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叔和杨婶

杨叔和杨婶是六十年代的人，二人当初是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成的婚。

当初，媒人介绍李姑娘给杨叔父母认识，二十几岁的她并没有多少想法。杨叔的父亲是国营厂的门卫，杨叔也是国营厂的员工，而杨婶，是个普通的种田姑娘。

毫无疑问，杨叔在当时的婚恋市场是个香饽饽。但不知道为什么，本可以找个正式职工的他被安排跟农民姑娘见面，议婚。

自第一次见面之后，婚事并没有进展。一年过去了，有个周日李姑娘去砍甘蔗，在公路上遇上休假回家的杨叔，也只是点头，连话都没多说一句。

大约二年后的初夏，在媒人的促合下，杨叔和李姑娘成了婚，李姑娘成为杨婶。杨叔依旧在城里上班，聚少离多。因为杨叔母亲特别强势，所以在家常对杨婶颐指气使，稍不如意便对儿媳破口大骂。杨婶也偷偷回娘家哭过几次，无奈嫁出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事情并没有解决。

杨叔和杨婶成婚后第二年夏天，杨婶诞下一女。那时候，正逢上“双抢”，产女还没有满月的杨婶被婆婆迫去田里割稻谷。终于几天下来，杨婶体力不支，并出现“垂肠头”症状，幸得邻村有一认识好心往杨婶娘家带讯。

这下，娘家不得不插手了。经过再三商讨，为了不再出意外，杨婶带上未满月的女儿，进城跟随杨叔。

来到城里，杨婶大字不识，举目无亲。杨叔的父亲是国营大厂，家家都分有房子，只是杨叔父亲性格孤僻，不合群，常顶撞领导，甚至有时对着干，可想而知，连分到手的房子也赌气不要。

一家四口人挤在一处公产房，大约十几平方。杨婶这里打打零工，那里做做小工。没有户口，没有岗位，俗称“黑户”的杨婶，就那样捱着过。

有一天在马路上，杨婶碰见杨叔厂里的女同事，女同事招呼杨婶喝茶坐谈。杨叔女同事告诉杨婶，当杨叔当初说要结婚时，大家都准备了厚礼，没有想到的是杨叔竟然是回乡下摆酒，更没有想到的是和杨婶结婚。据知情女同事说，结婚前杨叔和厂里另一正式职工的小姑娘打得火热，二个人常常牵手逛大街……

杨婶听后面无表情，也许是对杨叔那些婚前艳闻不感兴趣，也或许是觉得事情在预料中。当下最要紧的是，杨婶只想办法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女儿二个“黑户”。

日子不紧不慢过着，杨婶终于在私办小厂找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不但工时长，工资低，而且每个月都拖欠薪资。没办法，也只能将就着做。

哪知道半年后的一天，杨婶在上班时间发生工伤，一只眼睛被工作的物品刺伤眼睛。私办厂没有赔钱，杨婶只能自己出钱治疗，并在家休息。

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忙碌没有兼顾女儿，女儿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掉到倒数几名。

勉强把眼睛治得七七八八，杨婶又出来找了一份能够果腹的活儿。就在生活稍微安定下来，杨叔的工厂拆散了，改制，杨叔成了下岗工人。 

于是，杨叔被逼自找职业以谋生活。经过亲戚朋友推荐，杨叔做过门卫，当过销售送货员，最终成了一名“摩的”，不幸的是出了一场车祸，自身手摔伤，对方是老人，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杨叔赔偿了住院费。

杨叔在家里养伤期间，脾气甚大，啥都看不顺眼，对杨婶动辄发火。无论杨婶如何软言软语，杨叔也有茬可找。

经过一段时间调养，杨叔恢复得差不多，女儿也在热心人介绍下结婚，安家在本小城，对方是小康家庭。就在女儿结婚后生下小外孙女时，杨婶中风了。

在医院住院治疗，数月后检查结果各项指标都接近正常，便回家康复。刚开始一段时间，杨婶很积极配合治疗，基本生活能够自理了。

忽然有一天，杨婶开始不说话了。杨叔带其去医院检查，没啥大碍，医生也弄不清楚病人对任何人拒绝交流的原因，就说是“脑梗”后遗症。

时至今日，杨婶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由于怕发生意外，杨叔整天把门锁住。杨婶整天在前阳台看看花草，到后阳台望望对面楼上的鸽子。她不说话，不做饭，不做家务，不娱乐。杨叔天天早起，做饭，买菜，做家务，伺候杨婶的吃喝拉撒。有时候，碰见杨婶使性子不吃饭，杨叔还和颜悦色地劝，温言软语的哄。

在正常人的世界里，精神病患者是异类，是属于不好的一群人；有个心理专家说：精神病患者其实是真正健康的，其行动其状态是其心理反射，他（她）能够做到对现实不满，愤怒，然后勇敢拒绝，反抗，依据自己的准则而活，是敢于坚持自身价值观念的表现，不用顾及他人感受，无视别人的任何反应；相比我们正常人：在工作中讨好领导，在感情中迁就伴侣，在父母有生之年斤斤计较不赡养，在父母故后大操大办丧事，对孩子溺爱，对朋友观颜察色……相对一部分人，委屈求全地过着日子，小心谨慎地对待生活，精神病人，却活成了自己心目中的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