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太平天国的致命诱惑

　　1860年是太平天国后期战绩最为辉煌的一年。

　　这年5月，经过两个多月苦战，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陈玉成率领大军，以围魏救赵之计大破清军江南大营，再一次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围困。至此，太平军已经接连取得了浦口大捷、三河大捷、攻破江南大营三场军事胜利，基本摆脱了自天京事变以来的防御颓势，开始迎来太平天国历史最后一抹辉煌。

　　东西之争：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

　　天京上下一片欢腾。天国君臣也开始考虑下一步战略。此时的形势依然严峻，从天京事变后，曾国藩湘军以两湖为基地，稳扎稳打，接连攻下了武汉、九江等沿江重镇，一步步向下游的太平天国心脏——天京挺进。而此时，挡在湘军面前的重镇只有一座，那就是位于安徽的安庆。从1853年太平天国第一次西征开始，在石达开、陈玉成等将领主导下，安庆已经成为天京重要的兵员粮源基地。同时作为天京西部唯一的门户，安庆对于太平天国政权安危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有鉴于此，曾国藩在三河战役中丧失精锐李续宾部后，继续指挥曾国筌、鲍超、彭玉麟等骁将，水陆并进，向安庆扑来。

　　东进还是西进？以天京为中心，两种意见摆在太平天国决策者面前。英王陈玉成作为安庆方面主将长期奋战于江淮，安庆的重要性对他来说不言而喻，因此力主西上，解围安庆。

　　而另一位天国柱石，忠王李秀成却并不以为然。相比四战之地安庆，占领与天京近在咫尺、富庶繁华的苏杭对他更具诱惑。从清朝一方来讲，江浙一带富甲天下，是重要的税赋征收地，失去江浙，对帝国经济将是致命一击。与之相反，掌握苏杭可使天国获得巨大的粮饷财富，这对于从广西偏远农村走来的太平天国诸领导人来说，无疑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相继殒命：天国柱石的败亡之路

　　最终，洪秀全、洪仁玕采纳了李秀成建议，确定了“先东征，后西上”的战略。随即，李秀成率太平军主力连克苏州、无锡、常州，苏南大地尽入掌握。

　　在主政苏南的日子里，李秀成表现出了卓越的地方治理才干。入城后，他只带少数随从来到苏州百姓中，宣讲“道理”，取信于民。随后，他减轻赋税、招徕客商、善抚士民、整顿治安，把战争对苏州一带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与此同时，李秀成流连苏州富贵繁华生活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他在拙政园斥巨资，修造了规模宏大、装饰华贵的忠王府。史载，李鸿章攻克苏州后，面对忠王府的富丽堂皇、奢华典雅，也惊叹道：“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江南的香风暖雾逐渐软化了忠王的心志，而此时，安庆在湘军围攻下情势更加严峻。1860年冬，太平天国决策层决定，命陈玉成、李秀成率领太平军主力，沿长江南北两岸同时西上，进行二次西征，约期会攻武汉，吸引安庆外围湘军回援，以二破江南大营之计解安庆之围。

　　陈玉成解围心切，立即从安徽桐城出发，短短十一天，行军六百里，连取霍山、英山、黄州，兵锋直指武汉。此时，清军主力尽在安庆，武汉城防空虚，急得清湖北巡抚胡林翼直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关键时刻，英国舰队司令何伯派参赞巴夏礼前往黄州觐见陈玉成，请他不要攻打武汉，以维护大英帝国在武汉的商业利益。可叹陈玉成听信了“洋兄弟”的花言巧语，止步于武昌城下，随后，由于安庆战事吃紧，不得已自率精锐返回安庆救援。会攻武汉的计划就此功亏一篑。

　　陈玉成放弃攻打武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秀成的迁延时日、踌躇不前。按计划，李秀成本应率军沿长江南岸西上，与陈玉成同时进攻武汉。但李秀成刚进江西，还未与湘军接仗，便退回到了浙江。犹疑了两个多月，才又从浙江出发，向武汉进军。在江西、湖北境内，李秀成并没有全速前进，而是一路招兵买马，扩充了三十万以上的兵力。此时兵多将广的李秀成不但没有继续西进，反而在听说陈玉成已离开武汉，独自回救安庆之后，自顾自的返回浙江去也。对李秀成来说，与其远道而来冒险攻打重镇武汉，帮助安庆解围，不如趁兵力雄厚之机重返江浙、攻占杭州、扩大地盘。正如他被湘军俘获后供述的那样：“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

　　最终，安庆陷落，守将叶芸莱、吴定彩和三万太平军将士全部牺牲。英王陈玉成本人也元气大伤、退守庐州，最后被叛徒苗沛霖和清军合谋杀害。至此，太平天国心脏天京已是门户洞开、无险可守。

　　几乎在安庆城陷的炮声中，李秀成的大军进入了杭州城，江浙两省大部已落入李秀成、李侍贤兄弟手中。

　　但在安庆陷落、英王殒命、皖省要地尽失的大背景下，太平军刚刚占领的江浙一带和天京都缺乏必要的屏障和依托。曾国藩坐镇安庆，统一指挥湘军各部，水陆并进，直抵天京城下。与此同时，清廷为统一事权，实授曾国藩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节制苏浙赣皖四省军务。整个长江流域，曾国藩对湘军和各地清军已是如臂使指、指挥自如。他即刻委派李鸿章依湘军形制组建淮军，由安徽入江苏，与英国人戈登率领的长胜军相勾结，进攻以苏州为中心的苏福省；委派左宗棠建立楚军，由江西入浙江，与法国人日意格组成常捷军，进攻太平军李侍贤部。三路大军如一把巨大的三齿巨钳，以万钧之势插向太平天国核心区。

　　无奈之下，天王洪秀全一日三诏，催促李秀成速率大军回援天京。

　　李秀成只好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同时调集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等十三王军队，号称六十万去救天京。

　　如同面对围困安庆湘军的陈玉成，面对天京城外湘军深沟高垒的坚固防线，李秀成指挥各军猛攻四十余天，仍然未能突破，天京局势更加危急。

　　此时非但天京战场，江浙一带的战局也是急转直下。杭州城首先在1863年4月被左宗棠攻克，浙江全境被清军占领，随后，趁李秀成不在苏州，镇守苏州城的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等八位将领，勾结李鸿章的淮军，阴谋杀害了李秀成心腹——主帅谭绍光，向清军献城投降。江浙两地的丢失，使天京城脖子上的绞索越来越紧。

　　终于，洪秀全忧病而死。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被湘军攻破。李秀成指挥的天京保卫战最终失败。他护送幼天王拼死冲杀出城，最后双双被湘军俘获。在写完数万字的《李秀成自述》后，李秀成被曾国藩杀害于安庆。至此，虽然还有李侍贤、汪海洋几十万太平军余部转战江西、福建、广东，但离最终失败已为时不远。

　　李秀成和幼天王之死，标志着这场纵横十八省、持续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落幕。

　　城市噩梦：碾碎生命的巨大磨盘

　　李秀成的西征和东征为何失败？太平天国又何以败亡？百多年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单从军事上来讲，以城市攻守为其主要特点的战略失误，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回顾太平天国全史，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太平天国诸位领袖对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有着近乎偏执的渴望。太平天国肇始于广西农村，其领导人也多来自偏远地区和贫困阶层。除石达开外，无论是文化修养、见识魄力，还是战略眼光都有着相当的局限。

　　起义之初，太平军进入武宣东乡镇，洪秀全就迫不及待的自称“天王”。刚刚占领小城永安，太平天国领导集体就大封诸王，让自己成为各地清军围剿的众矢之的。此后围桂林、攻长沙、占武汉、克南京，太平军一路从广西打到江浙，其关键节点都是对沿途重要城市的进攻。即未见太平天国制定明确的革命方略，也未有建立根据地、发展生产、争取民心，为长期斗争做准备的实际举措。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不顾江北江南大营对天京城的威胁，在尚未建立稳固根据地的情况下，竟然派出从两万多精锐劳师远征、北伐中原，意欲攻下京城，毕其功于一役——天国领袖们把进取天下单纯看成了军事征服，特别是对大城市的征服。根据地的拓展和巩固，民心的争取和凝聚，政权系统的建立与战时经济的组织，意识形态与合法性的构建和完善……等等重要性不亚于军事征服的复杂工作通通被排除在视线之外。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北京只不过是一个比南京更大的城市，只要占领了北京，就意味着造反的成功和改朝换代的完成。

　　这是何等幼稚和短视。此时清廷早已把太平天国视为心腹大患，并在华北中原一带部署重兵，围堵区区两万之众的太平天国北伐军。结局早已注定：兵力有限、劳师远征的北伐军因后援不继最终全军覆灭于天津静海。

　　天国之误还不止于此。此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革命意志在秦淮烟雨和荣华富贵中迅速瓦解。天京，已经成了他们奢侈享乐的“小天堂”、“安乐窝”。除了偏师北伐，再也难见太平天国推翻满清，建立人间天国的真诚努力。无论是西征争夺安徽、江西、湖北，还是东征打破江北江南大营，虽然实现了军事上的一度辉煌，但无论是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都是为天京提供平稳安定的周边环境和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而已。表面上看，至1856年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取得了三破武汉、湖口大捷、一破江北江南大营的辉煌胜利，但事实上进行的都是以天京为中心的积极性防御作战，并不能对清廷的全国统治构成威胁。太平军占据的各个要点，如武汉、九江、安庆、镇江，都是依托长江拱卫天京的外围节点。除去这些重要城市，周边地区并没有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巩固根据地和强大战略机动兵团，天国防御已是强弩之末、非常薄弱。

　　果然，天京事变一起，太平天国内讧连连、自相残杀、颓势立现。清廷抓住难得的战机，在天京东面重建江北江南大营合围天京，在天京西面以曾国藩湘军为骨干，以两湖、四川为基地，一举收复武汉、威胁九江。若非洪秀全提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侍贤等年轻将领组成新的军事领导核心，太平天国的历史很可能在1857年就结束了。

　　然而至此，太平天国依然没有吸取教训，还是执行以城市防卫，特别是天京防卫为核心的防御战略。无论是浦口大捷、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营，亦或二次西征、东征苏杭，实际还是以拱卫天京安全、保证天京粮草供应为核心。太平天国早已失去了取清廷而代之、改朝换代的雄心壮志，似乎保住了天京，就保住了一切。所以直到最后一刻，洪秀全也不愿遵从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宁愿与他的“小天堂”——天京城同归于尽，亲手掐灭了太平天国复兴的最后希望。

　　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天京城早已不是革命的动力、进取的基地，而在事实上成为沉重的负担、致命的陷阱。

　　在太平天国斗争史上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几乎每一个重要城市，都有一个为之长期奋战的著名将领，和一段反复争夺的惨烈战史。如陈玉成之于安庆、林启容之于九江、李秀成之于苏州、吴如孝之于镇江，陈李二人自不必说，林启容坚守九江前后达五年，多次击败湘军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等部，气死湘军大将塔齐布，威震全国。天京事变后，终因天朝内讧不断、力量锐减，九江城才被湘军攻破，林启容和一万七千多太平军将士全部战死。从军事上讲，九江城和安庆、苏州、天京的败亡一样，都是太平天国消极城市防御战略的必然后果。

　　从某种意义来说，以天京为核心，九江、安庆、苏州、杭州等一系列大城市如黑洞般将太平天国将士们的鲜血和生命吸食殆尽，最后以自身的毁灭宣告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代价不可谓不大，教训不可谓不深。

　　与之相对，在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们，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太平天国的革命道路。在1947年12月，毛泽东所做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曾总结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要义便是，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最后再取大城市。这才是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特点的正确战略。为何？彼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有少数的工商业，但毕竟还是以传统农业经济为基础。解放广大农村，才能最大限度的集中人力物力资源，取得战略主动，同时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形成包围和遏制，并最终夺取大城市。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大片农村地区，并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全国农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虽然表面上看，国民党军队占据着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但在战略上却处于被包围的境地。随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共逐渐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直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对大城市的占领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此外，与太平天国偏重军事斗争不同，中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非常重视政权巩固和根据地建设。每到一地，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都会以自身的坚强组织为基础，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开展生产运动、宣传革命理论，为革命斗争提供了持续不断的人力物力和舆论支撑，直到最终胜利。

　　太平天国运动和李秀成们的功业已经过去一百五十余年了，但对天国历史和军事战略的梳理，却远远不应结束。（作者 田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