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穿军装的日子（11）
海棠花溪
离开基地的前一晚，区队长“啪”地推开我们宿舍的门，门一下子开到底，并委屈地倚靠在墙上。她一贯强势火爆，连推门，都带着她明显的个人特色。
区队长手里拿着一本纪念册。
其他宿舍的战友已经来通报过了，说区队长要来让我们写纪念册，现在在别的宿舍，一会儿就过来，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
离别之前，写写纪念册，抒发一下离愁别恨，再正常不过，可是，对于我们区队长不一样。铁的纪律、严格的训练，部队就应该这样，尤其是新兵连。可是，区队长对待我们，已经不仅是严格了，她的方式，让我们痛苦。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的成长环境，又或者她经历过什么，形成了她这样的处事风格。她善良、敬业，可是，她带给我们的折磨掩盖了这一切。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做不到别人打你的左脸，你笑着把右脸也送过去。那时，我们是真的恨她。
“给我写写留言吧。”
没有人说话。
她对我们是有感情的，否则也不会准备个纪念册让大家写，可是，她为何要那么对待大家呢？父母爱孩子毋庸置疑，可是如果整天责骂孩子，时间久了，孩子心里也会有恨。表达爱，要以正确的方式，语言和行为很重要，没有人会忽略现象只看本质。
“尤其你，某某某，你们学校和我们单位离得很近，以后我还会找你去呢。”
她直接指向了我，另外三双眼睛也齐刷刷望向我。我是被区队长折磨得最惨的人之一，我心中也有恨。过了这么久，发现那恨有有效期，现在早已消失殆尽，若现在我再见到她，我会觉得很亲切，会和她好好聊聊过去，聊聊我们一同战斗过的日子。可当时，那恨是真真切切的，我不想给她写。
最后我还是写了，因为我不想让她没面子，也相信她本性善良。我写下了祝福的话，也留了地址和电话。
三个月，时间不长，又是铁的纪律，因此没多少多余的东西，离开前，收拾东西时发现，实在没什么好收拾的。而有限的东西，好多人也不愿意带走，不得不说，我们那时也颇有经济头脑，大家把不愿意带走的东西，都卖了，买家是附近的村民。
基地年年如此，迎来送往，旁边的村民对这个情况也了如指掌。我们收拾的时候，不少村民进营区来“淘宝”。其实这也是好事，废物再利用，减少浪费。一时间，营区成了隐形跳蚤市场。
有些战友啥都卖，军大衣、制式棉鞋、迷彩鞋，有些人甚至连被褥都卖了，走前那一晚上睡光床板。
军大衣、被褥我都没舍得卖，回去后就算不用，我也想留个纪念。我们宿舍人只卖了些小东西，比如脸盆啥的。我记得一个四十多岁胖胖的妇女买走我一个塑料脸盆，一块钱，她说她女儿在县城读书，给她女儿做脸盆。她拿着脸盆，上下左右来回端详，这一块钱她也花得很谨慎。
“听说有些人把这个当尿盆？你这个是不是呀？”
我正喝着一口水，差点喷出来。
“没有啊，我们有卫生间。”
对于我们来说匪夷所思，对于她来说，正常，山里的农村，生活状态就是那样的。
她听我这么说，放心了，给了我一块钱，把盆拿走了。
买走我的脸盆，那女人还惦记着我们，她仍然时不时在我们窗户前张望，同时也有别的女人们，在众女人中，我还看到一张男人的面孔。
“把床单给我吧。”
买走我脸盆的女人开口了，由于开着窗户，她的话很清楚地传到屋子里。她说的床单，是我们钉在床板上的，把褥子抽出来打包，嫌起钉子麻烦，床单我们都不要了。
准备扔的东西，既然有人要，就给她。我们卸床单的时候，那几张女人脸和唯一的一张男人脸，就贴在玻璃上巴巴地等着。忘记我们是如何把床单弄下来的，最后总之是弄下来了。我们往出递床单的时候，买脸盆的女人胳膊伸得最长，有人的地方，就存在竞争，显然她们也是有竞争的，于是我们把床单平均分给她们。
刚巧斜对面宿舍的一个战友过来窜门，她说她们宿舍还有两个床单，不过破了，她迅速地取了过来，仍然是买脸盆的女人胳膊伸得最长，她这回还不断地上下晃动胳膊，嘴里不停喊着给我给我。
“不给你，给他！”
战友绕过了这条最激进的胳膊，把床单塞到了被挤到角落里的那唯一的男人手里。
我们后来把不带走的所有东西都给了村民，也许她们拿回家能用的上。山里物资还是匮乏啊，我们有些心酸。
离开的时候，基地的班车将我们送到附近一个小城市的火车站。行李和人是不同的车，下了车，我的行李找不到了，火车快开了，大家都匆忙进站，我习惯性汇报区队长。
“区队长，我行李找不到了。”
“也许别人帮你拿走了，赶快进站！”
好在那天我带了脑子。每人一件行李一个大包，左手一只右手一只，有些力气小的女生都不一定能拿得了自己的，谁还会多拿别人的一件。区队长年轻，考虑问题有局限，我没听她的，又返回去找了找，在刚才堆放行李的地方不远处，看到我的行李孤零零滚落在那里。我抓起行李匆忙进站，我们坐的是过路车，车快到时才让进站台。跑进候车室，进到站台，几分钟后，火车就进站了。
在火车上，座位是和学院的同事在一起，从此就和其他战友们分开了。想必火车票是各单位自己买的，并不是基地负责的，否则怎么都是和一个单位的同事在一起呢。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而且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没有去找云南姑娘给川妹子拿出胶卷，上一章我写了，那是让我非常内疚的事。
回到北京，学院班车把我们三十多人接回学校，下了车，各单位都有人来接我们，来接的人都是未来的同事。当时分到我们教研室有三个人，另外两名是男士，我们教研室成教员去接的我们。后来才知道成教员是我老乡，他只比我早一年到学校。
成教员帮我拿着行李，走了两分钟，便进了一栋居民楼，进到二楼的一间屋子，他径直走到北边的卧室，把行李放在一张床上，说：
“这是你的床，你收拾收拾，我先走了。”
成教员走后，我好好打量了一下宿舍。一个不大的客厅，南边两间卧室，北边一间稍小一些的卧室，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每间卧室都放着两张单人床，客厅也放着一张床。每张床上都粘着一张写有名字的A4纸，我的床上的确写的是我的名字。这么说，这个三室一厅住七个人。
后来才知道这是老干部楼，除了我们这个房间是单身宿舍，其他房间都住着退休老干部。有专门的单身楼，住不下了，我们教研室那两位男同事，就住在单身楼。床位是教研室同事提前准备好的，来的早的，就给同事抢个好床位，否则就差点。看来成教员来得晚了点，不过不是最晚的一个。最晚的只能睡客厅了，我看了下床板上的A4纸，睡客厅的是朱教员，我的老乡！
我还没把房间看完一圈，同事们就陆续进来了，本来就已经是七个人，再加上送的，一时间，小小的三室一厅热闹非凡。
晚上学校为我们接风，在校园里的迎宾山庄，干部处的领导和干事陪我们吃了一顿大餐。
新兵连生活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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