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之世界观
孙文曾说，人群分三大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旧事细节证明本人属于中间。这类像金钟的突出处一般，人数多。所以这般看起来，我实在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我应该抱有庆幸，头脑还算清晰，四肢还算健全，精神不致腐朽。不过我的心绪确实起伏不定，我时常陷入虚无的境地，以致于难以感受风在吹，能够感受的最真切的生活常常是乌江边上的抉择，然后卷土重来奋斗。“奋斗”确是一个有效的字眼，不过这不是一剂长效的药。
我必须说明，人生而不等，至少在精神上。我看过很多豁达、随意的人，我不至于我的世界观去评头论足，我也不能在众人的眼底下喋喋不休，这不是一个确定的论调，我何必陷入抨击的洪流，我只是在我的思想和精神上与其相悖而已。关于精神，我猜想这与基因或者上帝（如果有的话）有关，甚至后天难以改变，也就难以改变这个世界多元的特性。
一年之前，我开始秉承一个理念，必须找到一条路，这条路能够通到最后。这是一条设计好的路，这条路上可能布满荆棘，也可能充满平坦；不过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路只是一个传播介质，不是声音这个本源。声音这个本源将会决定你的起点、走向和终点，所以声音这个本源注定要充满很多属性。有些属性至关重要，有些起辅助，有些不停变动，有些却恒定。依我的愚见，我只能谈谈这一类属性的作用，我不能公开说明人类给予它们的具体身份，因为我依旧害怕陷入异见的洪流，依旧还要靠人类共同认可的某些价值来证明自我。
那些至关重要的属性维持着一个正常人的思考，抉择和行动，我把它们比作党派的行为准则、奋斗目标和主义。我发现我这个比喻很明确恰当，因为世界上实在没有比治党、治国理政这件事弘大到能够把人这个个体的所有部分考虑得面面俱到。
主义有很多，所以对于个人来说出发的本源“声音”的重要属性“主义”也很多，不过如何权衡，我觉得跟个人的精神有关。什么主义并不重要，但是你得有主义，有主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有人说我是某某主义，你真的是？那得问问你紧握拳头，捧着章程，宣誓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也许太多的人在面对这本书的时候，正襟危坐，诚惶诚恐，翻开了第一页却就兴高采烈，似乎他真的在如此神圣的理念，如此圣洁的目标下得到了重生。我不惮憎恶以不纯洁目的却大张旗鼓的虚伪，对此我却不会回避，也不害怕陷入抨击的洪流，因为这不是难以确定的论调。试想如果憎恶虚伪是你主义的一部分，你会因为猛虎的眈眈而将灵魂替换么？思考主义这个问题时常将陷入空虚和无力，空虚是因为空白的纸上没有一点笔墨，犹如浩瀚的夜空难以触及边际那般；无力是因为目光短浅，知识匮乏，阅历贫乏，无法左右逢源。也许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式的东西，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能够思考并且能够在生活中努力寻找蛛丝马迹的，大概会是后知后觉这类人的先行者了。
我并未谈及我的主义，原因之一是我还没有既定的主义。我羡慕那些几千年前由先贤所确立的主义或者近现代由那些灵魂自由，思想自由的伟人所呐喊出的主义。如果我接受并且认可那些主义，我将省去时间、空间和思考，我将不受时代的局限和抨击的洪流（尽管当今不乏抨击），也不致于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挚亲受到迫害；我将不是一个排头兵，而是一个追随者。可是，我在毫无准备，毫无了解，未曾拜读思想著作，未曾思考千里之外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够使自我投身到一片茫茫大地中，不知所措呢？原因之二是我更希望我所谓的“主义”是纯粹的“拿来主义”，而不是“全盘主义”。也许我不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做出呐喊，但我可以思考，我可以于我的所见所闻有所判断。诞生始伊，某之精神，某之肉体已然定格。肉体后天可变，甚至于面目全非；然附肉之精神，任岁月蹉跎，风雨交加，变者，微乎其微尔。所以依靠这样与生俱来的精神，加上无尽的思考，我可以在“拿来”的宗旨下，找到自我的“主义”。
行为准则这个属性可能让那些放荡不羁的人陷入桎梏，不过我想说的是自我的行事准则，而不是类似佛教徒一般的清规戒律，更像《圣经》里的“十诫”，不那么苛刻到极致，但却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人活在世上，必须要有一定的约束，不然内心的猛兽将会被释放出来。我是一个“人性恶”论者，就现有的道德标准下，我认为人性本恶，不过如果抛却人类社会，抛却人类共有的道德这两个属性，回到原始社会，在那些茹毛饮血的岁月或许这便是本性，无关善恶。但是在现代的人类社会里，想想当年侵华日军所犯下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在没有约束下，丧失人类道德底线，将人类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多么的可怕！同样可怕而且悲哀的是，如果强盗闯入你家，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事后你却在墓碑前毫无思考，草草读罢墓志铭，然后离去。
行为准则，除了基本的道德底线，还有另外三条线：对内、对外和对上。如果用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来做类比，对内是关于国家内部的一切准则，对外是对于国际事务的原则，而对上就涉及到奋斗目标相关原则。对内和对外两个原则，可不可合，似乎是时代的问题。如果时代赋予你更多的对外权力，甚至对外的情形迫使你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到外部，那我认为可以放弃对内，将内与外合并，一视同仁；如果时代如斯，内外则可以分割。对上更多的涉及到方法论和主义。三者的关系大概应该是顾此失彼，需要一个很好的平衡权衡。
我只是能够假设某些行为准则，二十载的岁月也藏不下很多重大的转折点，而且很多的领域还未曾踏入，也未曾感受到拥有失去和悲欢离合这些能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点上有所影响的情感也好，认识也罢。当然我的假设或许错误或许正确，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需要将时间这条线做最大的调节，以至于我可以“预测”未来。
既然谈到了时间这个本文额外的概念，那就说说我自己浅薄的观点。我把时间分做两种：物理时间、逻辑时间。想象一下逻辑时间是一个有着移动点的秤杆，秤杆上的刻度由小到大，而一般情况下移动点往刻度大的方向在秤杆上移动，由移动点分割的有着较小刻度的秤杆部分叫“过去”，相对的有着较大刻度的部分叫做“未来”，而移动点就是现在。事实上在大部分情况下，移动点却不是现在，是过去，而现在却是未来。对于逻辑时间，我要避免的是大多数情况，而且不能只满足于移动点和物理时间的现在重合，因此我要做的调节是将移动点先于物理时间移动到其本身以正常移动步调到达的某一个最大刻度，这样我就可以最远预测到当前物理时间所对应的未来的某个刻度。这样的预测只是一个模糊概念，而且总是处理在人生的主线上，至于细枝末节，不可能涉及。说完了模型，必须得谈谈调节的方法了，于是乎，我秉承的理念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属性——方法论，浮现出来了。
我不能也完全不能想出一个对逻辑时间进行调节的方法，虽然我有很多的想法。我只能粗浅的谈谈我对于方法论这个属性重要性的说明。关于一个人的方法论，我想借由我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观感中，自述我所处的环境和动机开始谈论，“不像原始先民始终如一崇敬自己的图腾和信仰，我20多年的经历令我感到疑惑。怀疑的根源在于我越来越受困在一个充满偏见甚至无知的境地，这个境地像一片沙漠，找不到安营扎寨的寸土。我试着追根溯源到生命的开始，或许顺着藤蔓一路下来能够得到结论，又或许一直打转，我不得而知。这样的环境下，我的动机就变成了从先哲的智慧中去获得间接经验。这个过程需要书籍、相对安静的地方以及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自律坚持。笛卡尔在《方法论》中说过，为了保持其一切怀疑态度，在拆掉其所居住的房子之前，他必须要有一个建筑住下来，有一些维持其正常思考的暂定的道德法典。”
总的来说，我需要一种方法论，来支撑我的建筑大厦。设计，然后奠基，最后修筑，不致于有朝一日因为某种原因譬如地震而轰然崩塌。从方法论总结出解决诸多问题的方法，包括科学研究、企业发展和治国理政。这三块在人生中是可以选择的，然而不得不说，如同人生的十字路口，在三者组成的三角形中，位于中心的人暂时还不知道往哪个60度角走去，即使知道往哪个角走去，当时代这个三角形旋转120度的时候，你早已偏离了最初的方向。方法论如同算法，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数据结构和程序语言发生改变，它还是适用的。这得感谢造物主在设计万物万事的时候可能用了同一种类型的模具，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下稍作了改变。
可是我又不得不说，如此将个体人一切的社会活动化作接近固定甚至冰冷的白纸黑字的属性，不知可否。如果有人问我，我可能回归到原始状态，在那些岁月里，我何必选择用诸多的条款禁锢自我，我唯一的奢求就是活着；我也可能选择我才提出而且一直不停在完善的理念，我会选择不停地思考，最后达到奋斗目标。总之，现在不置可否罢了。
至于奋斗目标，根据以上的分析，似乎难以讨论起来了，也许时隔多年以后，它才能慢慢清晰起来。现在秉承的这个理念可能可以解决我时常虚无的观念，但是我头脑里面理性的思维并不是完完全全的覆盖掉那些令人头疼的直觉。这些直觉有助于我判断某些喜怒哀乐，但是同时又增强了程度，过喜过哀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但是直觉时常让你偏离中心，摆向单独的一边，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平衡的状态。也许，我唯有借得一处安静的小屋，几本书籍，一盏灯，独自待一整天，才可以缓解我的顽疾。
我要治愈我的顽疾，而且细细思考未来，那么我这个后知后觉的，头脑还算清晰的，四肢还算健全的，精神不致腐朽的人，还得在相对安静的地方待上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