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观义006：隐公六年·鲁隐公为什么能“至于道”

《春秋》观义006：隐公六年·鲁隐公为什么能“至于道”

当一天和尚，也要撞一天的钟，何况是鲁国这样大一个摊子。鲁隐公作为暂时摄政的看摊儿诸侯主，尽管有一百个主观上的不情愿，还是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认真在自己的任期内安安稳稳地看好摊儿。

不觉已是隐公六年，这一年诸侯国之间又发生了哪些大事儿呢？

（一）原文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长葛。

（二）白话试译

鲁隐公六年春，郑国派人来鲁国消除误会以期和好如初。夏五月辛酉日，鲁隐公与齐僖公在艾地会盟。秋七月（无事记载）。冬，宋国军队结束将近一年的长期包围，攻占了长葛城。

（三）观义

鲁隐公六年春，郑国派人来鲁国讲和，消除先前的误会，期待能与鲁国和好如初。鲁隐公作为看摊儿诸侯主，自然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搞创新。采取的是顺水推舟的做法，所以这件事被记入鲁之《春秋》。

当年五月，《左传》记载了另一件事——“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当月庚申日，郑伯带领军队入侵了陈国，大获全胜、大有斩获。这件事有个背景——一年前郑国请成于陈国，陈国国君没把郑国放在眼里，认为同宋国、卫国的外交才是关键。所以，便没有答应郑国的请求。

同样是面对郑国的请成，陈国因为轻忽引发了一场兵祸。鲁隐公却在顺水推舟中，消弭了一场潜在的争斗。

人往往会面对这样的局面，自以为对利弊有清晰地把握。比如陈国国君，面对郑国的请成，面对大臣的建议，认为自己能分清利弊，所以送到眼前的顺水事也不肯好好做，结果引发了一场灾难。其实，利弊哪里是那么容易分清的。在利弊不清的情况下，最好先判断一下吉凶。吉凶也是变动不居的，如果还是分辨不清的话，最好能以善恶为原则，做出相应的回应。只要是指向善好的，哪怕再小也要坚持去做。只要是有可能引发恶坏的，哪怕再小也要努力避免。倘若连善恶也不好判断，那就以“一以贯之”为原则，看什么样的应对更能指向“纯而不杂、常而不息”的结果。

鲁隐公接受郑伯的请成，或许没有这么深远的考虑。但他至少考虑了一点——自己作为看摊儿诸侯主，最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邦国的矛盾，最好不要从自己这里挑起。这不正是“纯而不杂、常而不息”的一以贯之之道吗？

当年五月辛酉日，鲁隐公同齐僖公在艾地会盟。在周天子式微的情况下，诸侯主之间保持友好关系，也算是变相地抱团取暖。在这件事上，鲁隐公的心态大抵同接受郑伯求成一般——做个太平的看摊儿诸侯主。

《春秋》记事，以年为单位，每年均按四季记载当年大事。当年秋，没有记载大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鲁隐公六年秋七月无所记载，像极了此时的隐公心态——不求生长，无所谓收获。

当年冬，宋国人占领了长葛城。实际上，鲁隐公五年冬十二月，宋国人就完成了对长葛城的包围。时隔将近一年后，终于占领了这座城邑。《论语》讲：“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农业古国，一直以来，于治理而言，最重要的便是“吃饱饭”问题。要想吃饱饭，首先要保证农民能按时耕作。

宋国对长葛城长达将近一年的包围，使得双发的治理均无法实现“使民以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饥民的产生。一户人家不耕作，一户人家便吃不饱饭。一个城邑不耕作，便是一个城邑的吃喝要成问题。宋国第一次将战争从道义之争升级到了利益之争，诸侯国之间开始因为利益的争夺，不顾人的生存问题。

同样是鲁隐公四年冬，《左传》还记载了另一件事——当年周王所在的京师发生饥荒，周王放下面子向鲁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告饥。鲁隐公号召用向宋、卫、齐、郑买米的方式，帮助周天子渡劫。

这件很有面子又合乎礼的事儿，之所以未被记入《春秋》，表明史官实际上效忠于周天子，周正史未记载的不太好的事，鲁国史官不好随便记录。

试想“地主”家里都没有余粮了，鲁隐公有心帮助周天子，还得四处张罗买米，可见当时的粮食供应已经捉襟见肘到了什么程度。这种背景下，宋国攻占长葛城的事被记入《春秋》，实际上是对将大义之言挂在嘴上的宋国人的一种辛辣讽刺。

孔子讲“鲁一变志于道”，鲁隐公作为看摊儿诸侯主，尚且能有这样的见识和担当，能在消极被动的处境中，频频有所建树，实在是鲁人之福。鲁国之所以后来能产生像孔子这样的集大成者，绝对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