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入世"

许知远 十三邀

数月前，随着《十三邀》节目中马东与许知远的尬聊，“知识分子”话题再一次被推上舆论场。马东、许知远、罗振宇，公共知识分子们以不同的姿态参与到大众话语中，消费着不同的社会情绪，皆是较为成功的案例。以许知远为例，他在节目中寻经布道式地拷问，暴露自己的傲慢与偏见，真诚地消费那份执拗与尴尬。这正是网络节目泛滥市场上的差异化定位。

许知远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着这个时代巨大的矛盾。人文精神逐渐边缘化，商业浪潮滚滚而来，文化与商业，精英与大众，文学与传媒，种种矛盾交织。在节目的预告中，他诚实地自白：“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试图去捕捉时代的精神，却又厌恶时代的流行情绪；一个勉强的创业者，努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却又不完全相信商业上的逻辑；开了一家书店，书店里只卖我想看的书。”

“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入世"

知识分子到底是怎样的社会存在？在脑海里搜索“知识分子”词条，模模糊糊，决定查阅资料，试着触摸这个庞大的话题。

何为知识分子？

名正方能言顺，严顺方能行果。何为知识分子？《辞海》中解释：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字眼“一定”界定含糊。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将知识分子界以学历标识或者职业标识，流俗观念中的“知识分子”是模糊的，也见过“papi酱，知识分子网红”类似的标题，词条的泛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作为独特社会角色的存在。

从语源学角度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俄国，在最初语用中是具有鲜明的独特的人文性含义的规定，所指对象并非所有与“知识活动”相关联的知识界群体，而是特指从事人文思想活动的文化人群体。借康德概念，其是致力于人类理性层面的建设或批判的思想群体，区别于致力于人类“知性”层面的发展的知识群体。“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首要本质在于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处境抱有深刻的内在关怀，并自觉地献身于这种关怀活动中，是超越于具体的个人利益之上的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关注。”董志强在《知识分子之现代阐释》中说道。

有学者认为人类知识分子最初原型可上溯至原始社会的“巫”，沟通神与人，建构价值意义，规范生命活动，以获“祸灾不至，求用不匮”的栖居世界。原始社会解体，“巫师”为新社会阶层“士”所取代。“士志于道”，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信仰寄托。是司马迁所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张载曾诉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曹雪芹笔下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巫到士再到晚清而起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不同，却有着一脉相承的社会使命，超越当下，通达真理，为人类提供规范系统。

从以上种种，可见知识分子自诞生而来就伴随着“超越性”，虽以超然之态凌驾于凡俗之上，终归是落到“人情练达”“通古今之变”“为万世开太平”。生而为人固有“存在与生存”的二重性，于知识分子则是“出世”之心，“入世”之使命。持着“矛”与“盾”的知识分子以何种姿态入世是关键，过程中必然会受制于生存功利。

知识分子何为？

“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入世"

从文学史上看，鲁迅先生最早以启蒙立场书写现代知识分子，于是有了“狂人”“疯子”“孤独者”们。鲁迅志在立人，撰《摩罗诗力说》呼唤“精神界的战士”反对封建传统，他所呼唤的战士是拒绝众数的“为世所不甚愉悦者”，他们呐喊，反抗，有着不被世人理解的孤独性。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该是拒绝潮流的，五四时代鲁迅的“入世”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三十年代，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主流文学或站在阶级立场上关照社会，四十年代以来以大众化角度为群众服务，到八十年代的重返五四传统启蒙话语，呼唤“人道主义”，都是知识分子以不同的姿态烛照社会的表现。

百十年后的九十年代，文化格局繁复，戴锦华称之为一处“镜城”，尖锐矛盾的社会群体，利益集团斑斓多端，官方与民间，中心与边缘，权力机构与社会抗衡力量，重新组合，共生共存。而这似乎是商品化吞噬一切价值意义的时代，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大众传媒的发展，整个人文学科在新的社会变革中失落了原来地位，社会文化空间边缘化。人文精神失落，随之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特例独行的社会批判立场和纯文学审美立场处于艰难境地。

当下，知识分子又以何种方式入世呢？

精英文化愈来愈向市场文化转移，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下独立人格丧失的顽疾也愈发暴露。部分知识分子本身的二重性：“自由超越的知识分子角色”逐渐让位于“受制于生存功利的社会职业角色，”严格来说其知识分子身份是受到质疑的。如今公共知识分子向流行文化谄媚的现象数见不鲜，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一张没有牙齿的嘴，不再具有说出真理的权利。他们也许赚的盆满钵满，却是失去了知识分子“人类社会的良心”这一崇高荣誉了。

“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入世"

知识分子与传媒若是有效结合，也能成就一番各得其所的“琴瑟和鸣”：[尚不能充分确认自己身份合法性的“大众”传媒借助文人获得了文化快餐所匮乏的文化资本，而文人则借重传媒，不仅分享着权利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利，不仅成功逃离了转型期知识分子群体所面临的经济困窘与精神危机，而且曲折但有效地保有了自己介入社会，主导社会的中心想象地位。]我觉得许知远，马东，罗振宇都属于这一类。在不同的文化平台，分得流行文化一杯羹，同时带着强烈的个人见解去辩论和思考。马东披上娱乐的外衣打着“王者荣耀”，在奇葩说上分享真知灼见，自称“臭奸商”的罗胖用每天60秒开拓知识服务，许知远虽唱着时代的挽歌，却已经将阅读文化和“许知远”这个品牌转变成商业模式。他们的独立精神仍在么？固然有一些诟病的声音，在“二重性”的磨合中必然做出妥协了。但我觉得他们仍保留着“牙齿”，内心依然有坚守，不颂圣，也不讴歌，目前而言是扮演好广义上公众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用马东在节目中对许的话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表现为愤怒，我表现为悲凉。

图片发自简书Ap马东

若根据“知识分子”语源学的狭义定义，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多余人”。当下，也一定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在我们视野范围内，在社会放逐，自我放逐中固守价值，孤独地探索真理，诠释着“崇高是崇高者的墓志铭”。

费希特眼中的知识分子是为人类提供照亮前进道路灯塔的人。对“知识分子”崇高的定义注定了知识分子的稀有性。从狭义出发，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尺度去衡量知识分子。我所举的例子也只是我的考量。

那“知识分子”是否注定内在的悲剧性？在后工业时代，又该如何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也许是左手矛右手盾，不拒不迎，怀着一颗心，愤怒又悲悯吧。