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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解读国民性与社会变迁

2019-01-30  本文已影响191人  星月时空

前言:

春节将至,大家对未来变数充斥太多疑问,不妨在假期静心品茗佳作。本篇文章略偏学术,便于快速缕清中国社会根基及其演变,剖析国内外文化的本质。《中国文化要义》是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他被称为一个世纪以来最具风骨的士人,这本书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

自鸦片战争始,国人日益意识到中国的落后,积极学习西方文化,并且发觉西洋之社会弊病,故既有民族虚无主义,又有新儒家,一时百家争鸣。然则辜鸿铭《中国妇女》之巧辩、李宗吾《厚黑学》之揶揄、周豫才《野草》之悲愤云云皆不若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之醍醐灌顶。《要义》一书句句玑珠,纷繁交错,逐章介绍不能抚顺行文脉络,故朔因导果失其顺序参入笔者见解整理读书笔记如下,以便日后温故或启未阅者。


自清末西风东渐以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然其文化概念过于狭义,往往是就文化层面诠释文化,以思想、礼俗、教育等为研究对象。《中国文化要义》一书采用广义的文化概念,指出:“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进而划取自秦汉始未受现代西方文化影响之固有者为中国文化,特就其社会人生来讨论。

作者跳出狭义文化进而指出社会构造是为文化要领,“一时一地之社会构造,实即其时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干;此外都不过是皮肉附丽于骨干的”,通过深入分析社会构造来阐释社会人生。然而国人长期浸泡于此社会构造,反倒摸不清头脑,通过与西方社会构造进行比较,则中国社会构造便可昭然若揭。

可见,作者的研究思路的前提是中西文化构造必须有其异质性。因而,书中批评了“独系演进论”的武断与粗陋,指出人类历史文化进程的“殊途同归”(恰似马克思的历史多线理论)。即:早期受自然限制极大同构型较强;随后因其环境文化各异民族个性渐显,发展道路旁逸斜出;而后世界交通与信息的便捷带来文化的融合,出现世界文化。

作者提出,中西社会构造的差异始于宗法制度消亡之后,而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西洋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表现为: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方社会个人本位,阶级对立。


一、伦理本位与个人本位

    宗法制度消亡后西方基督教开出超家庭的团体组织,进而集团生活偏胜。集团生活指具备超过家庭的有限范围和中枢机关对成员有约束力的组织。基督教要求一神论与兼爱同仁,它打破家族小群体组建教会,建立了集团生活,而宗教的政治化使得集团生活内部之统制过强且集团间斗争频繁激烈,集团纷争成了锻炼集团生活的绝佳机会。其外,欧洲中古的农业、工商业等皆是集团生活,城市自治体更是集团生活的集中体现。

集团生活中个人与团体是为两个实体,两者存在利益矛盾,在西方表现为个人本位(在苏联表现为社会本位,一战后社会本位有所回归)。

宗法制度消亡后,中国文化以周孔教化为中心而非宗教。周孔教化的非宗教性在于其即不谈生死鬼神又反对迷信不树立权威(生死鬼神观与教义权威是宗教的基本要素)。中国本土道教与外来佛教、景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虽其组织超越家庭范围,然而上诸宗教与儒家有抵触不得不自行修饰(必须表示对周孔之敬意)并且归属于亚文化。外来宗教之兼容并蓄没有纷争实则体现中国文化中宗教并不受关注。

较之西方,中国则缺乏集团生活,进而家庭生活偏胜。孔子以家庭生活为本,对宗法文化进行了两项改造。①祭天祀祖原是一宗教,孔子化之为周孔教化的礼仪,“所有祭祀丧葬各礼文仪式,只是诗,只是艺术,而不复是宗教”。②以古宗法古封建的伦理名分为蓝本,供世人建设性地以伦理代封建。

进而孔子用两种手段替代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乐礼设施之眼目,盖在清明安和四字,亦以之点出、形容理性”,去除非理性的愚蔽偏执之情强暴冲动之气。)。“宗教上原是奉行神的教诫,不出于人的制作,其标准为外在的,呆定的,绝对的。孔子教人所行之礼,则是人行其自己应行之事,斟酌于人情之所宜,其标准在内,是活动的。”周礼教化是道德的依傍,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体现了理性精神。

故中国文化以伦理组织社会,即伦理本位。伦理关系即是情谊与义务关系,亲情是最基本而天然的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并比拟家庭关系推广放大到各类人际关系,“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该组织不同于团体组织,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伦理本位在经济上体现乎共财与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的亲疏薄厚为准,正是费孝通所言“差序格局”),政治上体现在以亲情比拟官民君臣关系和以孝治天下等。“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


二、职业分途与阶级对立

“阶级之为阶级,要当于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求之。”阶级对立基于对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分离的经济的制度化。中国缺乏形成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经济原因:①独立生产者大量存在;②土地自由买卖且有地者多,难以形成土地垄断;③资本分散难以集中,一则体现在诸子均分财产,另则因海禁与忽视科技工商业无所进步。政治原因:实行举荐制或科举制,仕途向众民开放,教育普及(古代西方则教育与政治任职严格捆绑),士与农“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 “政治上统治被统治之两面没有形成,与其经济上剥削被剥削之两面没有形成,恰相一致;其社会阶级之不存在,因互证而益明。”

中国士、农、工、商四民,组成此广大社会的不同职业,彼此相需,彼此配合,只有职业分途,不存在阶级对立。而在西方社会,集团生活产生了严格的等级制度 ,官职与身份世袭,禁止跨等级通婚 ,因而其古今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

作者进一步引申,读书任仕这一政治制度形成的士人融解了贵族阶级,导致封建的解体,社会的无阶级对立使得国家(意指政体治理)与社会相混融,形成“家庭/天下”两极实体与西方社会的“团体/个人”两极实体相对照。

“职业分途代阶级对立”的社会构造,导致了中国肇源乎秦汉两千多年的政治特殊性,表现为政治伦理化、无为化、一元化。权力的一元化导致社会形势散漫,政治改造国家形式的作用断绝,同时因道德无从把握,中国历史进入一治一乱得循环中而无革命。


三、向里用力之人生

中国社会结构的“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阶级缺乏,则统治为难,中国政治乃不得不伦理化。由政治之伦理化,乃更使社会职业化,职业又有助于伦理。”更为深入地,两者皆体现中国文化向里用力之人生:伦理关系之问题须向里用力以求解决。阶级对立势必迫使人对外抗争,职业分途则开出路来让人自己努力。

理解向里用力之人生,必须谙知梁漱溟的“三期三向论”(可参阅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在人生态度上之不同,实为其文化不同之根本。而此三种人生态度实应于人生三种问题而来”,即: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与哈贝马斯的“三世界”理论不谋而合,然而梁氏重意识形态,哈氏重社会系统。)西方社会取向外用力的态度——从身体出发;中国文化径直取向内用力的态度——从心(理性)出发。

人类克服自然、安于人世在于其遇事能有所犹豫摆脱本能,运用后天培育的理智与理性。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的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必须屏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中国古人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与韦伯行动理性理论的区别:理智指自然科学,理性指安生之慧,并不能对应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中国人生态度从理性出发,故精于人事而勿于科学,不见有产业革命。同时理性也展现了民族精神之所在,一为向上之心强,二为相与之情厚。向上之心强指重视培养浩然正气,不断实践理性,该价值观即肯定现世人生又不溺于物欲。相与之情厚指珍视高尚的情谊与义务关系。(可惜民族精神日久原意浸失,渐沦为机械形式。)

“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即理性)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者便是早熟。”孔子之道在乎理性精神,社会构造促成并显现了社会人生 。伦理本位使中国混而不分,消解了个人与团体的对立,即使有对立,也因缺乏阶级而难以形成对抗,故社会安定,地域关阔而历史久远(与象形文字、向里用力等亦有关系)。理性早启也体现在宗教与封建无立足之地,而现代西方社会革命无疑是个人主义彰显、反宗教反封建(即理性主义抬头)的后果,由古代西方社会结构决定的,相比之下可见周孔教化理性早启之高明。

然而中国文化早熟更使得中国历史盘旋不进。一方面,其社会心态与社会构造致使产业革命没有发生,进而不能带来社会结构变革;另一方面,道德教化失灵之时生产供给不足引发的乱世(周期性的乱世肇始乎道德“放肆”)进一步破坏生产,“两面绞扣,互相牵缠,动转不得”。 中国自封建解体,融解阶级、缺乏经济进步,拆散了人类通达理性的阶梯,进退两难,只有盘旋。

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作者在书中写道,“人类文化渐高, 原利、力、理三者循环递进, 然人的理性日启,则利与力的地位随之递降,这是一面。另一面,利发达了,人之所需无不给,则利亦不足重,力发达了,人人有力,则亦难以力服人。末后经济上完成社会主义,政治上完成民主主义,那便是利、力、理三者同增并富, 而理性居于最高, 以决定一切。”梁漱溟指出,中国向里用力之人生态度是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该论断当今已颇成共识),进而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植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促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奋进的品格, 从而使中国理性文化凭坚实的经济基础得以充分弘扬。


后记:

或曰《要义》一书重理论轻辩证,或曰梁老因肇识乎法严宗与黑格尔哲学偏视中国文化之积极面,笔者才疏学浅在此且搁议不予造次。熟阅该书则国人之缺公德、轻民主、重关系诸社会心态昭然若揭,亦谙其社会心态之本,深探社会结构与民族精神,有助中国社会之研究,推荐大伙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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