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母亲

母亲今年五十有五，头上那丝丝缕缕的白发已显示她已不再年青，额头上被岁月雕刻的痕迹似在诉说着她半世生活的艰辛。

和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大家都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待这个家庭的第八个孩子降生时，我的外公和外婆便打算把其中一个孩子送个给人家。一来，生活实在无以为继，活下去都已显得艰难；二来，孩子太多，尽管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仍无力招架。托人物色的人家，很快有了音信，同意抱养一个孩子，但有个条件，要哪个孩子，由他们说了算。外公外婆本有意把新出生的老八送人，但抱养的来人嫌孩子太小，怕难养活，考虑再三，他们相中母亲，母亲那时刚好三岁，外公外婆只好含泪答应。

就这样，母亲来到一个新家庭，开始她并不平顺的一生。她的养母，也就是我的第二个外婆，她身材不高，脸型瘦削。她进入这个家门的第八个年头，丈夫就去世了，她膝下只有一子，怕舅舅一个孩子太孤单，便把母亲要来，作个伴。家里孩子虽少，但少了半边天的家庭，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外婆在教育两个孩子方面很是严厉，她一直秉承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原则，对舅舅母亲乐此不疲地灌输她的思想，因而两个孩子的心智要比同龄的孩子成熟。用母亲的话讲，她还没有怎么体会童年，就直接被外婆拎到了青年，而在青年刚一打盹，就被送到了成人世界。尽管外婆已经过世二十年，母亲每每忆起外婆，首先想到的仍是外婆那严肃、不苟言笑的面孔。母亲说，她没有机会感受到父爱如山，但由母爱如水所散发出的温柔力量，她也少有触及。

外婆对母亲的影响是深远的，及至很多年后，这种教育方式也隔代施教到了我们兄弟身上。父亲是一个开明随和之人，他的管教方式就是放任自流。他会在你身后三米开外的地方默默注视着你，任由你嬉戏打闹，触碰这个新奇的世界，只要没有危及生命的事物出现，他不会加以阻止与反对。他希望由你来打开并认知，抚摸并定位所有的一切，而在此所受到的磕磕碰碰，是正常的，只是你在探索周遭环境的一次普通尝试。与此，母亲则扮演着严母的角色，而从她口中所发出的每一个指令，都必须执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例如晚上不管外面有多大的诱惑，都必须回家，电视只有在周六的晚上才能打开，如此种种。而你稍有违反，都会有一套相应的体罚措施在等着你。我们兄弟两个只能忍受着她所定下的条条框框，即使在叛逆的时期，我们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你在黑漆漆的门外，声嘶力竭地哭喊至深夜，大门仍未开启，那种无力地恐惧感袭满全身时，你才知道违背这一原则的代价。

因而，我的童年分外凄惨，没有玩具，没有动漫，没有一起疯狂追逐的玩伴。有的只是做不完的作业，干不完的农活，还有喝不完的中药。

在十五岁之前，我的被无限拉长的时光中，时间过的很是缓慢。身心在被母亲束缚时，肠胃也在被中草药灌满，苦苦忍受着煎熬。时至今日，在楼上的角落，仍有小时候熬中药所盛用过的砂锅，尽管早已被弃用，被母亲清洗干净后束之高阁，但一走近，那时代久远的无力感仍能迎面扑来。

我的青少年时期，一直在求学，看病之间来回切换。周一到周五在上学，周六，周日奔波在求医的路上。九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把母亲吓坏了。那时，父亲远在外地给人砌房子，母亲一人在家照看我们。母亲深夜被我的胡话吓醒了，她下意识地用手摸下我的额头，热得发烫，忙抱着我就往医疗铺跑。山村人中稀少，往往几个村子才有一个医疗铺子，十几里山路，母亲抱累了，就背着，脚下不敢停歇，我伏在她背上，神智不清，说着胡话，待母亲把医疗铺子的门叫开时，她累瘫在椅子上。好在医治及时，高烧退了，但也落下一个病根。开始咳嗽，白天还好，一到夜里，就咳个不停，严重时，整夜不止。母亲在隔壁听着心里难受，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不时传来阵阵叹息。翌日清晨，母子俩望着彼此通红的双眼，都异常难过。

小学四年级时，学校开始实行寄宿，学校座落在十五里外的邻村。而我这种病，一到夜里就寝时，就开始复发，搞得同学们怨声载道，反聩到老师那里，老师就找来母亲，把情况说明，我就被“敕免”，不用在校留宿。我乐坏了，不用再看同学们的脸色，可这却累坏了母亲。她每天五点就要起床，把饭做好，唤醒我，六点准时把我送到校门口，然后下地干活。晚上，八点在校门口，接我回去，天天如此。

有时，我被折磨得整夜未眠，第二天，她就会小心翼翼地问我；要不，我去给老师请个假，今天，就先不去学吧。也就是在那时，我能感受到她那言语背后的无助。见我点头，她转过身，用衣袖拂了拂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就向学校跑去。就这样，我的求学之路总是隔三差五地被打断，但说也奇怪，我的学习成绩却是格外地好，每次考试，都排在班级前两名，这倒给了我们母子些许安慰。

我这种病，一直没来由，就是咳嗽，没有其他并发症，并呈现季节性改变，春夏轻，秋冬重，昼伏夜出。初病的头一年，大量的中药西药向我倾泻而来。喝下去的是希望，换回的是失望。虽如此，母亲仍百折不挠地带我远走他乡，寻医问药。而父亲也不敢稍有懈怠，他在工地里，挥汗如雨，借由自身体力换来钱财，作为母子二人的差旅，看病买药钱。

在那看病的五年中，我和母亲亲身丈量过市里的每一寸土地，后来，坐车去省里，乘火车去外省。但我和疾病的这种依俯关系却从未曾改变。起初，我和母亲都是乐观的，它不就是一种病吗，现代医学这么发达，肯定会看好的。可在你尝试了上百种结果，受尽数不清的磨难之后，我气馁绝望了。我想母亲也曾有过类似的心境，不过她从未在我面前有过丝毫流露。在我病中的第二年，有同学拿我打趣，说是我得的是绝症。本是一句玩笑话，可那时，我的心脆弱敏感到极点，或许，真是得了某种绝症，要不为啥咋老不见好呢。回到家，我学与母亲，似是击中了她的某一个痛点，她号啕大哭，惊动了邻居，把我吓坏了。谁也劝不住，只好把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叫了回来，父亲到时，已是两天之后，她已哭得没有力气，只是一味地哽咽。那时，我已十一岁，懂不少事，从此，再也不敢拿我的疾病来刺激她。

日子还在浑浑噩噩地前行，不疾不徐，母亲仍在争分夺秒地带我看病，尽管这一切，在我看来希望渺茫，任重道远。在我患病的那几年当中，她一直伴我左右，或远远地在背后看着我，或在我面前强颜欢笑，为我加油打气，而在背离我的刹那，偷偷以泪掩面。高中时，我读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似是有了某种共鸣，泪水夺眶而出，我才知道，那时，母亲所承受的压力远远大于子女所遭遇的不幸。

世间有的事是神秘而猜不透的，就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似有神助，我的疾病倏忽一下子好了，来时无影，去时无终。这一切，像是老天开的一个玩笑，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我病好痊愈后，母亲性情一下子改变了很多，温柔，爱笑，像是经历了某一场洗礼。而这一切，我全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