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啊  各自要去哪

夏日炎炎，我站在平中门口，这个初级中学已然旧貌换新颜，雪白的围墙，高耸的教学楼，学生宿舍，一切都是崭新的样子，然而我脑海中总有一栋孤零零的三层教学楼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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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秋，带着对离开父母的日子的浪漫怀想，我来到镇上的中学，开始我的初中生活。在这个黔中小镇上，有且仅有这一所中学，唯一的三层教学楼依偎着小山坡而建，不知为何，总有种孤苦伶仃的感觉。

除此之外，能供学生们释放充沛精力的就只有操场上四个篮球架，以及操场边缘孤零零散落着的两个乒乓球台。

小镇是名副其实的小，一所中学大概是小镇之所以成为镇的原因。唯一一条街，街头是一处刻有“万木萧萧下，乾坤一片秋”之类诗句的道观摩崖，街尾是一处俗称“戏楼”的阁楼。用老人们的话来说：点根火柴，从街头走到街尾，火柴还没熄灭。

学校没有围墙，操场边缘有大棵的法国梧桐，操场外面是高高低低的农田，更远的地方有路，路边分散着人家，我在这里度过了初中三年。

学校没有宿舍，附近的人家理所当然成为我们的房东，在班主任的操持下，我，小玉、冬冬、马勇、王杰以及班主任一同租住了一户有三层楼房的人家。

大伙一起煮东西吃，一起追逐嬉戏打闹，楼上楼下疯跑，同住一栋楼的房东对此颇有意见，常常指着我们住的地方同班主任窃窃私语，然后班主任找到我们挨个训话。

即使是这样，十四五岁好闹好动的天性怎么可能就此收敛，班主任在的时候，我们一个个像避猫鼠一样深居简出、循规蹈矩，一旦确认班主任回县城之后，我们仿佛天下大赦，重见天日。长此以往，房东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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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操场上打篮球或者看别人打篮球，在田埂上疯跑乱窜，在道观旁的树上捉麻雀，在戏楼下看西洋景......就这样,初中第一年课余时间，被我们一点点抛掷在操场上，田野里，房东家，街上。

第二年秋天，开学前一天晚上，我早早上床睡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身边是一贯愁眉苦脸的父母，还有其他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从他们的话里我捋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开学的第一天早上我没去教室，班主任疑心我生病，便同住在我外间的小玉回来看看，发现门窗紧闭，房间里放有烧着的蜂窝煤炉，心知我一氧化碳中毒，喊来房东以及房东的邻居，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房门撞开，我那矮胖的班主任扭动着圆圆的身子费劲地把我往医院背，走到门口走不动了，换了个邻居把我送到医院。

我一边扯起嘴角向病床前关切的人们露出一个“我没事”的笑容，一边用目光追随着爸妈轮番感谢大家对我的救命之恩。除此之外，我完全没有大家那种对我死里逃生的欣喜和庆幸，大约因为中毒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发生的，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画面，醒来也好手好脚的躺在医院里，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从头到尾，仿佛是个局外人在听别人的故事。

下午放学后，小玉、冬冬、马勇、王杰等同学来病房看我，一干人齐刷刷站在病房里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帮我带了好吃的，带了作业本，带了课堂笔记，大约是他们的反复渲染，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次中毒事件的主人公是我。

小升初走狗屎运，考了个小镇第一，初中第一个学期时不时有人趴在教室的窗玻璃上看我，像看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中毒事件发生后，路上时不时有人指指点点的说：那就是一氧化碳中毒的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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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三年是学生们从生理到心理都慢慢脱离懵懂，向成熟靠近的过渡阶段，我们一边对成年人保持莫名其妙的敌意，一边又觉得自己不再是小孩子。我们自以为窥见了成人世界的全部，蔑视成年人的食古不化、谨小慎微，顶着非主流的碎发向着自以为是的方向奔去，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从小听大人们评价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娃娃出不得色（内向）。我于是听到过爸妈无数次的跟别人赔笑脸说：这姑娘没得鬼出息的。

我对未来十分迷茫，没有同龄人那样一往无前的勇气，胆小怕事又无一技之长，有意见也只在心里嘀咕，表面上还是老老实实做数理化、背政史地，没有掀起什么风浪。

小玉比我们年长两岁，早些年随父母在两广地区呆过一段时间，相对于一众害羞忸怩的乡下姑娘，这个热情开朗、眉目之间都自信昂扬的女孩显得格外光彩照人。

在这个刚及温饱的地方，小玉夏天的项链，冬天的围脖，头上漂亮的发卡，款式新潮的衣服，都吸引着我们这群灰头土脸的女生，如果小玉是只闪闪发光的蝴蝶，其余的我们都是蝗虫蚂蚱了。

这么耀眼的小玉，却温和亲厚，张弛有度，完全不招人讨厌，我坐在小玉的右后方，常常盯着小玉头上亮晶晶的发卡，晃啊晃，晃花了眼。

教室外，操场边，高大的法桐，向外是宽阔的田野，根据时令的不同，种满了玉米、水稻，油菜之类的作物，作物疯长起来，一眼看不到边，却为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学校对于早恋这个话题，一贯严防死守，一旦发现有点苗头，立马掐掉，绝无二话。

班主任多次晚间查房没见到小玉，均不动声色的离开，后来没几天，小玉没来学校上课，我心里莫名紧张。果然没多久，班主任就来找我说了小玉的事情。无非是小玉跟高年级学生早恋，不洁身自好，通知过家长后，小玉辍学了。

班主任之所以告诉我这些，一来让我代表班里给小玉写封信劝她迷途知返，二来是顺便给我敲敲警钟。这个已然成为中年胖大叔的语文老师心里仍然住着一个文艺男青年。

虽然班主任老师高度赞扬了我写的信并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但这封信并没有阻止得了小玉辍学。

我一边揣着对小玉的不舍，一边惊异于她绝不回头的勇气，另外还惴惴不安的担忧：如果是我辍学了，能干点什么？在那个大家都还没有手机的时候，同你朝夕相处的人，一旦离开就意味着诀别。

我青春期里崇拜和仰望的蝴蝶就这样折了翅膀，她拖着受伤的翅膀离开我们，提前向成人世界迈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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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跟小玉一样，属于班上耀眼的那几个人。

不管年龄还是长相，马勇都脱离了稚气小男孩的样子，大约是父母离异，体验过人情冷暖，对人于是显得格外宽厚，就这一点，在一众稚气未脱、咋咋呼呼的小男孩里显得鹤立鸡群。

要命的是，马勇还有一个足以秒杀同龄男生的技能——弹吉他。虽然还没到可以闭着眼自弹自唱的地步，但能对着乐谱边弹边唱的马勇，在那个刚及温饱，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时候，简直如同天外来物一般神秘而可敬畏。

那时一同租房的同学们围坐在马勇的房间里，看马勇弹吉他。抽烟的时候，马勇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烟顺带扶着琴头，左手撞击出短促厚重的音符，不抽烟的时候便瞅着乐谱自弹自唱。

不管怎样，那些年我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都能从马勇房间里断断续续的吉他声里得到印证。于是理所当然地，自小玉离开之后，马勇成为我们精神和形式上的领袖。

文艺的人大概总有些执拗，面对格格不入的现实也希望一一折腾成自己理想的样子。我那才华横溢的班主任学习了报纸书刊上的先进教育方式，便希望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得到印证和发展。

说实在的，马勇实在算不得符合传统标准的班长，他喝酒、抽烟、打架、斗殴，他之所以成为班长，跟班主任的文艺气质不无关系。那个时候，我的班主任可能想要用一种责任感来把小伙子引回正途，于是用他的方式让马勇当上了班长。

初二下学期，我隐隐意识到未来的不确定性，终日沉浸在万一考不上高中就要走上社会，而自己无一技之长性格又内向胆小诸如此类的恐慌里，于是对标榜青春那些飞扬跋扈、意气风发的事情也没有了太多的兴致。

2007年春天的一个周五，我过生日，马勇和王杰来家为我庆祝生日，我们玩到天亮，真心说着“友谊地久天长”之类俗套的话，然后疲惫的人们各自回家。

周一，我回学校上课，马勇的位置空着，隔天就听说马勇同其他高年纪同学持刀抢劫货车司机，对方身负刀伤。

我忽然觉得这次跟以往的小打小闹都不同，成人世界头一次向我们亮出了他们的规矩严明，我们再不是做错什么都可以被原谅的孩子。

马勇被判了七年刑，假期同学们相约去探视他，我不知何故终于没去。后来断断续续给他写了几封“好好改造，要相信未来依旧光明”之类的信，也收到他的回信。可是后来，光阴似箭，我们在年深月久的思忖自己的出路，最终渐渐忽视了这个身陷囹圄的同学。

再后来，听闻小玉早早结婚生子，境遇如何不得而知；王杰网贷负债百万，东躲西藏；冬冬初中毕业后在外面打工，因工地事故不治早逝；我读完高中、大学，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在陌生小县城的事业单位蹉跎岁月。

初中毕业，人生的第一次分离，命运的轮盘过早将我们各自送去了不同的路，我朝着长辈们认为的康庄大道也不过活成了一个畏手畏脚、千篇一律的成年人，中庸而又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