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式正义 | 如何处理校园霸凌？

修复式正义

如何处理校园霸凌？

与谈人：橄榄枝中心 林育圣教授

文字整理—陈稚宜

此篇内容撷取自「我人本我知道podcast」节目。 这集邀请到「橄榄枝中心」林育圣教授，分享他在「橄榄枝中心」面对霸凌个案的处理经验以及相关做法。

橄榄枝中心的开端

2010、2011年，有二个社会瞩目的校园霸凌案件：八德国中事件以及新竹的象腿帮事件，台湾社会与媒体开始重视校园霸凌的议题。 教育部委托国立台北大学进行「橄榄枝计画」（解决校园霸凌事件方法之一） ，后来，参与研究的成员们成立了橄榄枝中心。

霸凌的定义

霸凌（bully），是挪威学者Dan Olweus（1931-2020） 提出来的，他定义霸凌，是一个反复不断发生的攻击行为，还有权力地位上的不对等——同侪之间的互动，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当一方变得特别强势，造成另一方在面对攻击行为时，没有反抗能力而且没有办法逃脱，这类攻击行为就叫做霸凌。

举例来说：象腿帮事件，是一个国中生得罪了高中生，高中生们就把国中生带去公园暴力围殴。 如果是单次，这是一个严重的暴力事件。 但因为高中生们把过程录下来上传到网络上，本来的单次严重暴力事件变成了网络霸凌。 被围殴的国中生面临到不断持续的羞辱，而且没有办法反抗，这就符合了霸凌的要件。 另外，网络乡民发现影片后，肉搜加害者，加害者就变成另一起网路霸凌的受害者。

单次的暴力与霸凌二者主要的差异是，对人心理的伤害。 当我们面对重复攻击行为且又无力反抗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造成「习得性无助」：忧郁、焦虑、孤独、不开心等等⋯。 另外，一个团体里强凛弱、众暴寡这些事反复发生时，师长要处理的，不单只是霸凌者跟被霸凌者的关系，而是整个周围相关人都需要辅导介入。 霸凌事件跟单次暴力事件，需要介入的广度跟深度都不一样。

修复式正义的核心价值

有一个强大压力的时候，人会遵从规定，但当监控变弱或者监控不在时，他又会回到原来样子。 这就是一般人觉得霸凌很难处理的原因。 修复式正义的进行程序有很多步骤，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发展出内在动机，主动改变行为，而不是来自一个由上而下的强大压力。

要实现这个核心价值，孩子必须认知自己的行为是错的，无论那个行为有没有被看到，或者是否违反法规。 孩子真的体会到，我伤害了他人，或我伤害了什么，然后产生一个更高的内在动机说， OK！ 我要来改变我的行为。

我们会给孩子选择，「愿不愿意进到修复式正义的处理方式？」 「你要不要进来对话？」 这个对话，被霸凌者与霸凌者双方都要愿意，当有一方不愿意，尤其是被霸凌者，她的身心状况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时，我们会先去照顾个别的状况。 当双方都愿意参与的时候，我们会让他理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有可能会被问什么问题，以及你可能会面对到什么样的情绪压力，一旦他们了解、也愿意参与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对话。

对话中，会有几个核心的主题：「我们会先讲事实、之后讲影响，再来讲未来，事实影响未来。」

讲事实，是要厘清这个冲突事件大致的发生经过，很多时候孩子说的细节会不一样，我们会引导孩子去思考，同样的事件，大家在不一样的角度，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会让孩子去谈这个事件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子的伤害。 不管是霸凌者，或者是被霸凌者，甚至是他们的同学、周围的孩子也可以进来一起谈这个事件对我们造成了什么影响。 当一个加害者与被害者面对面，听到被害者所受到的伤害，对加害者来讲，情绪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冲击也非常大。

修复会案例分享

所以我们中心进到学校去协助通常会花很多时间，跟孩子个别对话会进行一到三次，在过程中评估孩子目前的状态是否能进入对话？ 有没有最基本的动机，想要改善目前的状态？

举一个我处理过的关系霸凌的案例。 两个同学在小考时传纸条被四位同学检举，但因为纸条内容与作弊无关，老师就大概讲一下。 检举的同学中有人在脸书上贴文，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在骂谁，传纸条的其中一人看到贴文很难过，跟家长讲，学校就施压要求发文同学删文，并要求发一个道歉文，检举的同学们觉得很委屈，冲突就一直延伸。

我们和同学谈话时，才拼凑出整个事件的面貌。 原来作弊事件不是冲突的起点，最开始是高二上时，传纸条的二位同学AB因为转学生而感情生变，其中一人跟四位同学抱怨，煽动同学去攻击转学生。 但这段移情别恋只持续一个多星期，这四位同学发现他们被利用了...。

我们刻意不对他们的行为有任何评价，只是适时的丢一些问题，让他们去思考。 我印象很深刻，某位孩子一进来，我们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一直讲，接着我问：那你们高一的时候怎么样？ 他也侃侃而谈，我就说：嗯！ 听起来，你们高一关系还蛮好的！ 同学就说，「对阿，那又怎麽样？」

后来，我又问：「那有没有想过，在整个过程之中，如果你哪个时间点多做一些事情，或少做一些事情，会不会事情就不会这么复杂？」 同学突然就停了一下，我也没有再追问。 我期待这个作用会进去，在这个对话之中，我并没有责备他，只提供了一些思考的东西给他。

谈话快结束时，我问：「听起来，你们都已经要毕业了，那就这样毕业，会不会有一点遗憾？」 当然她没有回答，但看得到她在思考。 最后要离开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想过，那剩下这一、两个月要毕业，如果可以做一些事情的话，能不能做一些事情来改善目前的状态？」 她没有拒绝，也没有直接回答。

另外一个煽动别人的孩子，完全拒绝自己有任何的责任，他把自己认为是一个「被害者」，不愿意去面对他的行为。 访谈完后，我们决定这个对话需要再缓一下。

隔了一个礼拜后，教官联络我说「老师，他们班的风气开始变了！」。 他说，上周，他们要去企业参访的时候，这四位孩子主动邀请那两位受害同学，跟他们同一组，准备毕业典礼要用的影片时，他们也拉了这两个孩子一起来拍摄。

也就是说，我们丢一些问题，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原来没有预期到的发展;当孩子们愿意去理解事情的症结，有不同的角度可以思考后，他们本来以为的情绪卡关，就有机会透过内在的动力排除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