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与近现代中国革命与改造之关联

宋代与近代中国革命与改造之关联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之《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章节指出：“宋的创业者赵匡胤较少与儒臣讲解经典，可见其不重抽象之理论。宋祖重实务，谓“以绢24匹购一契丹首，绢200万可以消灭对方之精兵”，可见其欲将经济之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清明上河图》之繁荣，当日世界无出其右。可是，宋代在中国历史号为“积弱”，赵匡胤不注重抽象理论，宋朝却产生一群理学家。”

宋祖重实务，但宋室以积弱闻名，因积弱而亡，宋祖设计与宋亡有直接关联。宋祖设计虽属必然之选项，但宋祖之选于宋室之亡，具无可推卸之责任与因果关系。

至于“宋祖不重抽象之理论，宋朝却产生一群理学家（宋明理学）”之说法，则完全符合黄仁宇一以贯之的理论：远逾当事人之设想范围。

军人出身的赵匡胤不学无术，宋祖对抽象理论所谓的“设想范围”，与其以大或小划分，不如以有或无划分，宋祖并不存在干预或预见宋代抽象理论演变的动机与能力。

《宋史》绝无仅有之处，在于《宋史》之《道学》列传（其它史书均无此项列传），可见宋之理学（黄仁宇作品中定义的宋代之抽象理论），独树一帜，蔚然可观。

宋之理学昌盛，正如孟子所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比喻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事情做不成功，遇到了挫折和困难，只能自我反省）。“求外不得，返求于己”之内省，预示现实世界趋于保守的结果，与精神世界之保守实现高度契合，保守之路径不可逆转。

海外汉学家刘子健在其宋代专著《中国转向内在》书中指出:“近代中国历史性格之趋于内向与自省，并非自古皆然，而是形成于十二世纪（宋），保守主义思想成为正统，也即是理学（新儒家）。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这与黄仁宇在论及近代中国之革命与改造的时候，要将历史的镜头回放并定格在宋代，遵循相同之历史解释逻辑。黄仁宇引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观点，亚当斯密说:早在马可波罗莅临中国前（宋代），中国的法律与制度，已经使用至极限。

刘仲敬在《华夏到中国》之《韩侯（韩信）甘居胯下》章节结尾说:骰子尚未落地。以宋代而言，骰子早已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