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

来自丽泽哲学苑公众号

导读

“现代性”是一个纷争的理论领域，其中不仅交织着对它的各种不同困惑与理解，而且更充满着对它的批判与解构的尝试。从概念所涵括的范围来说，它包含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等诸多领域；从时间的跨度上说，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现代性话语而言，从18世纪后期开始，它“就已成了‘哲学’讨论的主题”；再从空间的广度而言，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与论争，也早已超出欧美的西方世界，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在我们国内，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性”概念逐渐形成理论界的一个关注热点，有关它的话语也越来越流行，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一时间，这方面的译著相继面世，学术刊物上的现代性专栏也陆续涌现，尔后见到的就是一些研究专著在书店书架上的亮相。

为什么现代性的研究在中国会“热”起来？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不难得出。因为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开始向现代社会迅跑的时期。因此，伴随着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现代转型，人们自然相应地关注它的哲学与文化层面的性质与形态，亦即关注它的思维理念、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方面的东西。此外，应当说使现代性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的，还有另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即“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概念的出现及其传入。与“现代性”针锋相对的“后现代性”概念的问世，自然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并引发了探讨的兴趣。当西方已经开始谈论“后现代性”的时候，我们究竟应当形成什么样的现代性？我们是否能够依据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来达到“扬弃”现代性的目的？甚至还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是否可以超越现代性，直接进入后现代性？

尤尔根·哈贝马斯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曾经说过，概念构成认识之网上的一个网结。不过，这里我们还应当说，“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概念构成的不是一般的认识网结，而是观察、理解我们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视点。科学哲学上有句名言——“理论先于观察”。它告诉我们，没有纯粹的观察，任何观察已经预以某种理论为前提，它就像一副眼镜一样，借助它我们得以理解我们所观察的对象，对其作出某种解释。现代性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来说，所起的正是这样一种功能。

节选

马克斯·韦伯

虽然韦伯并没有就“现代性”概念作出专门的论述，也没有使用这一概念来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不过，就“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创立”这一意义而言，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可以看作就是对现代性的研究，尤其是他在这方面分析中所概括出的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集中表现——理性化的诸种特征，更是成为有关西方现代性的流行话语，成为西方现代性的典型标志。吉登斯曾经这样评价韦伯对现代性研究的贡献，称赞他是现代社会学的三个主要奠基者中，最清楚地看到了专门知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并用它概括出了一个“现代性的现象学的大纲”之人。

1.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

韦伯所要把握的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他对这一社会有着多方面的研究，但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直接与现代性论题相关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他这方面的分析是以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为背景，并围绕着一个核心概念——“理性化”来进行的，也就是说，他以“理性化”来诠释和把握资本主义精神。就此，他明确写道：“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这也就是说，韦伯明确地把理性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特有的哲学背景。韦伯这一类相同的论述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在阐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诸种要素，包括商业同家庭的分离，合理的簿记，合理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和以数学及精确合理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支持之后，韦伯给出了同样的结论：“所有这些问题，关键的一点是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特定的而且与众不同的唯理主义（idealism，亦即“理性主义”的另一种译法——引者）”。这里，韦伯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他所列举的具体表现包括数学的推理验证方法，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音乐方面的既多声部又和谐的和声音乐等，他认为这些都是非西方的文化所欠缺的，虽然古代的中国、印度和埃及等国家也有不同发达程度的数学、自然科学和音乐等。此外，他还以高度发达的中国历史学唯独缺少修昔底德斯的研究方法，所有亚洲的政治思想都缺少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方法相匹敌的思想方法以及缺少理性概念，来证明这种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

亚里士多德

在韦伯看来，正是这种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用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我们只能通过对某种历史个体所蕴含的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的理解，来把它们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整体。结合韦伯在其他地方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复合体”主要包含着如下两个要素：

其一，它是一种理性化的世俗伦理，其中包括（a）至善就是挣钱，以及（b）职业乃是“天职”，必须为之尽责的义务感；其二，它是一种理性化的行为方式，其中包括：（a）经济行为的理性化，其典型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簿记方式；（b）政治行为的理性化，表现为行政管理上的科层化、制度化；（c）文化行为的理性化，表现为世界的“祛魅”过程，即世俗化过程。

第一个要素关涉到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而第二个要素关涉到的则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背景。将这两个要素总合起来，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意指在新教伦理与理性主义影响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意识与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

2.理性化的世俗伦理

这里的小标题之所以用“世俗伦理”这样的概念，首先表明的是它与宗教伦理的区别，其次，并且重要的是，它涉及到韦伯所论证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的联系，后者在韦伯看来，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精神气质”。它不仅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而且以其禁欲主义的“天职”观构成资本主义的理性行为的思想基础。这样，从现代性的角度看，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性是由新教伦理构成其精神气质与行为基础的。

韦伯对资本主义至善的伦理观的论述，由引用美国早期的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些可称为“赚钱哲学”的话开始，如“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等，并称富兰克林的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我们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这里面。在韦伯看来，这些话宣扬的是一种“至善”的伦理观，即要尽可能多地挣钱。不过，这一作为“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的伦理，与之相关的却并非是任凭本能的冲动来恣意享受生活，而是与一种新教伦理的禁欲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是韦伯的学术研究所着力把握的一个关键点。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序言”中，他指出了进行这一研究的难处，因为它属于“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归纳起来，韦伯所着力把握的这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教伦理作为一种宗教的观念，它对经济精神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本质上在于构成某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ethos）。这种精神气质直接构成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之所以有如此的论断，是由于韦伯认为出自宗教信仰的伦理信念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影响，它能够强有力地用拯救和天谴的戒律来指导人们实现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一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伦理观念只要维持了宗教规定的态度，就能产生一定的心理上的约束力。只要宗教信仰存在，这种约束力就极其有效。因此他断言：“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革命并不是产生自工业方面的源源不断的货币投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开始发生作用而引起的。“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所以，在韦伯看来，决定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在于资本主义精神，而不是货币投资等其他原因。

其次，“天职”的思想构成资本主义的理性行为的思想基础。韦伯认为，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这种天职感构成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基本伦理观，它使个人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视为出自宗教信念的“天职”，并由此萌生和怀有对职业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人对自己的工作负有一种义务，并由此产生敬业的精神。

新教教堂

这里，韦伯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一出自宗教信念的“天职”感，根本的原因应当说在于他认为“传统主义”的劳动态度对于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它是资本主义精神必须与之作艰苦斗争的“最重要的对手”。所谓传统主义表现在，劳动者在工作上好逸恶劳，他们之所以会去劳动，只是由于他们处于还很贫穷的状态下，即使如此他们也宁愿少做事而不愿多赚钱，这意味着即使提高了单位时间的工资，他们的回应则是减少相应的劳动时间，而只求挣得能够保持以往的生活水准所必需的钱；企业主愿意经营多种商品而不愿追求标准化，除了忙碌阶段外，他们只愿意适度而悠闲地工作，满足于维持舒适生活的收入。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近代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而开始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它就必然会遭遇到来自前资本主义劳动的这一主要特征的极其顽固的抵制”。在韦伯看来，只有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才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这就是将劳动作为上帝所授命的天职，从而将劳动作为一种绝对的目的本身来对待，由此而奋发劳动，产生一种积极的劳动精神，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必需的劳动态度保障。有鉴于此，韦伯对这种“天职”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再次，以“天职”思想为内涵之一的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灵魂的救赎需要禁欲，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教义。但如何禁欲，在基督教那里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出世的禁欲观，主张通过隐修来求得救赎，这属于中世纪天主教隐修院的禁欲观；另一种是入世的救赎观，要求教徒怀有特殊的宗教神圣情结，在所从事的世俗职业中来证明自己对上帝的虔敬，这属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的禁欲观。新教禁欲主义的核心在于把劳动作为禁欲的有效手段，把职业看作上帝向人颁发的命令，因此劳动被视为人生的目的。厌恶劳动是堕落的表现，人们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以增益上帝的荣耀，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

就资本主义精神的这一来源问题，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专门辟有一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由于新教主张入世的禁欲，这使得拒绝世俗的宗教信仰通过社会心理转化为合理性的社会行动，从而成了改变世俗社会的力量。韦伯详细分析了新教禁欲主义的伦理观，尤其是其中的职业观，认为“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上面我们提到的他所引用的富兰克林那些代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在他看来就属于这方面影响的一个例证，它“与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涵并无二致”。他认为，中产阶级的生活在根本上体现的正是这种禁欲主义的特征，表现在诸如局限于专业化的工作，弃绝它所牵涉的浮士德式的人类共性——追求完整的和美的人性。韦伯并且认为，“这种禁欲主义乃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任何有价值的工作得以进行的条件”。

韦伯具体从对新教著述的分析中来揭示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英国宗教思想家巴克斯特的论述表明，清教徒认为时光无价，虚掷光阴乃是万恶之首。把时间用于享受，甚至超过保证健康所需的睡眠，都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上帝的神意已经为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们必须各尽事其业，辛勤劳作，恪守上帝为他安排的位置，循规而不逾此矩，“这就是人们的宗教责任”。在财富观上，清教徒强调就其作为履行职业义务的意义而言，财富的获取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必需的，它象征着上帝的赐福。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才是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它才是不正当的。此外，如果人把追求财富本身作为目的，才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比起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当时被奉为真理的财富观——“追求超过人生需要的物质利益就是罪恶”，无疑清教徒的这种财富观是巨大的进步，它为资本主义追求获利的经济活动扫除了伦理障碍（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慧田哲学”推送）。韦伯指出，清教徒的职业观及其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之所以会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是由于强调禁欲在某种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是禁欲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这种宗教思想，正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得到普遍发展的最有力的杠杆。这种形式的禁欲主义从伦理上证明了现代专业化劳动分工的正确性。而它反对财产的自发享受，主张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则具有使自由获取行动摆脱传统主义伦理桎梏的心理效果。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重要的是这种新的伦理观打破了对所谓获利冲动的束缚，当它与对消费的限制结合起来时，禁欲主义就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效果，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韦伯认为，清教的这种禁欲主义的世界观是促进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发展的“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终一致的影响。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

认定禁欲主义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这使韦伯进而得出如下一种极端的看法，即认为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与新教伦理相类似的特殊宗教伦理，来作为其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东方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伦理精神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这种论断意味着宗教伦理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这与韦伯自己宣称的反对用教条主义的做法来对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即反对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看作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产物的说法本身是相矛盾的。此外，东亚几个处于儒家文化影响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与俗称“四小龙”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与韩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经济腾飞的事实，对韦伯的上述观点也构成一个有力的反驳。在这方面，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与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尤其是当代海外新儒家在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与回应。有的学者认为，儒家的群体伦理，即强调自我是各种关系的中心，强调自我的道德修炼与自我约束的义务感，高度重视教育和礼仪，寻求取得一致意见和合作，注重信用社区和政府的领导等，这些伦理价值对于在东亚发展出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与企业精神作出了贡献。有的学者则干脆把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事实，看作“儒教资本主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