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一）：唐朝末期的腐败统治

唐朝未期，出现了一些地多、谷多的大官僚地主，他们名声直达皇帝。懿宗时宰相韦宙在江陵有“良田美产，最号膏腴”，其谷最多，被称之为“足谷翁”。官僚司空图在山西中条山的王官谷庄，“周回十余里”，“有良田数十顷”。长葛县令严部兼并占有“良田万顷成为唐朝著名的大地主。

社会方面，土地兼并激烈，农民失去土地，另一方面，唐朝政府又不断加重剥削，增加农民的负担。自实行两税法以后，钱重物轻，税额不断增加，原来买二匹绢的钱，以后可购八匹绢，政府收物，农民负担无形增加三倍。

不仅如此，正税之外，又有不少新设的税，如青苗钱、间架税、除陌钱、茶税。唐政府又实行盐、茶、酒三项专卖，扰民尤甚。唐德宗以后，盐价上涨，米谷数斗方可易一升盐，贫苦农民，无力购盐，只好淡食。为防止人民私自贩盐，唐政府在全国设13个巡院和大批盐官，缉查贩卖私盐，对贩卖私盐者处以重刑。茶税也十分苛重，唐徳宗时初定茶十税一，至唐穆宗时增加50%， 唐宣宗时规定私自贩卖茶叶三次，每次300斤以上者，要处以死刑。

唐朝政府规定不许百姓私自酿酒，往往一人违犯，要牵连数家沉重的负担，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生活，他们有的投靠官僚、地主寺院，去当佃农，接受更为惨重的剥削和压迫；有的逃亡；有的只好起来反抗。唐朝未年，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激烈了。

面对如此严重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唐朝统治者，不仅不加收敛，却更为腐败了，而使政治愈加黑暗。本来，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加剧了统治集团的矛盾，而唐穆宗以后，多数皇帝昏庸无能。唐懿宗终日宴游，荒淫残忍，不理朝政。他喜爱“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減十余，水陆皆备”，每次出游“內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计”。

这个昏庸皇帝，十分笃信佛教，为迎佛骨，他广造浮图、宝帐，迎接佛骨“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所费难以计数。他出嫁爱女同昌公主极尽奢靡，用品皆以珍异饰之，金银为之；同昌公主死后送葬，又大肆花费，送葬队伍“繁华辉焕，殆二十余里”。大量民脂民膏被耗费，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其子唐僖宗即位时才12岁，贪玩游戏，委政于宦官田令孜，田令孜纳贿贪残，政治益加腐败了。

上行下效。皇帝如此，官僚也仿照。

唐末官吏无不贪赃。宰相路岩，贿赂公行，生活奢侈，他的亲吏边咸之财产可供全国军用两年。与路岩同时为相的曹确、杨收、徐商，贪贿与路岩相差无几，可说是“一丘之貉”。地方官也想方设法盘剥百姓，将搜括来的财富，用所谓“羡余”、“进奉”名义贡献给皇帝，以求升迁。官吏热衷于升官发财，无心治理，吏治坏到了极点人民痛苦不堪。遇有灾荒，官吏为继绠收租税，不许百姓报灾。

咸通八年(867 年)，怀州(今河南沁阳)旱灾，刺史刘仁规禁止人民诉旱，人民忍无可忍驱逐了刘仁规。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陕州(今河南陕县)观察使崔荛在百姓诉旱时，指着庭园的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还杖打了告灾百姓，百姓怒逐崔荛。唐未诗人杜荀鹤有《再经胡城县》一诗，诗中说：“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具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它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吸百姓血的县令。

封建国家和官僚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贫困悲苦在死亡边缘挣扎。唐懿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上书指岀“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九破”指：“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输税人少”。“八苦”指：“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贫不得理、屈不得伸”、“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

这样，“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唐朝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人民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人民除了从斗争中求生存外，已别无他法了波澜壮阔的唐未农民大起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