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苦的，但生活应有它该有的样子 — —记精神病院实习

2015年11月7日，星期六

医院在城乡结合部，由于青运会而被取消的几个站点刚好恢复运行，所以轮到我们这组实习精神科的时候，交通已经算很便利了。“省精神卫生中心站到了”，走下车，没有了平日市区里的嘈杂，偶尔几辆电动车从身边穿行而过，还算安静。路边是很大片的波斯菊，有着幸福花之称，寓意着永远快乐，精神病院的入口就在两片幸福花海中。

这里也叫市第四医院，眼前的综合门诊楼和住院部离入口最近，挡住了食堂和和另一处住院部。一行十几个学生被分成七批，分别到七个科室进行两周的实习。铁门打开了，我被老师带到了一科，80多个男病人的科室。护士刚给病人发完香烟，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烟味，这股难闻的气息加上好几个的铁门，我总觉得自己被束缚在了一个密闭的空间，就仿佛一座监狱，关押着被社会抛弃的人群，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异类”。

刚入科的早上，一位新入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激动，用手敲打门窗、咬舌，经过一阵反抗，四个保安把他按压在床，用约束带保护性制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番场景，不由胆战心惊。走出一级病房，询问家属，做了入院评估。显然因为这是实习这么久来第一次做完整的入院评估，病例比较特殊，对于语言的组织总没法把握得恰到好处。患者的妻子在谈论病史的过程中一度流泪，我竟找不到任何的言语去安慰，拍拍她的肩膀，然后我也变沉默了。当人们处于极度悲伤的时候，也许最好的安慰方式就是沉默。这是初中的时候一位同学和我说的，觉得在理，也就一直这么做着。

昨天，我再次看到一张哭泣的脸，一位患者的母亲，欠费一万多，却只能交上两千块钱的费用。她反复求医生让她孩子继续住院。那个二十几岁的男孩，因为情感淡漠、行为怪异被送进医院，很叛逆，被保护在床上，想给他盖上被子，都被他踢到床下。

下午，去帮忙整理病历，把体温单一张张夹进八十多本病历夹，瞥见诊断名，大部分患者都是未分化型的精神分裂症，有几个偏执型、双向障碍和焦虑症患者。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给患者做了两次的脑电生物治疗，也在娱乐间和一级病房里问还算合作的患者病史。一位即将而立之年的患者谈到自己的精神症状的时候有些无助，那种不受自我控制的幻听，不定期的发生，十年之久，他说在意识清楚的时候很害怕，害怕这种可怕的声音。如果是命令性的幻听，我想会更让人心生畏惧。

最后两天，新住院的几个患者中，有一位是外科医生，一位是医学生。外科医生躁狂发作，判断能力还很强；医学生是抑郁症患者，典型的“三低”症状，情感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

……

十几天的时间，有很多的影像在我脑海晃动，本该满是青春朝气的脸上却是一双或淡漠，或怪异，或寂寞的眼睛。有的思维奔逸，有的迟缓。有的茶饭不思，有的抢夺食物。这些曾经只在教科书上出现的病例，在这几天中真切地呈现在我眼前。精神疾病患者基本上难以治愈，如果能够达到生活自理已算是很好。也许是缺乏经验，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让我实在难以相信眼前这些人，这些在我看来不过行为有些异常的人已经被家人或社会判为失去了社会功能。

实习的小伙伴，在实习之初发了这样一条动态：两周之后，我希望自己不要以任何身份再回到这里。另一位小伙伴说：如果时间可以快进，请把我带到两周之后。我不知道哪些东西让她们如此在意，或者说触目惊心，但我想我们都有着一样的无力感。

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是有治愈的可能，但是有些症状是终生伴随的。跟着心理医生在给一位患者做完心理治疗后，谈到家人的支持对患者康复的意义。病房里有一个未成年的男孩，第一次住院，他的父亲一直在陪护，一切都小心翼翼。但是谁能保证男孩如果需要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住院时，家人还会陪在他身边吗？或许到最后连一个月看一次都变得奢侈。疾病会把家属的精力消磨殆尽，况且家属所认为的治愈与医护人员对于治愈的定义不同，他们总想让患者回到没有生病以前，所以当他们看到患者的状态时难免失望，因此而疏远。这些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纵然我们都知道家人的支持很重要，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到最后。我表示认同，甚至这个道理可以推及到很多事情。

有时候现实很残酷，没有时间去恻隐，所以剩下的只有祝福。希望我见过的这群人，他们可以更好的生活着，一如医院门外快乐绽放的波斯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