妻子将老赵的话复述给他，说开药方的医生早说了，不要管药房的师傅说什么，照抓照吃就是了。

　　妻子接连吃了乡医老赵的几服药，一点火没上，且效果奇好。那一阵走出来，许多人都觉得她脸色红润，人也显得年轻了。

　　之后不久，我回到了北京，直到1990年年底才又回到榆次，且只打算小住。说来也奇，到榆次没几天，老赵居然又一次寻了来，专程为了还钱。老赵说：“上次我进门前确曾想过，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伸手借钱，不知会不会被人看成骗子，也不知你这个作家会不会诚心待我。”

　　这件事已过去20多年了。几年前他不知从哪里得到我妻子的电话，打电话过来说他现在诸事顺遂，什么时候路过北京想见上一面。但我们没有再见过面，不过人生的这次缘分还是给我留下了有趣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