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谈起--读《艺术、神话与祭祀》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戎是军队或者战争。也就是说，国家真正的大事只有两件：祭祀和战争，而且祭祀要排在战争的前面。为什么要把祭祀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重要？其难道不是蒙蔽老百姓的虚假形式而已么。

《艺术、神话与祭祀》一书对此有着深刻的剖析。本书作者张光直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其1931年生于北京，先后在台湾和哈佛学习考古相关专业内容，其考古研究的方法及观点，在国内考古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本书以其在哈佛大学为非专业本科生开设课程的讲稿为基础编制，适合对历史有兴趣的普通读者。

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以夏商周三代为基础，重新审视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通过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沟通天地的祭祀过程及手段、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装饰艺术的意义、古代文字的产生及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回答了文明或者王朝在古代中国兴起的问题。

其书虽薄，但内容却是很丰厚，篇幅有限不能尽展其貌，本文仅从祭祀相关内容出发，谈一下书中内容及本人理解。可以说祭祀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文明的基础。要谈祭祀的重要性，还是要先从“国”的最初形态讲起。

中国古代的政治地位首先由是血统确定的。一个政权或者氏族中会有很多宗族，其中某个主要宗族凭借其重要的政治权威掌握着核心区域，可以称之为“王族”。王族发展到一定时期，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和资源分配，会有一位男性成员脱离王族所辖的区域出走，去开垦新的耕地和防御体系。

出走的原因会有很多，如内部争斗失败、分封或者有目的的开拓新区域等，人员也有可能是统治者的兄弟、叔叔之类。但不管原因如何，出走的领导者会带走以下几样东西：

1、他的氏族归属和族徽；所以几千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在认可和归属黄帝轩辕氏。

2、隶属于一个或多个氏族的宗族群体，以保证充足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力量；不是自己走，还要拉走一支队伍。

3、对其新建统治地域的管理授权；这能保证宗族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4、为新政权确立的新名称；晋、鲁、卫、徐等，都是由此而来。

5、用以延续与其父亲的宗族附属关系并标示其独立的祭祀标志及祭祀用具。

在新的土地上，出走的领导者会建立新的宗庙，并成为该分支的始祖。相对于其脱离的“王族”而言，他们就属于次要族宗，政治地位和祭祀地位相应的也处于次等。这一分支会不断重复，产生三级、四级等宗族分支。

宗族分支体系中重中之重的是具有城墙的城邑，城邑的规模和等级很大程度上和宗族的等级相一致。古代中国的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等级的城邑链接而成的城邑网络，每个“国”只是包含少量城邑而已。夏商周三代，这种“国”非常之多，大禹时期有上万个“国”，商汤时期减少至3000多个，周武王时1200余个，到了春秋末年，数量降至100个左右。

所谓“夏、商、周”，只不过是同时期，其规模最大武力最为发达而已，但并不是那时候唯一的国。国与国之间又会通过联姻等方式，形成新的纽带，所以在古中国这片土地上，大家的关系也越来越错综复杂起来。

无论是分支还是联姻制度形成的那种长幼尊卑和亲疏远近制度，都会随着历代的繁衍生息以及层层分支，变得渐渐模糊起来。所谓“一表三千里”，一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早已没有人会记得谁是谁。国与国之间，会再去争夺那个正统地位。所以除了血统之外，对“功绩”的评估价值显得重要起来。尧舜禹的禅让，就是典型的对功绩或者道德的肯定。

“功绩”这一评价体系，让王朝的迭代有了依据。商汤代夏，周武伐纣，都是如此。所谓“天命”，就是上天通过判断施政的功绩与统治者的德行来决定统治权的授予。新王朝获得权力一方是所谓的道德权威，另一方便是武力威胁。

道德体现在哪里？主要就是祭祀。统治者获得王权并在分封之后，便会把族内的行为准则编撰成宗族礼法，并在祭祀活动中进行强化和体现。不同地位的宗族对于祭祀都有严格的规定，从用品用具流程等，一点都差错不得。

如果差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可以说是后果非常严重！帝王一旦发现有诸侯在祭祖仪式没有严格遵循礼制，其诸侯的地位都有可能会被废掉；国与国之间，一方也可以对方在祭祀方面有失礼节为理由，联合很多国家一起去打他。

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宗庙。古代这些国家之间战争最终胜利的标志，就是打到别人都城，捣毁其宗庙，并把重要的祭祀用品搬走。问鼎中原的“鼎”就是祭祀品中的一种，其问的不是鼎本身，而是统治权。

说到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祭祀比战争更为重要了吧。战争就要拼出输赢，而祭祀有时候可以保证能不能发生战争。

祭祀让神话的色彩不断增强，而神话也增添了祭祀的对象，神话和祭祀之间可以说是密不可分。而艺术最初的形式，就是来源于神话，至于后面文字的产生，以及更为璀璨的文明，其起源莫过于此。对此张光直先生在《艺术、神话与祭祀》书中有着精彩的论述。如对此有兴趣，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