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未遂”——我的一次就医经历
“宰未遂”
——我的一次就医经历
医改的话题总是媒体的焦点。和同事朋友谈起求医问药，我总不禁想起曾经给了我无限感慨的一场小手术……
2001年，我还是20多岁的“大小伙”，精力充沛，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幻想。那年8月，正是“火炉”武汉最炙烈的时刻，我和同事到梦想已久的神农架休假旅游。在这片神奇的土地面前，我惊呆了：苍劲挺拔的冷杉、古朴郁香的岩柏、雍容华贵的梭罗、风度翩翩的珙桐、独占一方的铁坚杉，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更难得的是领略到了优美、古老的传说和古朴、神秘的民风民俗，徜徉在高山原始生态文化圈里，感受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甚至孩子气地眼睛都不怎么敢眨，生怕“野人”从我的眼皮下“一笑而过”……
在忘情的自我陶醉中，在一处山峰瑰丽、清泉甘冽的半山腰，我的左脚不小心扭伤了，立马红肿，疼痛难忍。好不容易回到木鱼镇的住处，买了“好得快”喷洒。因为医院已下班，一个麻木司机又带我去找一个土郎中做了针灸，感觉稍好。回汉后，即已消肿，亦无疼痛感。我不放心，又专程去同济医院作了检查，并按医嘱服了药。此后一直无事，谁料半年后，左脚后跟（脚大筋）处长出一块蚕豆大小的包块，用力按有疼痛感。穿皮鞋不碍事，但穿运动鞋时，鞋后帮正好裹住了包块，非常不舒服。
同事告诉我，这是囊肿。只要不破裂，一般不会太麻烦。做手术可以摘掉，但只要残留一点点，就会“春风吹又生”。唉，看着两个熟人（他们的囊肿都长在手背上）做手术后又“故态复萌”。我想就这么凑合着吧。
可是随者年龄的增长，加上体育运动较少，我的肚子日渐“中部崛起”。2005年4月，我下定决心，摘掉这个妨碍运动的“包袱”。
不就是个小手术吗？我没有找熟人。径直来到离单位最近的一家三甲医院，花了45元，医生给我做了“穿刺”，说是常见的囊肿，可以手术切除，并交待我下周五做手术。
我忙道谢出门，刚走几步，医生叫我回去：“哎，我跟你说，你下次过来时，多带点钱。”
“那带多少？”
“我想想，做手术要两三百，打针吃药要几百，这个，那还要看打什么针，进口针还要贵些，还要做病检，看是否是良性，你至少带1000块钱……”
我吓了一跳，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却想：不就是个小手术吗？怎么这么贵？
回单位讲给同事听，大家马上乐了：这是把你当“苕”，要狠宰一笔！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痛说医史”，讲何时何地如何被庸医“修理”，呵呵，医生被大家形容成了丧尽天良、分毫必计的奸商！
有个嫂子告诉我，我们单位有个同事的先生是我去的这家医院的医生，建议我找找看。同事挺好的，马上电话联系老公。老公电话里就说，要我不要理会那个预约的医生了，并约了我时间，交待了做手术的几个注意事项，他要亲自给我做手术！
那天，我如约找到同事的爱人。原来他是骨科的副主任。我还在纳闷，这是外科手术，他搞不搞得好啊。但人家这么热心帮助，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他亲自主刀，在囊肿处划了个十字形的刀口，刀口长约1.5公分，如探囊取物般，“小肉球”即手到擒来。只一个小时，手术即告完毕。
“多少钱？”
“收个材料费，50块钱。”
我讲了同事做囊肿手术后复发的事，他肯定地告诉我，摘除得很干净，已经“斩草除根”了，不会再长的。他又教我如何休息、注意些什么等。言谢后我赶到单位职工医院，打消炎针（开了三针，一天一针），吃药，花了100多。大约过了一个月，伤口全部愈合，讨厌、直接或间接导致我长胖的囊肿至此烟消云散。
算下地，不算穿刺检查，手术、吃药花费200左右。可原来那个医生要我至少带1000元（实际上，按照他的话，我确实至少得花1000元）！当然，这要感谢同事和爱人的“照顾”和帮忙。可是，中国有13亿人，有多少人能在医院拥有能给他们“帮忙”的亲戚和朋友呢？至于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得了大病，就只能在绝望中慢慢等死了……
写到这，一个我在儿童医院见到的镜头又浮现在眼前：
一位衣衫褴褛、愁眉苦脸的村妇抱着一个数月大的婴儿在抽泣，医生一边在病历上写着，一边面无表情地说，“我开这些药，有什么用？你吃得起吗？你的姑娘得了这个病，求天老爷也没用，她多活一天，你就多苦一天。你要她活下去，你就要苦一辈子。”
村妇身子颤抖起来，把孩子抱得更紧了。等待就诊的家长们窃窃私语，面露哀惋和同情。原来，她女儿是先天性心脏病。医生先前还说了：你不准备30万，就不消再进医院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