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故事,要听么青春大学生活

在北京雅宝路打工的人家

2017-05-22  本文已影响1941人  逆旅主人

上大学时,同学给我介绍了个短工,和一位叫尼克的外国人共同翻译一份专业资料。考虑到工作地点是对方在雅宝路的单身公寓,我穿上高领大T恤,兜里揣了把手术剪。

剪子一直安静地呆着,没机会展示它的锋利。尼克试探了一两次后,发现只能让我的扑克脸变成冰山脸,便把兴趣全部集中到工作上,效率倒是大大地提高了。

每天十点钟,会有一位叫赵姐的钟点工来干活。赵姐看上去三十来岁,矮小敦实,手脚麻利。第一天,尼可把我介绍给她时,她黑着脸冷冷地瞟了我一眼,连哼都没哼一声。

我们只工作半天,我十二点回学校的时候,跟她打了个招呼,她头也没抬。

第二天,我想着既然人家不待见我,我就安静地离开好了,结果她见我出门,倒是主动冲我点了点头。

之后,我们便熟悉起来,每次中场休息的时候,她会跟我聊聊天。她家在河北乡下,几代人都在给外国人干活,最开始在东交民巷,后来转战雅宝路。由于雇主们的互相推荐,现在一大家子都在这一片打工。

我也知道了她第一次见我时的冷淡态度因何而来。

原来尼可这儿常年莺莺燕燕不断,好多中国女孩儿上赶着找上门来。她们通常有两个目的:一是用身体赚钱,二是用他作跳板出国。赵姐对此很看不上眼,从来是白眼相加。观察了三天,发现我确实是学生在打工,而且,她还向楼下看门的大爷打听过我的情况,大爷说这姑娘挺好,规规矩矩的,于是她马上调整态度,将我归入同一阵营。

“那都是些不要脸的女人,”她如是说,又提醒我,“他付账的时候,你要记得让他给美金。”

翻译进行得很顺利,我英文不行,尼可的中文不行,但中译英刚好可以利用两人的长项。原定半个月的工作一周就完成了。走的那天,尼可和赵姐都表现出了真实的不舍。

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尼可带点傲慢地对我说,如果我想出国,他可以帮忙;如果我想在北京找工作,他认识谁谁谁,又认识谁谁谁,可以帮我推荐。估计是那些莺燕们把他对中国女孩的认知给固化了。

而这时,他只是一遍遍地说:“保持联系,我舍不得你,我会很想你的。”

我们约好两周后结账。赵姐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

结账的那天,公交车顺得出奇,我早到了二十分钟。我试着敲了敲门,结果旁边的门立刻开了,赵姐走出来对我招了招手。

“他房里有人,”她很不屑地说,“这次赚了点钱,又花在这些不要脸的女人身上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打扰了人家。她看出来了,安慰我说:“没事,他一直说你很好。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说:“我请吧!正好赚了钱。”

她直摇头:“哪能让你一个学生请。我做饭,在我家吃。”

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尼可按时开了门,清账时他又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只是那个女孩一直在屋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唤他,我拿了钱便很快告辞出来,跟着赵姐走了。

赵姐说:“你把钱放好。”

我一看,原来我掖在牛仔裤里的美元露了个角出来。只听她叹道:“你真有本事!一个星期赚这么多。”

她在我面前的表现一直很强势、淡然,这话倒让我有点无从回应。

赵姐用自行车驮着我骑了二十分钟,然后让我在路口等着她,她去买菜。

我抬眼看时,才发现眼前的世界已经变了。北京给我的印象一向高端大气,不管是建筑还是人文,偶尔去到一些旧城区、市场,也是浓浓的老北京味儿。可是眼前的市场不一样。耳边听到的都是不标准的京腔,眼里看到的都是真正的农民工,灰扑扑的打扮,场景杂乱而破败。

连夕阳的光照进来,也变成了黯淡的色调。

我不知道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像这光鲜的城市身上一道难看的伤疤。

有个额发长得超过眉际的青年连续几次在我面前经过,远处有他的哥们冲他吹着口哨,给他加油。他终于对着我旁边的空气大声唱道:“嘿,姑娘!我……”

赵姐及时地拎着一条大鱼出现了,对我说:“走!”

我又跟着她七拐八拐地进了一个胡同小院,她租住的地方。院子里全是人,七八个男人,还有女人和小孩。我们一进去,他们说话的声音立刻小了,都转头看我。赵姐把菜扔给一个女人,并不停留,也不介绍,拉着我进了房间。房间很小,大约十个平方的样子。只一张床,床的一边是一张小书桌,另一边竖着一张收起来的饭桌。赵姐给我倒了茶,削了个苹果,我们就坐在床上说话。

我问外面那些人都是她的亲戚吗?

她不在意地“嗯”了一声。

一会,进来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男孩背着书包,穿着校服,面目清新。赵姐的脸立刻舒展了,只是并不笑。男孩叫了“妈妈”后,很有礼貌地冲我弯了弯腰,说:“姐姐好。”

然后走到赵姐面前。

“跟姐姐说,你今天学了些什么?”赵姐把男孩推向我,“姐姐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很有本事。”

于是,我就坐在床上,认认真真地听一个小学生给我背课文,读英语。我在书桌边给他讲解时,赵姐去了厨房,但我仍能感觉到她殷切的目光。

吃饭时,男人们拿着小板凳进来坐在地下。全席只有我和赵姐两个女人,我是客人,她是大家长。他们敛气低声,很快吃了出去,我连哪一个是赵姐的男人都不知道。只知道她带着儿子送我去搭公交车时,心情颇为不错。

这些年,我偶尔会想起赵姐。她的儿子应该上了大学吧!没准还出了国。就算他回到雅宝路打工,也必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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