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儿（小说）

第一章：荣耀的起点

我的记忆，是从一圈滚动的银色开始的。

那是我生命最初的光。不是阳光，不是灯光，而是自行车轮圈在飞转中划出的那道亮闪闪的弧线。

我叫彭程，这个名字，是1970年3月，衡阳市自行车厂成立那天，我父亲——厂里的总工程师彭永年——给取的。

他说，自行车轮子承载的是路程，也是前程，我们厂和这座城市的工业前程。

我的整个童年，都浸泡在一种混合着机油、金属切削液和烤漆的独特气味里。

那气味从父亲的工作服上散发出来，从母亲给他带的铝制饭盒里残留出来，弥漫在我家那间位于厂区家属楼的小小房间里。它不芬芳，却让我感到无比踏实。

在我眼里，那不是污浊，而是荣耀的味道，是“制造”的味道。

我们厂，是这座城市的骄傲。七十年代初，为了轻工部那个宝贵的自行车定点生产资格，我们衡阳和省城长沙争得厉害。

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比拼的是技术，是实力。最终的决胜局，就落在了一个小小的“圈儿”上——自行车车圈。

我记得那些日子，父亲几乎长在了车间里。他的绘图板上铺满了车圈的图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尺寸、公差和技术要求。他带着技术科的人，硬是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攻克了车圈批量生产线的所有难关。当第一批闪着银光、圆度精准得挑不出毛病的车圈从生产线上下来时，整个厂区都沸腾了。就是这条我们自己研发、自己制造的车圈生产线，为我们厂赢得了“轻工部定点生产企业”这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

那时候的“双雁”牌自行车，是真结实。父亲常说，咱们做的是老百姓的代步工具，是载重驮物的实用家什，质量是良心，一寸钢材、一道工序都不能含糊。我还记得，每辆自行车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工人们用榫头轻轻敲打车圈，侧耳倾听那清脆、均匀的回响，以此判断钢圈的张力是否均衡。那“叮叮”的声响，是我童年最动听的音乐。

厂子最红火的时候，从厂区到生活区，俨然一个独立的小王国。高耸的烟囱日夜吐着淡淡的白色蒸汽，下班的汽笛声能传遍半个城北。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脸上洋溢着一种属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时代的自豪。而我最初关于“美”的印象，来自于厂里的黑板报和宣传栏。那上面除了红色的标语，常常有用粉笔画得栩栩如生的自行车图案，线条流畅，充满力量感。画这些画的，是宣传科一个叫小梅的姐姐，她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是我童年里关于“温柔”的最具体想象。

第二章：极进派的代价

时光就像自行车轮，转得飞快。转眼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我长大了，顺着父亲的意愿，也进了厂，在技术科当了一名学徒工。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搞活”、“经济效益”成了挂在人们嘴边的新词。

厂里的气氛，也悄悄变了。一种叫做“承包责任制”的风吹了进来，各个分厂开始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压力，像无形的蛛网，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就是在这个时候，厂里冒出了一批被称为“极进派”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在像“黑件分厂”（主要负责车架、前叉等黑色部件电镀和烤漆的分厂）这样的生产一线担任骨干，头脑活络，敢想敢干。他们最热衷的话题就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在大会上，他们言辞激烈，批评老一套的生产管理是“因循守旧”，是“阻碍工厂发展的绊脚石”。

父亲作为总工程师，是“质量派”的代表。他常常和“极进派”争得面红耳赤。“降低成本不是偷工减料！”父亲拍着桌子，“自行车的前叉衬管，那是保证强度和安全的关键部件！取消了它，一时是省了几分钱，可那是拿用户的安全开玩笑！”

但形势比人强。在越来越强调利润指标的考核下，“极进派”的声音渐渐占据了上风。他们嘲笑父亲“顽固”、“不懂市场经济”。当时最后一任厂长刘祥楼，是市里的十佳人物，有魄力，想干事，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效益压力。在几次激烈的争论后，一项冒险的“创新”方案还是在黑件分厂被强制推行了，其中就包括取消前叉内部的那个小小的衬管。

父亲极力反对，甚至以辞职相挟，但最终未能阻止。方案推行后，最初的几个月，报表上的成本数字确实好看了些，“极进派”们颇为得意。父亲却忧心忡忡，那段时间，他回家后总是沉默不语，常常对着窗外出神，烟抽得比以往都凶。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先是零星的客户投诉，说前叉有异响。后来，南方潮湿地区开始批量出现前叉因为应力集中而开裂的质量事故，甚至发生了骑行中前叉断裂导致的受伤事件。退货单像雪片一样飞回厂里，信誉的崩塌比大厦倾覆还快。

一场严厉的质量事故追查开始了。追查的结果，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

我永远记得那个傍晚。父亲下班回来，没有像往常一样先洗手吃饭，而是径直走进里屋，关上了门。过了很久，他把我叫进去，脸上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合着疲惫、屈辱和如释重负的复杂神情。

“程程，”他声音沙哑，“厂里决定，我承担这次事故的主要领导责任。我……提前退休。”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提前退休？对于一个把工厂、把技术视为生命全部意义的老工程师来说，这无异于一种公开的羞辱和放逐。我想争辩，想为他鸣不平，明明那是“极进派”胡搞，凭什么让严谨了一辈子的父亲来背这个黑锅？

父亲摆摆手，阻止了我。“我是总工程师，技术上出了这么大纰漏，我难辞其咎。厂子的名声坏了，得有人出来给个交代。我老了，无所谓了。只是可惜了咱们‘双雁’牌这个牌子……”他叹了口气，目光望向窗外厂区的方向，眼神里是说不尽的眷恋和落寞。

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他奉献了一生的工厂。他走的时候，没有欢送会，只有几个老伙计默默帮他收拾了办公室的物品。那只用了十几年的搪瓷茶杯，上面“先进生产者”的红字已经斑驳脱落。我推着自行车，驮着父亲的纸箱，走在离开厂区的路上。回头望去，夕阳给熟悉的厂房涂上了一层凄凉的橘红色。那一刻，我隐约感觉到，一个时代，随着父亲的离去，似乎也快要结束了。

第三章：子弟学校的歌声

父亲退休后，厂里并没有因为这次事故而真正吸取教训。效益下滑的趋势像缓坡上的石头，一旦开始滚动，就难以阻挡。但在这下坡路上，却曾有过一段异常明亮、充满希望的插曲，那就是厂子弟学校和幼儿园。

当时的党委书记胡均亮，是从市经委下来挂职的领导。他和抓生产的刘厂长风格迥异，他更关注“人”，尤其重视教育。他说，工厂的未来在下一代，孩子们的教育是头等大事。胡书记有魄力，投入资金改善了校舍，更重要的是，他以优厚的待遇和真诚的态度，从外面招揽来了好几位优秀的青年教师。

这些年轻老师像一股清泉，注入了这个日渐显出老态的工业王国。他们带来了新的教学方法，也带来了歌声、画笔和外面世界的广阔气息。我记得其中有一位教语文的苏老师，声音特别好听，她组织的朗诵队，居然在全省的中学生竞赛里拿了一等奖。还有一位年轻的男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厂区的空地上开辟了一个小小的植物园，春天的时候，油菜花开得金灿灿的，成了灰扑扑的厂区里最鲜亮的色彩。

幼儿园也办得有声有色，孩子们的歌舞表演还上过市里的电视。每天下午，放学铃声响起，孩子们像欢快的小鸟从学校里涌出来，他们清脆的笑声和琅琅的读书声，暂时驱散了笼罩在大人们心头的阴霾。那段时间，虽然厂里的经营依然困难，但生活区里却洋溢着一种奇特的活力。人们觉得，就算工厂暂时困难，但只要孩子们有出息，希望就还在。

胡书记抓教育的成绩，成了当时沉闷局面下难得的一抹亮色。谁又能想到，这竟会是夕阳落下前，最绚丽的那道回光呢？

后来，厂子彻底不行了，树倒猢狲散。那些胡书记招来的优秀老师们，凭着真才实学，在市里的各所中学成了抢手的香饽饽。有时在街上，我还能偶然遇见他们，彼此点头示意，眼神里都藏着一段共同经历的、五味杂陈的往事。他们成了我们这个厂留下的、散落在城市各处的优质“遗产”，继续教育着下一代。这或许是对胡书记当年努力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告慰了。

第四章：迪拜的海市蜃楼

为了扭转颓势，厂领导层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海外市场。那时，出口创汇是衡量企业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甚至是某些政策扶持的生命线。

大概在1991年前后，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在厂里传开了：我们衡阳自行车厂，要和长沙的电冰箱厂、株洲的电磁线厂这三家省内的国企“巨头”联合，在“遍地黄金”的阿联酋迪拜，组建一个“三湘公司”！各厂在那里设立经营部，专门销售自己的产品。

迪拜！那时我们对这个地名无限陌生，只知道那是个遥远的阿拉伯城市，靠石油富得流油。在工人们的想象中，那里的人们正等着骑我们“双雁”牌自行车呢！这仿佛是一根救命稻草，让陷入困境的厂子又焕发出一丝虚幻的活力。

我还记得，厂里专门抽调了精干人员，组建了海外经营部，突击培训外贸知识，甚至还学了几句简单的阿拉伯语问候语。一批批精心打造、包装一新的自行车被运往深圳港口，再装船发往那个神秘的沙漠之城。那段时间，厂里的生产任务似乎又饱满起来，车间里久违地恢复了加班加点的热闹景象。报表上，出口创汇的数字成了最亮眼的成绩。

我们都天真地以为，厂子找到了新的出路，要重振雄风了。殊不知，这却是一个致命的战略失误。为了满足海外订单，我们几乎倾注了全部的生产能力，一心扑在赚取外汇上。而与此同时，我们彻底忽略，或者说主动放弃了一个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崛起的、巨大无比的国内市场。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是中国老百姓消费能力开始释放的时候，对自行车的需求巨大。但我们的销售网络在国内却几乎停滞不前。当我们的自行车漂洋过海去换美元的时候，天津的“飞鸽”、“红旗”，上海的“永久”、“凤凰”，以及后来涌现的各种民营品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灵活性抢占着各大城市的商店柜台和农村的供销社。他们的款式更新颖，营销更灵活，更懂得国内消费者需要什么。

而我们，还沉浸在“出口创汇”的虚荣里。五年经营期限，像一场短暂的梦。1996年，由于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变化和经营不善，“三湘公司”的迪拜之旅宣告结束。派出去的人员和设备，从那个曾经充满希望的中东窗口，黯然撤回，最终辗转到了深圳，试图寻找新的机会，但已是强弩之末。

就像一个人，使尽全身力气向前猛冲，却一脚踏空。海外市场这个我们依赖了五年的支柱，猝不及防地塌了。而回过头来，我们绝望地发现，身后的根据地——国内市场，早已是别人的天下，几乎没有我们“双雁”牌自行车的立锥之地了。

第五章：车轮停转

失去了国外市场，又丢掉了国内市场，衡阳市自行车厂就像一辆同时爆了前后胎的自行车，再也无法前行。

最后的时光来得很快。车间里的机器声越来越稀疏，从三班倒变成两班倒，再变成一天只开半天工，最后，彻底的寂静降临了。那种寂静是可怕的，它吞噬了往日所有的喧嚣和活力，只留下生锈的设备、空荡的厂房和人们脸上茫然的神情。

工人们开始自谋生路。有的摆起了地摊，有的去给私人老板打工，有的则整天聚在厂门口的小卖部门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谈论着渺茫的下岗安置政策。家属区里，往日那种亲密无间的邻里氛围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和相互提防，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可能引发争吵。

我曾回到我和父亲曾经住过的那栋家属楼。楼道的墙壁斑驳，窗户玻璃碎了也无人更换。阳台上，过去家家户户引以为傲的、擦拭得锃亮的“双雁”牌自行车，大多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几辆破旧的、说不清牌子的杂牌车。

厂子破产清算那天，我混在人群里，远远地看着。没有仪式，没有宣告，只有几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贴上封条。那白色的封条，像一个巨大的“x”，打在衡阳市自行车厂的大门上，也打在了我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记忆上。

父亲是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厂子正式破产的消息的。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关掉了电视，拿起阳台上一把旧扳手，开始反复擦拭他那辆早已退休多年的、最早的“双雁”牌自行车。他擦得很慢，很仔细，车轮的每一根辐条，齿轮的每一个齿牙，都不放过。夕阳照在他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背上。我知道，他擦拭的，不是一辆车，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青春，一个曾经滚烫而光荣的梦想。

尾声：圈儿

很多年过去了。我也早已离开了那座城市，有了新的生活。父亲在前几年去世了，临终前，他迷迷糊糊中还在念叨着几个老同事的名字和某个零件的公差尺寸。

去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回到了衡阳。城市变得我几乎认不出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凭着记忆，找到了当年自行车厂的旧址。那里早已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商业广场，巨大的广告牌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年轻人穿着时髦的衣服，手里拿着我从未见过的电子设备，谈笑着穿梭其间。

空气中，再也没有了机油和烤漆的味道。

我站在广场中央，闭上眼睛。恍惚间，我又听到了下班的汽笛声，听到了车间里机床的轰鸣，听到了父亲用榫头轻敲车圈时那清脆的“叮”的一声响。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滚动的、银光闪闪的圈儿，它不停地转着，转着，载着一段火红的岁月，载着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最终消失在时代的烟尘里。

那只是一个圈儿，却圈住了一代人的一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