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的仪式》读书笔记

到3月9日，用三个月时间阅读波伏娃《告别的仪式》，实际上是两个月，因为有一个月在疫情居家中，书本不在身边。而现在，我一遍遍翻阅我在书中画线的片段，寻找触动自己思想的痕迹。

《告别的仪式》是法国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记录的让-保罗•萨特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年，以白描的手法近距离地刻画了二十世纪知名哲学家萨特晚年的日常生活，他为之奋斗到最后一刻的事业，以及他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态度。

作为最接近萨特，也是对他最重要的女性，被萨特亲切称为“海狸”的波伏瓦记录了萨特的工作、思想、生活、旅行、饮食、病痛等等，展现了一个以亲密伴侣视角所看到的平凡的、日常的、却又不同寻常的萨特。

这是波伏娃陪伴萨特最后时光，对其中1970-1980每年的记录。这个回忆录主要依据是波伏娃这期间坚持写的日记，还有她搜集的诸多材料。

1970年，萨特考虑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认为应该超越“知识分子用苦恼意识本身来满足自己的良知，便自以为可以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的阶段，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概念。新知识分子努力让自己融入群众之中，期望让真正的普世性取得胜利。

1971年，萨特的健康变糟，左脑某一区域的血液循环出现了很大障碍，但他表现出超然物外。在剧烈舌痛止住后，他无以名状地微笑着，对波伏娃说道“那么，这是告别的仪式了！”萨特感觉自己活不过七十岁，苦恼完不成《福楼拜》了。

1972年，萨特表示打算再活十年。波伏娃记录了萨特活跃在多项活动场面，包括参与一部拍摄他的电影，讲述自己的一生，谈到道德始终是他关注的问题，谈到传统知识分子和他现在选择成为的新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以及出席演讲、参加大型示威活动、为《法国的毛主义者》写序、参加记者招待会、接受访谈等。

1973年，烟酒不断的萨特出现大脑紊乱，头晕病加上视力大幅下降，嗜睡过多。医生诊断萨特有糖尿病，脑电图显示受损。波伏娃为几乎失明的萨特读报读书，一起谈论政见。但萨特对恢复视力很有信心，当被问及怎样应付目前的状况，他答道：“只要把它想象成是暂时的，就一定能忍过去。”

1974年，受视力影响的萨特，精神喜怒无定。萨特继续参加政治活动，也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半失明状态。波伏娃使用一款磁带录音机，开始和萨特进行一组在巴黎就规划好了的对话。生活上也继续保持和前些年同样的节奏：短途散步、听音乐、读报看书。

1975年，萨特七十岁，依然活跃在各类媒体访谈、政治聚会中。在对他祝贺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人对他的诽谤活动。夏天，波伏娃和萨特在希腊、在爱琴海、在瑞典度假。波伏娃写到：“伙同萨特探索新的景点，是被我遗忘已久的乐趣。”尽管健康问题不断，但社会活动让萨特的生活重新幸福起来，甚至在接近自身价值极限的范围内写作。

1976年，萨特更能适应目前的健康状况，身体明显转好，当年的记录也没有对主要病情的描述。萨特的智力和工作状态良好。《境况种种》出版，《存在与虚无》再版，《辩证理性批判》英译本出版。11月7日，萨特在以色列大使馆接受了耶路撒冷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1977年，萨特和维克多合作《权利与自由》，在他看来，这本书是“我希望能在生命即将终结之时完成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因为自己已不能握笔写作，他深切希望在书中展现出一个“我们”，但又对这种“共同的”思考，犹疑不定。同时，萨特已几乎无法走路了。波伏娃写到“他变本加厉地给自己安排活动，耗费的精力超过极限，发病是早晚的事”、“可以肯定的是，萨特晚年的悲剧是他一辈子种下的恶果”。

1978年，萨特真正感兴趣的是和维克多写《权利与自由》，他说“这本书将具有一种新的形式……这是两个存在与当下的人所进行的真实辩论—他们在文字中施展自己的思想。不同的人读到它……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这正是让我兴奋的地方。”萨特希望维克多去完成他作为知识分子和战士的工作，认为他是“唯一能让我全方位满意的人”。但是。波伏娃对维克多有不同的看法。

1979年，当年的记录没有对萨特疾病的描述，但提及那年的暑假又是一段美妙的时光，萨特在朋友面前表现出生气盎然，“私下里旺盛的生命力让所有与之交流的人惊讶”。

1980年，4月25日萨特去世。波伏娃描述了萨特停止呼吸前大约一个月病情演变，以及她自己在萨特去世后的举止：“有一刻，我要求留下来和萨特单独待一会儿；我想钻进被单，挨着他躺下。一位护士阻止了我：‘不行。小心……有坏疽。’”令人动容。  “我的沉默（只对他隐瞒病情的严重性）没有把我们分开。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我死了，我们也不会重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这已经很美好了。”

在这十一年的简短记录中，有萨特参与的大量政治社会活动（以左翼为主的运动）。由于不了解历史背景及具体的事件人物，当我阅读的时候，都没有刻意研究及追溯。我较多关注的是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萨特，是如何在那些政治动荡不安的岁月中“存在”的，是如何体现他的“存在”的；去领会他的坚持，去领会他的哲学和人生的一以贯之；以及久传的他和波伏娃的精神伴侣生活。

占据本书四分之三篇幅的，是波伏娃与萨特在1974年8-9月的长篇对谈。波伏娃按照主题整理了录音，“我并不企图将它们按照文学模式书写出来，而希望保留原始的自发性”。

在波伏娃一波接一波的大胆提问下，萨特回顾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和求学经历，细诉对文学、哲学、阅读、写作、音乐、绘画、旅行、平等、金钱、时间、自由、信仰等诸多主题的心路历程和一生的思考。其中还包括，萨特与男人、女人的关系；对饮食，尤其是酒和兴奋剂的态度；对待疾病和死亡的看法。

事实上，萨特对波伏娃的提问没有完全充分的作答，回应是断断续续的，不时被诱发的信息，或者遥远的记忆注入新的内容。这就好像我们平时闲谈，虽说一般带有一定的主题，也忍不住会发散。而有的时候，出现了萨特过往没有表达出来的新思想，波伏娃并不一定完全理解。当发散远了，波伏娃又会拉回来。我把他时断时续、闪烁智慧之光的主要思想整理摘录下来：

波伏娃和萨特谈论时间最长的是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喜欢写作的萨特是将文学和哲学交织在一起。透过文学，表达哲学思想；透过哲学，展现与众不同的文学世界。

萨特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一些歌颂英雄的书，到巴黎后他开始接触严肃的作品，并对古典文学产生了兴趣。萨特很想进入文学圈，不是以作家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文化人。尽管在探险文学中投入了大量精力，但在外公家读过的另一类书，如《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等，让他意识到，文学并不总是包含探险的因素，他应该进入现实主义，从游侠故事过渡到现实主义，也就是讲那些自己能见到的人的故事。

而对萨特来说，哲学就是对世界的认识。所有的科学都属于哲学。通过方法论，我们了解怎样建设一门科学。一旦一个人懂得怎样建设数学或者别的自然科学，这就意味着他理解了全部的自然科学和数学。所以，萨特认为如果自己专门研究哲学，就将会学到应在文学中谈到的整个世界。“可以说，哲学给了我内容。”

自从开始研究哲学、开始写作，萨特认为文学的目标是写一本书，以便向读者展示他从前没有想过的事情。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他的理念：“我要展示一个世界。不是那些人人可见之物，而是那些我见而未识、却能揭示这个世界的东西。”成为一个好作家，最重要的是，揭示世间的真理。

萨特说到自己从十六岁开始，看待事物就有属于自己的、尽其所值的独特视角，并通过这些视角，发明了一大堆观念。一方面，比起看这个世界，遣词造句更能让他习得真理，通过遣词造句而掌握了物之本尊。另一方面，为了写出好东西而写，才是应有之义。也就是说，“让有价值、能代表你的东西发乎于心、宣之于外”。人在他自己的书里是在场的，人的价值来自他的书。

萨特把文学列为第一位，哲学第二位。哲学本身没有绝对的价值，哲学思考的是超越时间的现实，时过境迁后，哲学会相应变化。文学则相反，它盘点的是当下的世界，即我们通过阅读、讨论、情感和旅行所了解的世界。哲学所议之物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个人视角。“我要实现文学上的不朽，哲学是必由之路。”

因此，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哲学作品以及萨特创作的戏剧等）超越了当下的现实。“我想象自己置身于永恒的生命之中。艺术品能超越世纪而长存；如果我创造了一件艺术品，它长存于世，那么我这个道生于斯的作者也将长存于世。”

当谈及阅读方面的主题，萨特无疑读了很多书，他的外公就是大学教授，书籍很丰富。萨特乐在其中，阅读成为他最重要的娱乐，甚至让他痴迷不已。而从哲学班一年级开始，阅读普鲁斯特、莫朗等人超现实主义的书籍，让萨特从探险小说过渡到文化小说和书籍，这被萨特称之为“改变了我的的世界”。一个文化人，自然和他从小开始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密不可分，西方经典著作、“对口味”书籍的熏陶和沉淀在形成他的世界观和自己独特见解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事情，据说在萨特的《词语》中有较多描述，日后有机会再行拜读。在谈话录中，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是他关于时间性和客体的说法。

在萨特看来，文学作品中的时间是根本性的。“被创造的是读者的时间。首先，读者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其次，我们把时间放在一个为读者创造并在读者身上发生的时限之中。在阅读的同时，时间就变成了读者制造出来的客体。”“一个客体有它自身的时限，有它的开头和结尾。读者读到的一切与前面发生过及后面将发生的事情遥相呼应——作品自身的时限由此呈现在书中……这个时限在阅读中由始至终既属于读者，又不属于读者。这就预设了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关系，因为作者并非简单地平铺直叙，他的叙述需要让读者真正能够根据写出来的文字构建出小说的时限，自行复原个中因果。”

此外，萨特谈到“（文学作品中）词语是一种美的要素，但也是准确和真实的要素。”这不禁让人想到，翻译是多么重要的桥梁。所有国家的文字和我们的唐诗宋词一样，都有词语之美；句式带来的想象空间更打开读者与作者共同创造的超现实世界。我们喜欢阅读国外经典著作，如果没有翻译巨匠充分领会作者的用意，如果没有翻译工作者对当时社会环境和所在国文化基础的认识，读到词不达意的著作还不如不读。又想起二十世纪之初，现象学之前在英国兴起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成了哲学的中心问题。的确，语言的发明及其复杂性，带来我们对世界、对事物真实性的不同解读。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通过语言的呈现和表达，可能带来不一般的效果。除了语义，还有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交织一起，带来一系列的哲学问题。此乃后话。

波伏娃和萨特关于自由、平等、无神论、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对话，感觉细碎而不连贯的。猜测一是与萨特当时的身体状况和思考能力有关；二是对于萨特的一生来说，来源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思想是流动和变化的，需要与他各时期的作品、文章和演讲内容结合来看；三是谈话内容毕竟经由波伏娃整理，波伏娃是如何理解和呈现还需另当别论。

谈话录也透露了萨特一些小秘密。比如，波伏娃谈到萨特在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处于一种运动员似的亢奋状态，主要是大量吞服“科利德兰”-一种兴奋剂以后写的。萨特承认，依赖“科利德兰”，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追求想象，“在工作时就会处于一种浑然忘记自己身体的状态。我通过笔的运动自我攫取，想象与文思悄然成形。”在这方面，相信很多人都深有同感。我自己在需要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咖啡和蛋白质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在谈到“在一起”这个话题时，萨特忆及在巴黎高师、部队营房、战俘营时与一些同伴的轶事和友谊，与加缪、阿隆的决裂也提到具体的事件，政治态度大异其趣似乎是主要原因：“我和人闹掰，总有重要的原因，而最终下决心决裂的总是我。”萨特更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比起年长者或同龄人，我更能在年轻人身上找到自己。年轻人只要对哲学有兴趣，就有一套不按理出牌的求思方式，这和我自己问探究思想和真理的方式是一致的。”而在与男人之间交往时，萨特并不喜欢成为倾诉对象，而“更希望他们来找我时，把我看作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

萨特与女人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在那个伸张女权主义的年代，这可是身为女性主义理论奠基人的波伏娃最关心的话题。波伏娃引述萨特曾经说过，在和女人的交往中他是更有支配性的，“那些和我发生关系的女人是我主动找来的，应该由我来引导她们……我感兴趣的是将我的知性重新浸泡在一种感性之中。”萨特觉得，大概35岁或40岁时，知性和感性代表了个体发展的一个阶段；“我执意要求跟我发生关系的女人必须漂亮，这是让我的感性得以发展的手段”。“由于希望发展自己的知性，男人要先设法放弃一部分感性，结果就会向对方-女人-要求感性，也就是说，他占有那些感性的女人，以使自己的感性变成女人的感性。”萨特的女朋友非常多，甚至在去世前的一个月，萨特被发现躺在卧室地毯上醉得不省人事，就是“与他交往的女朋友不知深浅，给他带来一瓶瓶威士忌和伏特加”。

萨特是波伏娃一生的最爱，这是一对智力和情趣都十分匹配的情侣，他们之间是无所束缚、各自独立的生活。在与女人关系的话题中，并没有对两人之间关系的问答。是不是灵魂已经高度一致，任何的表白都是多余的呢？

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他的家庭背景和幼年成长时期如何为他提供思想上的可能？社会环境如何推波助澜，他自己在其中的行为和发挥，主动还是被动？他本人的生活习性、人生态度，是否如王阳明一样与自己的哲学理念“知行合一”呢？——这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内容。

最初认识萨特和波伏娃，是在英国莎拉·贝克韦尔著《存在主义咖啡馆》。最经典的前奏是如此开篇的：

巴黎，1933年。三位朋友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喝杏子鸡尾酒。其中一个叫雷蒙·阿隆的年轻哲学家，正在向同为哲学家的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盛赞一种他在德国发现的新鲜哲学——现象学。“你看，”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 中研究出哲学来！”就这样，20世纪影响最广泛也最深远的哲学运动发端了。受到启发的萨特，将现象学与他那种法式的人文主义情感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门全新的哲学思想——现代存在主义。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1980年）是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 。1943年，萨特出版了《存在与虚无》，把自己多年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这本哲学专著中。1960年，萨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实用整体理论》，而第二部分则一直没有完成。

萨特是法国战后重要文学流派存在主义的倡导者，1938年出版的文学代表作《恶心》是存在主义的著名小说，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日记体小说，通过中心人物罗康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哲学观念——存在主义。 1963年《现代》杂志发表了萨特的自传性小说《词语》。

萨特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当1980年4月15日，74岁的萨特病逝于巴黎，十万群众为他送葬，表达悼念之情。

而对于西蒙娜·德·波伏瓦，除了这本书，尚未读过她的任何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